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18-04-22 22: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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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完成具体化宪法任务后的部门法,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变迁,仍然是难以独力应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法学界希望以规定宪法环境权的方式,以经典的权利义务范式来强化环境保护的规范约束力,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环境权的性质与入宪方式,环境法学界已有长期的讨论。[15]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宪法上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确证,才能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匹配,生态环境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环境法的学科基础与法理资源才足够坚实广博。环境权入宪的主要理由大致被归纳为:(1)设立环境权这一类似给付型社会权的基本权利,可以更为有效地对国家课予相应义务,促推国家在环保上的积极作为;(2)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复杂,环境保护具有独特的宪法价值,固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和保护模式对于新的环境保护需求难以为继,容易造成挂一漏万,环境权入宪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和协调;(3)宪法上环境权的设立有利于解决环境法法理的“本源性”、“权威性”问题,能够为环境法研究中的一些新的理念认识给予上位法支持,补强环境立法和环保规制等的合法正当性,同时为环境法的填补续造提供宪法上的依据。[16]

   虽然本次宪法修改并未确立“环境权”这一基本权利,但显然修宪者已经意识到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适当调整以保证充分的宪法供给。因此,修改后的环境宪法虽然并没有规定环境权,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满足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权入宪的功能期望。在笔者看来,目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已然能够满足前述的功能主张。为释清这一问题,有必要结合国家目标的性质和规范功能来予以分析。

   国家目标不是单纯的政策宣示,而是具备最高位阶的宪法义务规范,其不直接对私人课予义务,[17]而是对国家活动的原则和路线予以规制,对国家机关产生拘束,通过指明特定的发展方向要求国家权力负担义务,对此各类国家权力都需要重视并积极履行。[18]宪法修改将绿色发展、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布局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等明确设定为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之一,可以说已接近将生态环境利益的保障提高到宪法原则的高度。并且,这一原则不是空洞的、象征性的,而是在规范意义上作用于所有的国家权力。例如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对立法机关形成宪法委托,构成立法的宪法动因和立法权形成自由的宪制框架,立法机关因此有义务按照宪法,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19]又如,行政机关应当忠实执行生态环保法律,并应在各类行政裁量和法律执行的过程中注意宪法国家目标规定课予的环保义务,将生态环境利益作为权衡的重要考虑指标。[20]同样,司法机关亦应当在适用法律与解释法律时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要求,遇有不确定法律概念或需自由裁量时,应综合权衡判断,遇有法律漏洞时可以按照宪法规范进行法律续造。[21]由此可见,即使不规定“环境权”,同样能对国家权力产生强有力的宪法约束和引导。

   宪法序言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对宪法总纲中已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条款的再度强调,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目标协调统合起来。也就是说,国家目标表述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等所涵盖的事项或许不仅限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植树造林、节约自然资源等内容,国家目标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全局性、综合性的拘束效果,使得生态环境保护精神应当辐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国家目标的形式建构环境宪法,有利于扩大环境保护的范围,这使环保的开展更加全面。此外,国家目标所包含的生态环境利益,是一种宪法保护的客观利益,因此其虽然不能为个人所主张,但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仍应与基本权利、宪法上的其他客观利益一起被综合考察。这有利于避免因片面重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损害生态环境利益的情况,也有利于防止出现因“唯环保论”而侵害漠视基本权利及其他宪法法益的情形。此外,国家目标之于国家权力的义务规范属性,也可用来论证对公民进行规制的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为环保法治的展开提供正当性论证。

   综合而言,国家目标虽然是客观法规范,直接指向国家义务,但其同样设定了国家应保障的环境法益,由此必将辐射“国家-个人”或“个人-个人”间的法律关系。从相反的角度看,即使宪法中写入“环境权”,其所能发挥的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亦与国家目标相差无几,而“环境权”的主观功能却会因诸多障碍而难以实现。[22]在主张“环境权”的国家,往往仅以社会权的面向来理解环境权。社会权也是侧重客观功能的发挥,而较少释放充足的主观功能空间以供公民进行宪法争诉。[23]因此,即使在宪法上确立“环境权”,功能效果上也接近国家目标规定。此次宪法修改,从体系稳定和法秩序安定的角度出发,仍然以国家目标的建构方向完善环境宪法,是可以理解的。在修改之后,我国宪法上关于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规定更加完善,足以回应环境法的需求与关切。

  

四、环境宪法诸规范的体系解释


   环境宪法的规范表达以国家目标为基本方向,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客观法义务,而非可主张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这就意味着,环境宪法的主要致力方向是约束引导国家权力,通过各类公权活动贯彻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排斥公众参与,但并未赋予个人或私人团体对国家就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作为或不作为予以请求的宪法依据。因此在理解环境宪法的规范意涵时,应主要剖析其义务形成的理路和客观规则的面向,重点考察其对不同国家权力的作用效果和规制内容,这些都是对环境宪法规定进行解释的方向。在此过程中,还应理清环境宪法各项规范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体系关系,通过对环境宪法的体系性解释完整把握其法治内涵。

