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2 次 更新时间:2018-05-11 0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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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当然有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首先,他注意到精英家族的作用,在《经学、政治和宗族》里面,他对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等等家族的关系和作用有很多强调,大家知道,潘光旦当年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已经指出世代相传的大家族在保证文化权力上的重要性,这是一篇极规范和极清晰的论文,我一直建议它应当作为硕士论文的范本。艾尔曼研究常州的今文学派,也注意到了这种在地方上相当有影响的大家族,在保证子弟进入仕途、参与中央事务、控制地方教育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们彼此又通过联姻,一方面扩大他们的知识群体和文化势力,一方面划出边界,垄断某种知识和文化,形成学派性质的延续性和特殊性。其次,他提出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了地域的关系,提醒我们注意到某个思想或学术流派的局限性、人数、影响,也强调了特别的地方的知识兴趣和学术风气的背景,以前我们常常大而化之地说这是理学的时代,这是心学的时代,这是考据学的时代,但是正像小岛毅批评的一样,以地方性的知识充当了全国性的知识,以地域的特点当作了普遍的风气。再次,他注意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考据学的成果的传播,要我们去思考,到底影响有多大(崔述不知南方的考据)?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到底有多便利(杨守敬出版水经注研究之难)?通信到底有多少力量,能够确立学术专利并赢得“发明权”(例如从江苏到广东,通信最便利者,也需要四十天;关于学术发明权问题,可以看赵一清、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公案),这个“社会史”的角度很有意思。宋代因为印刷术和书商的缘故,导致文学风格、写作习惯的变化,其实已经是一个例证,美国的周启荣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参看,而清代的情况更值得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最后,他也注意到嘉庆四年(1799)和珅事件的重要性,它和洪亮吉事件作为一个象征,都是从社会史角度透视思想史的很好的背景(12)。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时代的社会史思想史结合,相差很大,几乎不是一回事。

  

三、关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艾尔曼教授说,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这当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我觉得在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地域因素上,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格外关注。

   这里要分三个层面来说。

   (一)首先,这个江南共同体的说法,是他用《皇清经解》和《续经解》的作者籍贯来统计的,统计看起来是很科学的,可是,也要注意,《皇清经解》等是否就全面?《皇清经解》收录七十多个人的著作(约180余种,1400余卷),七十多人加上后来《续经解》的人和书,能够代表清代学术吗?这是一;阮元编这部书的时候,是以经学著作为中心的,可是清代考据学是否就是经学?这是二;而阮元心目中的经学代表,是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惠氏(周惕、士奇、栋)、姜宸英、臧琳、杭世骏、秦蕙田、钱大昕、庄存与、邵晋涵等等,这显然是阮元认定和看重的一个学术脉络,但是,清代学术史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人会更重要呢?这是三。

   所以,即使从《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选择经学家,比较全面而有代表性,但是,清代学术就只是“经学”为中心的考据吗?科学编史学、地理学、方志学、金石器物之学的那些大家,还有学西洋天文历算的人呢?并不一定都是这里面的呀。

   (二)“人”的籍贯,并不等于他受教育和从事学术的地域背景,尽管古代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大,但是在清代,学者常常是流动的,不光是“不闻往教,但闻来学”,要追寻名师,而且名师也为了生计,要到处坐馆教书或者为幕谋生。比如,过去有人做浙江经学的研究,可是,他选的人是按照籍贯来的,可是就像台湾的河南人、山东人可能根本没有到过河南山东一样,家庭出身籍贯并不能作为学术活动和学术传承的区域。举几个例子,(1)例如我祖籍是福州,可是我从小不在福建,我的习惯、学风、经验,也和福州毫无关系,你能把我算成“福州学派”么?(2)民初北京大学,是在北方,可他的文科教授却大都来自江浙。(3)江南的经师,他接受教育、发表著作、教育传授、发生影响,却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区,比如,有人把浙江看成是一个地区,所以俞樾、黄以周、龚自珍都是浙江人,但是,俞樾固然是德清人,但他居住在苏州曲园达四十年,而黄以周则主要主持江阴的南菁书院,龚自珍虽然本贯为浙江,但他的受业,则在江苏金坛段氏、武进刘氏,所以,这一点是有问题的。(4)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清代考据学风的推手中,有几个大人物恰恰来自北方,第一个是朱筠,是大兴人就是现在北京南部人,第二个是他的兄弟朱珪,当然也是北京人,第三个是翁方纲,也是北京人,第四个是崔述,也是北方人,第五个是纪昀,还是北方人,但是,有谁会觉得考据学的兴盛能离开他们吗?没有朱筠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在安徽学政的主持(1771—1773),那里不会成为学术中心之一,很多家境不佳的学者恐怕成不了气候(像汪中、章学诚);没有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和他的组织,那些来自南方的学者能够出头吗?没有《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一些书籍的褒贬抑扬(像对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方以智的《通雅》、杨慎的《古音通略》、惠士奇的《礼说》等等),这个学术风气会兴盛吗?而崔述虽然和南方学者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他的《考信录》不也是考据学的典范性著作么?何况,江南学者并不只是在江南,甚至基本上不能只守在江南作一个山乡老儒,他一定要走出来才能成名有影响。

