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法定刑调整后的追诉时效问题及其澄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8-05-12 0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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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摘要】 由于刑法修正案在刑事立法层面的不断调整,致使新旧立法因法定刑变化而带来追诉时效的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具体个案的答复对此问题予以针对性回应,但无论是采用的形式种类还是背后的逻辑推理,都偏离了刑事法治时效制度的要义与精神内核。法定刑变化引发的追诉时效问题必须坚守法治原则与体系化思维予以纾解,依照刑法适应性背后的权利保障精神,在侦查之后的诉讼阶段仍应遵守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实现总分则规定的体系兼顾并对追诉时效问题予以重新审查,从而保障追诉时效的制度价值能够真正映射到具体个案之中。

   【中文关键词】 追诉时效;溯及力原则;从旧兼从轻;司法解释

   【全文】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诉,否则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行追诉。[1]关于追诉时效的立法规定,已经在《刑法》第87-89条予以确定。尽管这一静态化的表述已经存在,但是立法仅仅解决了常规化犯罪案件时效期限的确定、延长、中断等问题。由于刑法修正的频繁性,加之司法解释对量刑标准的不断调整,致使个案适用的法定刑档次带来层级变化,进而影响追诉期限的确定及追诉与否的法律后果。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以来,由此引发的追诉时效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2017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林少钦受贿请示一案的答复》(【2016】最高法刑他5934号,以下简称《答复》)再次对该问题进行明确回应,[2]然而却并未定纷止争。基于此,笔者以该《答复》为切入点,拟对法定刑变更带来的追诉时效问题进行一番细致考察,以期对此纠缠不清的问题有所裨益。

  

一《答复》出台前时效问题之争议

  

   《刑法修正案(九)》及《解释》的正式实施使贪污贿赂类犯罪的法定刑发生较大变化,此类犯罪的追诉时效随之缩短,部分案件因为入罪门槛的提高及量刑档次的降低,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诉与不诉的隐忧,刑法理论学者对此各执一词。

   (一)时效问题随法律修订应运而生

   在《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类犯罪的量刑模式进行修订之后,法定刑也相应发生变化,即从原来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随着相应司法解释的出台,贪污受贿的入罪数额标准也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原有的五千、五万、十万元,变为当下的三万、二十万、三百万元。[3]由于新旧法律的更迭与适用,当侦查机关前期介入时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追诉时效的案件,在《刑法修正案(九)》与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后,由于更轻的法定刑的存在,司法机关能否继续追诉就成为不得不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及新的司法解释的正式实施,使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追诉期限大大缩短,而对《刑法修正案(九)》颁布起至《解释》生效之时已经立案却尚未审判的贪污贿赂类刑事案件,将产生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别。比如,张某于2008年受贿15万元,2015年检察院对其进行刑事立案,2016年进入审判环节时《解释》已经生效,此时法院究竟能否对本案继续进行审理,追诉时效在法定刑变更之后究竟如何予以具体适用,需要审判机关加以解答。根据上述犯罪数额,在立案侦查时《刑法修正案(九)》尚未生效实施,因而应当适用旧法,根据涉案数额张某应当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再结合刑事立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可以得出立案侦查时并未超过追诉期限。但是,审判时《刑法修正案(九)》已经生效,相应的司法解释也已经出台,由于刑事法中关于溯及力的规定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鉴于新条款在量刑数额上的提升,以及法定刑层面较之以往更为轻缓,因而依照新法进行定罪量刑,上述涉案的受贿数额只能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在此前提下,根据《刑法》87条的规定,追诉时效只有五年,此时由于案发时距离刑事立案已有七年之久,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

   (二)法定刑变更引发追诉时效问题的学界分歧

   对于上述类似案件究竟是否超过追诉时效,究竟能否继续进行追诉,刑法学者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争论意义非常,因为追诉时效已经不是单纯的对案件时效有无的简单定性问题,而是最为本质的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能否顺利推进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刑事惩罚必要性的问题。简言之,如果认为案件未超过追诉时效,则审判机关理应继续审理该案,反之,如果认为案件审理过程中本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则审判机关应当终止审理,所谓的定罪量刑更不可能存在。

   一部分学者认为,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应以立案时为标准予以判断,即使审判之前因为法律的修订引起追诉时效的延长抑或短缩,只要立案时未超过时效期限,则不能认为该案件还存在时效判断问题。“刑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重要的不是对犯罪行为处以重刑,而是要把每一桩罪行都揭发出来”。[4]毫无疑问,以立案侦查时作为追诉时效的终结时间进行计算,此时公权力已经介入,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犯罪分子罪行揭露的序幕得以拉开。日本学者松尾浩认为,追诉期限的立法变动,对已经立案追诉的案件不产生效力,法律规定的变化与废止并不影响先前诉讼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5]也有法谚云,“任何人均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益”。因而,如果仅因新的立法出台致使追诉时效发生相应变化,而对已经立案侦查的案件,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或终止审理,犯罪者因此获益,将与有罪必有罚的公平正义理念背道而驰。

