史啸虎:纺织女工与上海工运

——母亲的青年时代(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9 次 更新时间:2018-05-13 19:00:59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前注:5月13日是母亲节。去年母亲节前夕曾写了一篇《少年母亲与上海工运》发表于爱思想网刊。因时间仓促,那篇文章只写到先妣少年时代如何在上海做纺织女工以及如何参加工人运动的历史,而未能续写母亲如何离开上海前往淮南路东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历史。有点遗憾。后经进一步查找资料,尤其是翻阅了母亲生前在文革时期所写的相关材料,便将母亲的青年时代后半段(1939-1949)是如何参加共产革命并离开上海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的经历也写了出来。这样就形成了这篇完整的《母亲的青年时代》。因篇幅较长,特将该文分为上、下两集,作为献给母亲节的礼物分别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1919年6月,在我父亲10岁的时候,我母亲吴鹏云出生于距泰州西北100多里路的扬州江都邵伯乡的一家以弹棉花为业的手工业者家里。当时,母亲家没有土地,外公是一个弹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给七里八乡的乡民们弹棉花,生活很是贫穷。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上面应有八、九个哥哥姐姐,但因贫穷,只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活了下来。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们都比母亲大很多。比如,大舅就比母亲大上快二十岁。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6-7岁。母亲前面两三个哥哥姐姐都早夭了。可能是还想生儿子,于是外公外婆就给母亲起了个很土、但当时也可能比较时尚的小名:招弟,而母亲的大名则叫吴兆琥,又名桂英。如果循扬州江都乡下旧俗对最小子女的方言俚称,那就叫老巴子。

  

   在我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17岁首次离家到江阴西塘墅布庄当学员时,我母亲吴鹏云那年7岁。扬州江都邵伯乡下弹棉花市场就那么大,外公外婆一年到头也揽不到多少活计。那时大舅已在乡下结婚,夫妻俩也是子承父业:弹棉花。仅靠弹棉花为生,日子过得愈益艰难,但家里又没有田土,租田务农等活计手艺人也不大会干。后听说上海发展快,人又多,弹棉花活计应该不少,于是外公外婆也就领着新婚不久的大舅大舅母、二舅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儿到上海谋生去了。邵伯乡下也就没人了。那年是1925年。

  

   母亲一家到了上海就到棉花最多的纱厂和纺织厂十分集中的杨浦临青路区段贫民区租了一间带阁楼的房子,栖下身来。白天,外公外婆和大舅二舅就给人弹棉花,晚上一家人就搭铺挤着睡在里面。母亲的三个姐姐都在裕丰纱厂做工人。外婆则在裕丰纱厂的工房里给女儿和其她女工们烧饭。

  

   母亲小,不可能进厂做工,弹棉花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能吃闲饭,就去附近的一些发电厂和缫丝厂的锅炉房烧过的煤堆旁捡煤渣。一是外婆在厂里给女儿们烧饭和家里生火烧饭需要;二是倘有时捡的多些,也能去附近早点摊小饭铺换些油条烧饼之类吃的东西回来。捡煤渣这活计不算太累,但很脏,每天都蓬头垢面的。一个女孩子整天干这活也确实不容易。这样的日子母亲一直过到13岁。

  

   1932年,身材发育得较好,长得也较高的母亲虚报了两岁就到日本人办的上海沪东日资的裕丰纱厂去做童工。先是学徒,当下手,干粗活,但母亲心灵手巧,认真好学,没一年,就被调到细纱车间当工人。细沙工是个细活,整理、牵伸、加捻和成形都要用心去做,所以工资与其他车间比要稍高些,干得好,一月能挣10多元钱。但车间湿度很大,温度也不低,干活是一刻不得停,根本坐不下来休息,收工时经常是全身湿透。母亲说过,干那种活很累。好在母亲很年轻,能挺下来,而且还能为贫穷的家庭分担一些生活成本。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她那时心情很愉快,还攒了一点私房钱。也就在这年的春节前,父亲被江阴布庄辞退回泰州,失业了。

  

   1935年,母亲16岁。就在父亲与何伟、黄兴学他们在武汉组织读书会,团结各自周围的学生、教师和工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在上海日资裕丰纱厂做了三年细纱工的母亲这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纺织女工了。在此期间,她认识了一个名叫王菊芳的好伙伴,用现在的话说叫闺蜜。此人是附近另一家日资纱厂——同兴纱厂女工,比母亲大两岁,但与母亲形同姐妹。无话不谈。母亲也相信她。王菊芳读过识字班,有点文化,于是就动员母亲去位于杨浦临青路上的临青中学办的一个识字班读书。这个学校的识字班上课是业余时间,下班后或休息日都可以。母亲从未读过书,但知道读书认字的好处,加上学习的地方离家和上班地点都不远,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杨浦临青学校成立于1932年,位于杨浦临青路临青坊里,后迁顺成里,是中共一家外围组织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赞助的。许涤新、何干之等中共早期理论家都是这家“社联”的成员。它的一些教员是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刘筱圃(又名刘觉民)和吴新稼等。这个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每个学期都有各年级学生200多人在那里读书。他们大部分是周边纱厂的工人子弟以及交不起学杂费的贫穷市民家的学生。这家学校只让他们交书本费,而且学生如没钱就一分钱也不收。

  

