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荣:失败的语言——“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5 02: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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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  
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因此,通过象征符号的固定表达,能够形成和固化组织成员稳定的思维习惯。“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3](p89)获取政权的政党总是借助于一些共有的或特殊的象征符号来整合社会的分散意见,形成“共有意识”。同时,这些意识形态的符号本身又能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符号结构不仅在组织成员中传播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1](p106)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通过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征符号(领袖、纪念日、特殊词汇,等等)来达成对社会意识的再造与重建。比如,关于领袖的象征塑造,通过革命性的历史叙事和形象刺激(比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苏联重要政治场所的列宁雕像、红场的列宁墓等),在不断凸显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列宁被不断地神圣化而受到苏联人民的顶礼膜拜,并以此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象征塑造,通过每年11月7日的红场大型群众性集会游行、苏联领导人发表纪念讲话、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文学创作等形式,赋予了十月革命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以此象征布尔什维克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是对资本主义道路否定后的人类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二、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历史成因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与确立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那么,苏共意识形态的“胜利式话语”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成因。

  

   一是从理论渊源方面来讲,偏执于社会进化的刚律。“胜利式话语”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表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虽有曲折反复,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共产主义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一规律性描述赋予了无产阶级承担的政治使命,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指引了无产阶级前进的历史方向。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它要从一种理论变成深刻的政治实践,却要面临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挑战。应该说,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舞了无产阶级为理想而努力的阶级斗志,也极大地激发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意志,最终在俄国面临国内外危机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军事共产主义之后,列宁发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像涅瓦大道那样笔直通行,必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为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很快激发和调动了俄国社会的积极因素,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全面恢复。不过,新经济政策毕竟只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执政面临内外交困环境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社会主义必然建成的神圣使命感仍然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支柱。因此,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赢得党内斗争胜利,取消新经济政策,宣布苏联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的理论主张至少在政治心理层面满足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精神需求。此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尽管期间遭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严峻挑战,但是,“胜利式话语”作为苏联共产党鼓舞苏联人民克服困难、牺牲奉献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仍然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从革命经验方面来讲,偏好于跳跃式发展道路。“胜利式话语”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蕴含的政治优越性与使命神圣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其政治上的日益成熟,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意义。但是,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却成为俄国革命者始终思考的问题。查苏利奇的疑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宣告俄国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查苏利奇的疑问得到了政治实践的肯定回应。布尔什维克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为像俄国一样落后的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但是,布尔什维克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马克思设想中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的情况不同,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即跨越“卡夫丁峡谷”?列宁又以其卓绝的智慧、坚忍的毅力和灵活的策略,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可能。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标志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问题已经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所解决。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及其后的苏联共产党以其付出的绝大牺牲不断地突破和拓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在证明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一般道路发展铁律的同时,又刻意地表现出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当这种特殊性与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民族心理融合在一起之时,其所发生的化合作用对“胜利式话语”的形成又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雄踞欧亚大陆的俄国,一头在欧洲,一头在亚洲,复杂而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培育和养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心理,即俄国的独一无二性和救世主情结。这种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的启示下,又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持,进一步为其民族心理、政治心理披上了神圣的光环。于是,展现苏联党和人民战胜困难、勇于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自然而然地弥漫于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胜利式话语”自然而然就成为既是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功能需要,又是普通党员和民众坚信真理、坚持胜利的集体无意识的集中表现。

  

   三是从内外环境方面来讲,偏爱于压迫式自我证明。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长久坚持意识形态宣传的“胜利式话语”,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敌视,需要强化苏联社会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上防御能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两个方面给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致命打击:一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榨下,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革命这一神圣权利。二是宣告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人类社会有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人类走向公正幸福的发展新路。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成功,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所昭示的社会主义真理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即资本主义是作为落后腐朽的事物终将被社会主义新事物所取代。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恐慌,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全面扼杀的措施,不仅加紧对苏联的封锁包围,企图以此摧垮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通过精神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方位的立体宣传渗透,企图摧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大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抵制和对抗这种敌视而带来的强烈压迫感,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构筑和宣传上,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持续长久宣扬来证明苏共领导的正确性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真理性。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中,敌我之间的角色定位、政治认同和阵营归属更加明晰确定、内在冲突更加张扬凸显。得益于苏联社会的高度封闭和作为超级大国的民族情感,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经过各种组织渠道得以持续顺利地强化着苏联社会的政治认同心理。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胜利式”口号和标语就成为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性选择。

  

   四是从政治结构方面来讲,偏向于实践性平衡。一定的话语体系总是一定社会精神和实践的产物,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可以说,社会结构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塑造了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话语体系。而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则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及其日常话语表达的叙事内容、语汇重点、先后顺序和语气强弱等,不断强化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规训和语言服从,以使其适应并顺从于社会的结构性强制安排。“胜利式话语”在本质上就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对群众型社会的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管理手段。高度板结而又易于组织的群众型社会是苏联社会的总体状态和基本特征。形成并确立起群众型社会的原因,既有国家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性因素,也有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一关键性因素。苏联虽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国家存在,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奉行的则是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中央集权制。莫斯科是国家政治的权力中心和组织枢纽,通过莫斯科的指挥协调,各加盟共和国获得来自莫斯科的直接指令以用于指导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是通过莫斯科的统筹和协调,在经济布局、资源分配、文化发展等方面与其他共和国发生横向联系。在名义上,各加盟共和国虽然拥有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决定是否退出联盟的法律权利,但是,这一自决权利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通过法律程序产生的投票结果,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民族自决的意志是不是符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根本意志。而这一判断的解释权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所拥有。作为统一组织存在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得以在政治上存在发展的组织保证。即使在党内人士对民族自决权提出疑问的时候,斯大林仍然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正是对党的充分信任,斯大林认为只要苏联共产党保持团结统一,苏联这个联盟体就会保存。而要在宪法法律与阶级革命之间维持这种政治平衡,就需要发挥意识形态这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胜利式话语”的作用就在于它通过不断地渲染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以此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性,借以平衡和弥补革命与法律的缝隙,使国家政治制度在实践中得以顺畅运行。

  

   五是从理论发展方面来讲,习惯于党的一元化认知。“胜利式话语”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决定论内涵的革命语言,要求在话语风格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真理的客观性、必然性与苏共理论认知的预见性、正确性。这种话语风格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作为肩负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苏联共产党——是人类社会真理的掌握者和历史任务的承担者,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完成开辟人类新路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从苏联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胜利式话语”又是与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现实政治高度适应、高度融合。十月革命特别是斯大林上台执政以后,不断加强党内和苏联社会的一元式高压统治,对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往往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组织化清理,最终酿成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殃及全党全国的大清洗运动,对苏联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作为苏共意识形态表达的“胜利式话语”就以不断的胜利宣告着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性和唯一性。党的意志逐渐成为社会的唯一意志,党的声音逐渐成了社会的唯一声音。整个社会开始服从于习惯于党的一个意志、一个声音。正如列宁所言:“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4](p125-126)

  

   三、“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胜利式话语”既是苏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同时又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生活中,“胜利式话语”的刚性论断及其对其他社会认知的排斥性,使苏共的意识形态发展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违背常识的自说自话。在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描述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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