   罪犯和普通人都能根据外部情形的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犯罪行为是建立在犯罪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基础上,那么通过提高犯罪预期成本就能有效抵制和威慑犯罪。而且,实现最优威慑可以简化为公式表达,即对潜在罪犯来说,预期惩罚相当于惩罚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乘积。[6]如果仅仅因为审判时法定刑发生变动,而使已经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对既往的过错不再追究,不仅是对立案时已经耗费的司法资源的视若无睹,更是对成文法律的不屑一顾。黑格尔曾言“一切否定皆是肯定”。即否定了某物是什么,就是肯定了它是什么;断言某物不是恶的,就是肯定它是善的。[7]刑罚规范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即通过刑罚否定某种行为,往往会对社会公众相反的行为起到激励作用。支持者的核心观点仍然在于,如果在立案节点之外还可以对追诉时效进行重新考量,不仅将大大加强犯罪人的侥幸心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刑罚的威慑力,因而存在着宽纵犯罪的风险。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时效问题在审判阶段同样需要考虑,尽管修法降低了法定刑,同样要在审判阶段考虑时效问题并重新评判是否还能继续审理。根据“有利溯及既往”的刑法适用原则,在贪污贿赂类犯罪的量刑幅度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法官必须按照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定刑来估量犯罪行为人的刑期,那么所适用的时效也必然是与之相对应的较为有利的追诉时效。[8]根据《刑事诉讼法》15条的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由于时效制度的存在,犯罪后相应的刑罚规定已经得以调整,尽管起诉的刑事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对于刑罚发动与否仍应根据追诉时效进行另行审查,否则不仅审理本案的裁判者以及检察官徒劳无功,而且还会严重降低诉讼效率,因此在法定刑调整带来的追诉时效变化的情况下,终止审理可谓是最好的结局。[9]

   处于惩罚列表的上升曲线需要足够陡峭方能实现有效的边际威慑,然而改善刑罚的边际威慑可能与实现刑罚的普遍威慑相冲突。[10]虽然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但司法解释的出台却致使部分贪污、贿赂类犯罪的法定刑发生大幅度的降低,追诉时效随之变短,在此情形下,尽管部分案件已被立案,然而就最新修订后的法定刑来看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此时的司法抉择就至关重要。否定论者认为,如果对这些变迁置若罔闻,而使此类案件继续审理,虽然能够增加对少数犯罪的制裁,但是却缺乏充足性的理由说明。如果继续原来的诉讼程序,不仅难以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由上可见,在新法带来法定刑变化之后,究竟是按照修订前的法定刑判断刑法的追诉时效,还是根据修订后的法定刑重新审核时效问题,现有学者的观点仍然莫衷一是。尽管各自都有部分性的理由支撑,但是谁是谁非的判断并不一目了然,理由是否合乎刑事法治的逻辑也需要再行检视。因而,这一争论性问题的客观存在,显示了该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要性,为了澄清并解决这些争论,必须对此进行理论根基上的重新审视,在厘清问题的症结点之后,才可能寻求到合理的解决之道。

  

二《答复》内容所带来的现实问题揭示


   对于刑事立案之时尚在追诉期内,而因为后期立法修改了法定刑致使追诉时效短缩,根据新修订的法定刑已过追诉期的案件是否应当继续审理,在肯定方与否定方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对福建省高院进行个案答复,寄望能够终结此一纷争。根据该《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场已然明确,即因为法定刑调整带来的追诉时效适用问题,只要根据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未超过追诉时效,即使在审判之前有新修订的法规生效而适用更轻的法定刑,也不应当以超过时效为由终止审理,更不能以此做出无罪判决。然而,仔细考量该《答复》的内容,笔者认为其存在如下逻辑性问题,在此予以梳理并进行汇总性的问题揭示。

   (一)以“答复”作为解释形式不够恰当

   纵观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其中六条明确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然而,就上述《答复》采用的形式种类来看,对法定刑变更后的时效问题,本次这一解释性文件并没有采用上述四种类型的任何一种,因而,在详细解读该《答复》的内容之前,其形式种类自然是首先引起了关注。法定刑调整后的时效问题本身是带有普遍性与类型化的问题,即按照《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适用情形,对某一法律或者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应采用“解释”。质言之,就法定刑变更后的时效问题,从司法解释的规范性视角来看,本应当归属于“解释”的范畴,而非采用属于四种类型之外的“答复”予以担当。另外,即使从该时效问题的提出主体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请示这个视角观之,在形式上其也符合《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提到的“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情形,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也应该采用“批复”而非“答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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