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绍坤: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的立法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8-05-12 0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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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绍坤  

   【摘要】 用益物权的客体应限定为不动产,《物权法》以动产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规定应予删除,用益物权的一般效力、行使原则、消灭原因等通用规则应予规定。典权、土地经营权应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居住权、不动产租赁权、不动产收益权不宜规定为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称谓应当继续保持,其设定应改采登记生效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收回与退出条件应当作出具体规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应当进一步细化,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平等法律地位,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应当取消。宅基地使用权立法应当明确收益权能、申请条件与审批程序,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与退出条件应有明确规定。地役权应改称不动产役权,其设定应改采登记生效主义,自己不动产役权应予承认。

   【中文关键词】 用益物权立法;用益物权客体;典权;土地经营权;不动产役权

  

   【全文】

   目次

   一、用益物权“一般规定”的完善

   二、用益物权种类的适当增加

   三、用益物权现有类型的内容修正与补充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为基本框架的用益物权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物权法》有关用益物权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因此,借助编纂民法典之机,对《物权法》中有关用益物权的规定进行认真检讨与修正,并对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立法确认,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结合现行法规定,聚焦改革实践,就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的立法提出具体建议,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用益物权“一般规定”的完善


   从比较法上看,绝大多数立法都没有使用“用益物权”这一概念,也无有关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这与担保物权立法上设置“一般规定”的做法存在明显的区别。[1]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应在于不同类型用益物权的具体规则存在较大差异,适用于所有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较难概括。但我国《物权法》则采取不同的立法技术,在所有权编、用益物权编、担保物权编都设置了“一般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于物权编用益物权部分应继续采取《物权法》的立法技术,设置“一般规定”。从“一般规定”的内容上看,其具有“总则”的性质,应属于该编的“小总则”。既然如此,就应当按照“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将适用于各类用益物权的共通规则抽象出来(尽管有一定难度),用以指引具体用益物权。

   从《物权法》第117至123条关于用益物权“一般规定”的内容来看,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的规则没有规定,有的内容还缺乏准确性,有的不适宜于规定在用益物权编。有鉴于此,关于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重新界定用益物权的含义

   《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该条是对用益物权含义的基本界定,包含了用益物权的客体与权能。其中,关于用益物权客体的界定最易引起争议,其疑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否包括动产,二是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否限于“他人所有”。

   1.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否包括动产

   关于用益物权的客体,比较法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模式:一是将用益物权的客体界定为不动产、动产和权利,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二是将用益物权的客体限定为不动产,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主要是由于东西方社会的风俗习惯所致。[2]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关于用益物权客体的界定,理论上虽存在争议,但通说认为,其应限于不动产。然而,《物权法》第117条却将用益物权的客体扩大到动产。关于这一规定,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解读。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物权法》之所以允许在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主要是为了应对动产利用多样化的趋势,从而为未来动产之上设定用益物权预留了空间。[3]我国学者崔建远教授认为,对于《物权法》第117条将动产规定为用益物权的客体,应当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方面,因《物权法》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第5条),而现行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都是以不动产为客体的,这就导致了《物权法》的自相矛盾,有欠周全;另一方面,如果从积极角度,前瞻性地审视这一规定,其可以为未来动产的用益提供法律根据。也就是说,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以动产为客体的以用益为内容的权利需要具有物权效力时,若承认其为物权为最佳方案且已形成习惯的,则应当认可其为用益物权,而认可的根据就是《物权法》第117条的规定。[4]我国学者朱岩教授认为,《物权法》将用益物权的客体扩大到动产,最主要目的在于从物权法宏观体系上纳入大量的准物权,就是将作为动产用益物权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渔业权纳入物权法的规制范围。[5]从上述观点来看,前两种看法均认为《物权法》及其他法律中并无动产用益物权的规定,《物权法》将用益物权的客体扩大到动产,仅是为了应对未来动产用益的需要;而后一种看法则认为《物权法》及其他法律中已经确立了动产用益物权,即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渔业权,这些准物权或特许物权均是以动产为客体的。笔者认为,前两种看法都是从发展的理念看待问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后一种看法则通过准物权解释动产作为用益物权的客体问题,有失妥当。这是因为,无论是探矿权、采矿权,还是取水权、渔业权,其客体均难以界定为动产。就探矿权与采矿权而言,其客体应当为特定的矿区,即矿业权人依法进行登记,有权进行探矿与采矿活动的区域,其范围是一个立体空间区域,不仅包括一定面积的地表,也包括地下土地及矿产资源,这显然应属于不动产的范畴。[6]就取水权而言,其客体应当界定为水资源,而水资源与特定地点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其应为不动产。当然,因取水权的行使而获得的产品应为动产。[7]就渔业权而言,其客体应为渔业水域,是集水面、水体、海床(河床)和底土等部分为一身的集合概念,这显然不能用动产予以解释,而应界定为不动产。[8]

