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18-05-11 00: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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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陈寅恪肯定了北朝少数族的振作政治之功。苏秉琦先生也有类似论述:“‘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关于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大势,唐长孺先生有一个“南朝化”的论点,认为从经济和文化看,唐朝的若干变动,如大土地所有制及两税、折纳、和雇之法,文学、经学、书法、佛学,募兵制等等,都是“对东晋和南朝的衔接”;北朝带来的社会特殊性“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南朝化”,就是北朝特性的消失过程。在持这一论点的学者眼中,北朝被看成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其统一南朝只因为其武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与制度而言。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对这一点我们并无异辞。“南朝化”显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不但跨王朝而传承,还把异族政权拉入了其前进的轨道。但从另一方面说,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一个“偶然的曲折”吗?江左士族门阀政治,恐怕难以代表中国政治史的一般进程;隋唐帝国的集权官僚政治,也不能说是上承江左士族门阀政治的。唐长孺先生也说到,其对“南朝化”的论述,“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而我们看到,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它们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变化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

   隋唐制度的从南与从北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线索,然而也不能死抠,使之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南朝化”;从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北朝主流”。问题不是那么直线论证的。这里所云北朝制度,并不是部落的原初制度,而是学习汉晋南朝之后的制度。但也如学者所言: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并非简单学习,还能有所创造,隋唐若干制度上承北朝,显示了北朝的政治活力。北朝制度为何更有效能,其政治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我们关注之所在,它不仅仅表现在隋唐制度从南从北之上。从更大范围说,北方少数族的存在,是仅仅构成了国防问题,还是影响到了中国史的进程和方向?钱穆先生说历史上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都带来了新的气象。而十六国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可供一环一环地探索这个过程。

   北朝的相对优势和更大前景,或被归结为南朝重玄学、而北朝继承了汉代经学,或归结为北方的种族更新与民族融合。“活力”是个一般性表述。我们从结构、体制和形态上,进一步地发掘它,一环一环地考察五胡入主后其政治结构、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孕育出帝国政治复兴的。说北朝的胜利在于“武力强大”,也并不错,但那不能只从军事角度理解,还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五胡”酋众之间的“主奴”关系,同族之内的“同胞”观念,在其“汉化”进程中,也都以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尤其是,那是一个征服体制,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也具有了更大的内部张力。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间的压迫,总比同胞间的压迫来得容易、来得残酷。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陈寅恪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说法,既云“精悍”,又云“野蛮”,确实反映了北方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以被征服民族的屈辱甚至鲜血为代价的。虽说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都带来了大繁荣;然而夏商周就不必说了,其余由异族征服而建立的王朝,无不矗立在异族人民的血泊之上。北朝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既看到了民族融合的鲜花,也看到了民族冲突的鲜血;既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新生,又看到了专制集权的强化。甚至在审视历史上其余“盛世”之时,也总是如此,总能同时看到所不愿看到的东西。例如人们歌颂统一,但由征服而来的统一,同样以被征服者的血泪为代价。观察拓跋族在国家进化历程中的那些残酷行为时,业师田余庆先生曾有如是之言:“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所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我们祈求人类理性的进步,尽管并不确知未来;同时在反观历史之时,无所回避,尽量正视并忠实描述。基于暴力的军事行为,确实就是中国专制集权的强化途径之一,而在有些时候,暴力来自异族统治。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北方少数族的历次入主,从宏观上构成了中国专制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机制,这就提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史与北方民族史。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 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它的存在,使那些波动和变态具有了“乱世”的意味,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就将着手寻求“常态”。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北方异族政权具有政治复兴的更大动量,在经历了政治低谷之后,帝国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向隋唐盛世,历史的轨迹回归于它“常态”的中轴线,并继续前行了。进一步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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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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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雅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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