   本次修改所增添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等内容集中于宪法的“序言”部分。以宪法序言来作出这些表述,是对宪法“总纲”部分环境保护条款的提升与超越。在此次宪法修改之前,位于总纲的第26条第1款是环境保护这一国家目标的直接清晰的表达。该款明确规定了国家的环保治污义务,其中“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内容具有很强的容纳性,可以涵盖许多具体的国家任务,例如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植物、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机制、植树造林,等等。但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包含的领域系统并不限于上述事项,还包括建设发展过程的其他诸多方面,因此宪法第26条第1款是一项综合的环境保护条款,其概括式地对国家课予义务,对其他散布于总纲中个别的环保方面的国家任务予以统摄。[24]这样,总纲中形成了以第26条第1款为主干,以第9条第2款、第10条第5款、第26条第2款为辅助的环境保护条款体系。这些条款表述相对详细明确,对于国家权力具有较为清楚的导向性,是国家在环保工作领域的宪法具体指引。就环境宪法而言,本次宪法修改并未在总纲中进一步增添条款,说明了原有环境保护条款体系的自足和自洽,也表明相应规范较为妥当地涵盖了国家在环保方面的义务内容。[25]此次宪法修改,在总纲的基础上,又在序言中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补充,并且同样采取了国家目标的规定方式,对此项变动,宪法教义学不能忽视,必须给出协调融贯的解释,也就是要理顺序言有关国家总任务的表述与总纲中具体环保条款的关系。

   总纲中的环保条款都是单独成文的,而且具体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某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总纲作为宪法正文,应当严格契合法规范的文本逻辑,力求简洁明晰,并突出义务主体与内容,避免过多的价值宣示。相比之下,序言除了具备一定的规范效力外,还以宏观叙事的语言叙述了宪法秩序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政治基础,点明了宪法的建构精神和决断逻辑,兼具规范意义、解释意义、教育意义与团结意义。[26]换言之,序言的立意更为高远,统筹性、协调性更强,部分内容与宪法正文相互呼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序言中缺失对于宪法生活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是不甚妥当的,尤其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然与国家存续发展、个人福祉保障存在重大关联的当下。

   通过观察序言第7自然段的新增内容以及整体架构,不难发现,这一段集中阐明了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的内涵。国家应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推动哪些方面的建设、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是此段主要内容。宪法将诸多目标聚合起来,使之共同成为国家前途的方针,要求国家公权力长久致力于此。多元化的国家目标,同时列举于宪法的“根本任务”规定中,意味着宪法的实施必须协调多元利益、达成重叠共识。[27]依此,宪法反对国家权力的偏激行为,要求公权全面综合地考量宪法上的法益,稳妥地给出评价和判断。例如,不能因为要致富就污染环境,也不能因为要重现蓝天就全面禁止汽车的使用和工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其他目标做通盘考虑。此外,环境保护的实现不单纯依赖于国家的环保措施,还有赖于其他领域工作的助力。例如,应在教育领域中,培育公民的绿色环保理念,在政治系统中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在科学技术领域鼓励探索防污治污技术等。序言中使用了比“环境保护”意涵更为广博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等语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等任务并列,将美丽中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中国等目标并列,是以更为综合的视角来关怀生态环境保护,是在某种意义上提醒公权力:在援引宪法总纲中的环境保护条款时不可无视宪法所保障的其他法益体系。

   进一步,此次修宪在第89条增加规定国务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保护国家目标的规定基础上,明确主要由国务院承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在国务院的职权中添设此项,是在具体的国家机构规范中呼应具有全局性质的国家目标规范的变化。[28]但如前文所述,国家目标指向全部公权力,立法、行政、司法等都要受到国家目标的规范约束,只是不同权力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相应权力属性和任务功能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就立法权而言,其主要的致力内容是依循国家目标的指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并在各项立法工作中综合关照生态环境利益。这与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定并不矛盾。宪法规定的该项国务院职权并不能在事项上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29]而是强调国务院应在落实法律、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宪定职责去积极落实。例如依法通过各类行政措施或总结经验及时向立法机关提出法案。在国务院的职权中增设此项的规范意义在于:明确生态环保并非严格法律保留事项,国务院亦可根据《立法法》第65条第2款第2项就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制定行政法规、各部委可根据《立法法》第80条制定行政规章。宪法作出这种安排减轻了立法机关的立法任务,其考量在于:环保问题专业性强、时效性要求高、社会关联性复杂,行政机关能够更为灵活快速地予以因应,公众也在此问题上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因而行政机关也就相应地承担起更多的工作。[30]与此相较,立法机关并不在该事项上垄断立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机关分享立法权限。但是,依据法律优位原则,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时,行政法规、规章等下位法不得予以违反。并且,如果相关立法涉及其他法律保留的事项,例如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干预、税收等,就应当考虑仍然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法律。在此立法权限的划分上,传统的“重要性理论”[31]仍有其适用的空间。概言之,不论是立法权还是行政权都应当履行宪法国家目标所课予的义务,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要根据规范的领域和事项,作出差异性的安排。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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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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