   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过程中,对于用益物权客体应如何界定,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实行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第5条),但又规定用益物权的客体包括动产,而现行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均以不动产为客体。这就产生体系上的自相矛盾。对此,应当慎重对待动产作为用益物权的客体,要么采取缓和的或宽松的物权法定原则,承认有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可以是动产;要么奉行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仅承认不动产为用益物权的客体。[9]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117条在界定用益物权的定义时,将用益物权的客体规定为不动产或动产,但《物权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与准用益物权均系以不动产即土地为客体而予以设立,并不存在以动产为客体而设立用益物权的情形。因此,应当修改《物权法》,将用益物权定义中的“动产”删去。[10]在动产上能否设定用益物权,既取决于对用益物权制度理念的把握并根据该理念确定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也取决于权利体系设计的立法技术处理。而就立法技术处理而言,结合我国国情,应当修改《物权法》第117条,明确规定用益物权的客体仅限于不动产(包括土地和建筑物),将动产的利用关系交归债法调整。[11]

   笔者认为,关于用益物权客体的界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有三:一是将《物权法》第117条规定中的“动产”删除,严格限定用益物权的客体为不动产;二是维持现有的规定,将不动产和动产都纳入用益物权的客体范围,并通过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加以处理;三是对用益物权的客体作概括性规定。笔者曾主张,用益物权的客体应限定为不动产,[12]现仍持这种观点。对此,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第一种方案。当然,采取第三种方案也未尝不可,即在界定用益物权的客体时,不再提及“不动产或动产”,而以“物”的概念代替之。但该“物”的范围也应限定为不动产,具体可以通过物权法定原则加以确定。应当指出的是,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立法上应当采取缓和的物权法定原则,承认习惯可以创设物权,从而与《民法总则》第10条将习惯作为法源的规定相衔接。

   2.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否限于“他人所有”

   《物权法》第117条将用益物权的客体界定为须为“他人所有”,也即用益物权只能在他人享有所有权之物上才能设定。这种界定是否适当,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笔者认为,将用益物权的客体界定为“他人所有”,似有不妥。就通常情况而言,用益物权的客体是他人享有所有权之物,即权利人就他人所有之物而设定用益物权。但在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用益物权的客体完全可以是他人并不享有所有权而享有使用权的不动产,即权利人就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不动产而设定用益物权,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自己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为他人设定地役权等。实际上,《物权法》第156条(地役权的含义)的规定已经表明了在他人享有使用权之物上可以设定用益物权。该条中使用了“他人的不动产”和“自己的不动产”而非“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和“自己所有的不动产”的用语,这就意味着“他人的不动产”和“自己的不动产”均可以是享有所有权的不动产以及享有使用权的不动产,从而也就表明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不动产上可以设定地役权。因此,将用益物权的客体限定为“他人所有”与我国现实情况不符。

   综上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当将用益物权的含义重新界定。一方面,将“动产”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规定删除;另一方面,应当将“他人所有”的“所有”两字删除。据此,用益物权的含义可以界定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二)重新设置用益物权的通用规则

   从《物权法》第117至123条的规定来看,除第117条关于用益物权含义的规定外,其他规则包括:自然资源设置用益物权的规定(第118条)、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规定(第119条)、用益物权行使的规定(第120条)、用益物权客体征收与征用补偿的规定(第121条)、海域使用权保护的规定(第122条)以及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保护的规定(第123条)。笔者认为,对上述内容应当进一步加以理顺,对用益物权的一般效力、行使原则、消灭原因以及特殊用益物权的处理作出规定。

   1.删除《物权法》第121条的规定

《物权法》第121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共有四个条文涉及征收、征用问题,即第42、44、121、132条。这些规定又分三个层次:第42、44条规定于所有权编的“一般规定”之中;第121条规定于用益物权编的“一般规定”之中;第132条规定于用益物权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可见,第121条与第132条之间构成了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的关系,而因第121、132条均依照第42、44条的规定处理而属于指引性条款,故第42、44条与第121、132条之间又构成了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的关系。这种规定显然造成了一定的立法重复,有必要对上述规定加以整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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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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