   临青学校的老师们除了授课,还经常给学生讲解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国难形势,激起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晚上学校还办工人夜校,为周边工厂的工人,主要是纱厂工人补习文化,学习英语,讲授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学校是中共组织的上海工运的一部分,以启蒙和训练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实践证明,这一工运策略是正确的。后来,该校不仅很多学生像母亲一样参与了工运罢工,其初中部和高年级的学生也有不少人都参加了上海救国会。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组建救国会,似乎是当时民间抗日的一种最普及的组织形式。当然,其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父亲那时在武汉也正与何伟和黄心学等人一起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救国会。母亲当时没能参加上海救国会只是因为她那时还太小。

  

   母亲在临青学校识字班读了没几个月,主要学习《国难课本》,做算术习题。母亲很聪明好学,学得也快,很快就学完了识字班的课程。此时,会写字的母亲对读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也懂得了有文化对那些想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的重要性,于是她萌生了要去脱产读书的想法。但在与思想保守而封闭的外公和外婆沟通时,母亲却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甚至打骂,有时还罚母亲饿饭。

  

   母亲生前曾回忆说,那一次她背着外公外婆将纱厂工作辞掉去临青学校读书,被外公外婆知道了,怒不可遏。他们将母亲打骂一通后,关在楼上的亭子间里足有十来天,不给饭吃,只给一点水喝。在不识字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看来,家里这么穷读什么书?何况母亲还是个女孩子,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但母亲性格很刚烈。她认准的事,你越是反对,自己就越是要去做。她始终坚持要去读书,被关期间都饿得吐黄水了,也没有屈服。

  

   据母亲说,她的两个年长的哥哥对她这个小妹的态度一直不同。那时大舅和二舅都早已结婚。大舅和大舅母对他们的这个小妹比较爱护和同情,而二舅和二舅母也不知为何,则不大理她,有时还故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面前说她的坏话,坏她的事。据说,那次母亲被关也与二舅私下里挑拨不无关系。

  

   但大舅和大舅母则不同。母亲被关在楼上亭子间时,他们不仅偷偷地给母亲送些吃的和喝的,还劝外公外婆,说小妹与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啦,她好强心高,不是错呀;还说,如果给她读书认字,说不定以后还能干些大事啦,等等。母亲对我们说过好几次,说厚道勤勉的大舅始终相信她的这个小妹以后会有出息,要比他自己弹棉花和他的几个在纱厂做工的妹妹要强得多,还鼓励她去读书,给她的帮助很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母亲已去世,我曾到上海的大舅和二舅家去过。大舅一家仍住在杨浦仁兴街的一间低矮破旧没有厕所的老房子里,而二舅一家则住在临青路附近一处临街口的四层老式楼房里。他家下面靠街处是店铺,拐角侧后是家门。进去后,一个窄窄的红漆木楼梯直上二楼。里面的家具陈设要比大舅家好不少,有些桌椅箱柜是红木做的,房间里比较宽敞,窗明几亮,看得出二舅家境也比较好。

  

   大舅继承了外公外婆的弹棉花事业,加上为人憨厚老实,其一生都是一个自食其力、勉强温饱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二舅虽然也是弹棉花起家的,但为人机灵,头脑活络好交往,与当时的帮会(杜月笙的青帮)有过来往,做过一些小生意,也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同样是手工业者,但二舅的日子比大舅要好不少,算是城市小资产所有者吧。

  

   那时,大舅已经中风,身子偏瘫,腿脚不太好使,但在大舅母或旁人帮助下都还能外出坐在椅子上晒晒太阳。二舅则是肺气肿,说话也喘。所以,我与他们都没有多交谈。后没多少年,大舅和二舅以及两位舅母都先后去世了,享年均有八十岁。

  

   在母亲的坚持下,外祖父和外祖母还是让步了。那次被关了近半个月的母亲终被放了出来。她硬是辞了工到临青学校附小三年级脱产读书去了。这是1935年上半年的事。母亲那年16岁。有意思的是,母亲在上海脱产读书那年,26岁的父亲也正在武汉与何伟和黄心学等人与汉口生活书店合作组织读书会哩。

  

   母亲辞工是为了正规读书,但这并不表示她读书后就不做工了。否则生活费从哪儿来呢?一直反对她读书的外公外婆显然是不会给她一个铜板的。所以,每次到了寒暑假,母亲都会去王菊芳的同兴纱厂穿筘车间做赚计件工资的穿筘工,挣些钱,算是勤工俭学,也补贴一些家用。

  

   所谓穿筘也叫穿综扒筘,即按照穿综工艺,将经纱先穿入综丝再穿入钢筘既可。正常一台纺纱机经纱都在一万根左右,中间错一根都不行。干这一行工资比挡车工高,但需要眼明手快。母亲那时年轻,心灵手巧,身体也好,穿筘技术很是熟练。

  

   开学了,挣了一些勤工俭学辛苦钱的母亲便再去临青学校读书。开支不足时,母亲还常去厂里上夜班。就这样,聪明而勤奋的母亲竟然还跳了级。1935年下学期就跳读了四年级,第二年初又跳升到五年级。

  

   在临青学校读书时,纱厂女工出身的母亲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的教育,理论上虽不乏懵懂,但听说之后也觉得有道理。联想自己家庭的贫穷现状,渐渐地,少年母亲的思想也开始骚动和激进起来。

  

   据母亲回忆,1935年的“一二.九”和1936年的“九.一八”等抗日纪念日,临青学校都组织母亲她们这些年纪稍长的学生上街参加示威游行。1936年2月初,日商大康纱厂的八千工人为抗议厂方打死男工梅世均,一度消极怠工,但厂方又始终对宫恩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肯让步,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援下,最终引发了上海沪东和杨浦地区的各个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怠工热潮。

  

由于那次罢工主要针对日本资本家,中国社会各个党派,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共产党、托派、救国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力量皆积极介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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