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荣:失败的语言——“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1 次 更新时间:2018-04-25 02: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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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  
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人民的生活是更加幸福的。“胜利式话语”成功地吹起一个巨大无比的气泡。但是,在内外压力都无法继续维持时,气泡破裂所带来的幻灭与失败,无疑成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转向的思想渊源所在。具体来说,以“胜利式话语”为典型特征的苏共意识形态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难以应对”:

  

   首先,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胜利式话语”是苏联高度封闭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必然产物。这种高度封闭社会的形成是苏联与西方强国进行国际政治角力的结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视,苏维埃政权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维护和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意识形态为铁幕,隔断苏联社会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就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同时,高度封闭的社会也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整体特征的表现。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根据这一任务需求,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就被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扩大,对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更是细致严密。作为政府部门的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了几十个部委负责具体方面的工作实施和计划指导,以至于一个工厂要生产多少产品都需要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根据苏联政治要求,在苏共内部也成立了与之相应的部门以加强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成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作为这一中心的精神体现,“胜利式话语”就成为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选择。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对语言的政治作用所作的理解:极权政体统治的基础在于创造一种特殊语言,这种“新语言”的诞生只是为了禁止一切具有潜在颠覆性的观念。[5](p163)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解中,既然党是社会的中心,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理解是正确的。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苏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对列宁主义旗帜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自我正确。“绕圈子”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大怪现象。但是,斯大林式的高压集权社会毕竟不能长久存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在工业化建设不断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一代又一代享受物质生活的新人也逐渐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赫鲁晓夫改革“解冻”的触动下,苏联社会开始了对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反思。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成为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管是压制打击还是驱逐出国,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挑战。当戈尔巴乔夫亲自给持政见异议者——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时,就已经表明:苏联共产党必须做好与在民主化、公开性旗号下唤醒的社会力量对话的准备。但是,改革的历程却让人大吃一惊:思想僵化的苏联共产党根本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多元社会。在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涌现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不仅掌握不了政治斗争的策略,更是丧失了斗争的政治信念。思想僵化混乱而又束手无策的苏联共产党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瓦解和消亡。

  

   其次,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的挑战。从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讲,意识形态主要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满足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精神需求。“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形态研究乃是考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权的中心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统治结构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方式。评判统治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因为统治结构有赖于对人的意识的支配而存在。……从这一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实的符号结构起作用。而语言就像‘牢房’一样地铸造个人意识。”[1](p81)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解读,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在严密的制度设计中型塑着苏联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挥的第二个作用则是提供政党组织动员民众的动员手段。从动员手段来看,简单明了的“胜利式话语”,可以迅速掀起民众的集体心理,从而凝聚社会力量,通过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以显示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巩固和增加党的威望。但是,苏共在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于民众对意识形态的工具性需求,而忽视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精神性需求。十月革命既使俄国成了“一个立场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又使俄国成为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型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政治重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民众精神需求的制度性规定。但是,在苏共“胜利式话语”之下,本来应该与普通民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精神需求,却不断地被人为哄高。苏联民众的社会生活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生生地被分割为“宣传生活”与“现实生活”。在高压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苏联民众的思想意识在“胜利式话语”的强制下,已经习惯于经过意识形态重新解读诠释的社会生活。但是,封闭的社会在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松绑后,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同时,随着电视广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苏联内外部生活的见闻与思考也开始突破限制。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年代,苏联社会进一步深入的对外开放更是加剧了苏联民众对生活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由此导致苏共意识形态满足民众精神诉求的功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见诸于材料上的“辉煌成就”。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对国外的了解、认知和比较下,整个苏联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心理挫折。被宣称已经过上了发达社会主义(原来宣称为共产主义)生活的苏联人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胜利式话语”营造的幻象之中!以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瑞典访问的时候,不禁感叹:这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当苏共的意识形态无法满足社会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时,“胜利式话语”构建的庞大语言符号体系开始轰然倒塌。

  

   最后,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对社会进行革命治理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与苏联群众型社会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群众型社会管理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动员的组织化、情绪化。通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触角,整个社会被分类吸纳进精心设计的各种组织机制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苏联共产党可以通过启动这一组织机制,在情绪化的革命氛围营造中迅速动员社会。在政治实践中,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取决于适当的组织体系。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出于管理庞大国家的现实需要,按照科层管理要求建立一整套官僚体制成为必需。尽管列宁曾经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6](p363)但是,严密的科层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并在政治生活中按照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发挥作用后,其自身内涵的等级化、程序化和仪式化等组织要求和精神状态就与党的革命化、群众性的社会治理要求发生抵牾。内在的精神张力在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纾缓的时候,一种遵从官僚体制程序规则的意识形态变体——犬儒主义——开始弥漫于整个苏联体制内外。犬儒主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还拒绝返身自顾,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7](p8)犬儒主义精神的散播与受到隐秘的尊奉,恰恰就是苏联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危机的症候。当苏联共产党高扬的意识形态宣言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完善社会主义一步一步退却而又无法提供新的社会思想资源时,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精神刺激并涵养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状态。在苏联,“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所的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8](p2-3)

  

   总之,苏联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苏联社会的团结纽带。一旦苏共及其意识形态本身出现问题时,苏联社会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实践的教训说明,意识形态只有在开放社会的环境中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与人民息息相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才能永葆理论的长青和生命的活力。

  

   原文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狄德罗到因特网:法国传媒史[M].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2016年第2016年第1期 第54-61页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16年第3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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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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