   (三)由于流动和通信的缘故,我们对于清代某种地域的文化,必须要有超地域的地域观,而且最好是流动的观念。江南的这些人,都要到北京去考试或者谋生的,北京当时都住不下,京城居,大不易,所以,有人甚至远在丰润、通州住,有人在寺庙道观里借住,还有的人在专门供考生的会馆里住,这在朝鲜使团中文人撰写的各种《燕行录》里,有很清楚的记载。说明江南和北京有一个路线,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列一个时间表,看看这种考据学风和考据家们的流动:

   [A]北京

   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这次考试由喜欢考据古典的秦蕙田主持,秦当时正在主持修纂《五礼通考》,无形中提倡了一种学风。此科有朱筠、王鸣盛、王昶(1725—1806)、钱大昕、翟灏、纪昀等等(13)。

   乾隆二十年(1755),这一年,戴震避仇入京,纪昀看到他的《考工记图》,非常佩服,叹为奇书,觉得这比章句之儒强多了,所以,特意给他的书写了序,而另一个学者钱大昕则觉得,这是一个“天下奇才”,就推荐他到秦蕙田的门下去修《五礼通考》,而王安国即王念孙的父亲,则邀请他到家里教导儿子,王鸣盛、王昶、朱珪等等,也和他交往,众人聚会谈学,逐渐形成一种学术追求,也形成一种评鉴尺度,即“古学”的知识。

   [B]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1756—1765)。由于卢见曾在扬州为官,不少人便到扬州入幕或坐馆。例如,(1)惠栋于1754—1757年间在卢见曾扬州府署校勘《易乾凿度》、《尚书大传》、《郑氏易》、《李氏易》,自著《周易述》;(2)由于惠栋的缘故,王昶专门到这里拜谒,则被卢见曾聘到家里教书,当时还有程梦奎(午桥,歙人)、马曰绾、马曰潞(江都人)、汪棣(仪征人)、张四科(陕西人)与他来往;(3)沈大成(1700—1771)也在这个时候进入卢府;(4)朱彝尊的孙子朱福孙,也在这个时候到卢府,出示《经义考》的后一百三十卷,并在那里合刻成三百卷,这部书的刻印,很影响学术风气;(5)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到卢见曾的衙署,与惠栋见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面。接着他又在这里,帮助校刻朱彝尊的《经义考》、惠栋的《周易述》、《郑氏易》和《李氏易》;(6)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栋去世后,戴震仍然在卢署校刻《大戴礼记》,这时卢见曾那里,不仅有戴震,还有朱筠,还有惠栋的弟子,如江声、余萧客等等。

   这一盛况,一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因为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有贪污行为被检举,死于狱中,还连累了亲家纪昀。

   [C]安徽

   在乾隆三十年代,以大兴的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朱筠于1771—1773年为安徽学政,其官署叫做“太平使院”,就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太平刻印《说文》,并且大力提倡严正的考据,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里曾经说,“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那个时候在那里的学者,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而且王念孙和汪中都到过他的门下。

   这些大官对于学术的庇护是很重要的,前面引用过日本学者山井涌的一段话,他说得很对,在清代,朝廷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编纂事业,地方政府和有力人士也大量组织编纂地方志和其他的出版物,家庭教师数量需要也很大,所以,中国清代的学者即使不能当官,以学问也可以谋生。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说宋明学者还有学问生涯以外的空间,可以另谋出路,但清代学者除了学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个出路比较大,所以养成了对学问的重视和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14)。这里面,朱筠和后来的阮元、张之洞,就是学术护法神一样的,他们羽翼之下,保护了很多学问人。比如,在朱筠自己的学生辈,就有洪亮吉(嘉庆初的重要人物)、孙星衍(后来的考据大家)、武亿、任大椿等等。就是其他人,他也很关照,在离开安徽的时候,他担心脾气古怪的汪中没有生计,还把他推荐给浙江的冯廷丞。

   [D]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开四库全书馆,这个四库全书馆,就成了全国学术的中心,而《四库全书》的收录和提要,也暗示了一种学术风气。《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乾隆三十八年记载,这一年由大学士刘统勋上奏,建议四库馆招纪昀、陆锡熊,另外点了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余集、戴震等人来从事编辑,一下子集中了很多学者。这个时候的中心人物是纪昀,他三十一岁中进士,五十岁的时候成为馆臣校书,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很能代表风气转移,“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15)。按照乾隆皇帝的评断说,他是“读书多而不明理”,其实,就是他厌恶宋代人讲理,主张多读书而已,你看他主编的《总目》,里面常常讽刺宋代的儒家学者,鼓吹汉学和考据,比如《总目》里面对惠士奇《礼说》一书的赞扬,就说明他的学术趋向,而他通过对陈第《毛诗古音考》、方以智《通雅》、杨慎《古音略例》的表彰和叙述,也就是在给清代考据学追溯历史来源。

   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起伏沉降,对一代学术倾向是有影响的,纪昀就是这样的,他一是主持大型项目四库全书,团结和控制了像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人,甚至还拉进来很多无名的读书人(每人每月抄写五万字,可得饷银若干两),这样就影响了风气的转变。二是他历任时间很长,一直身在中枢位置,这也是影响很大的,连朝鲜人来都要去见这个以大烟袋著称的尚书大人,他还替人去买书;三是他自己是一个博学家,这种博学的风气,有时候会成为时尚,让很多人也追这个时尚,所以,那些只会讲心性理气的人就没有市场了。

大家看,这里是北京——扬州——太平——北京,这个风气就算是固定下来了。可是,我们如果过于相信“江南学术共同体”,可能会忽略一些其他地区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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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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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京)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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