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对转型社会的两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8 次 更新时间:2006-09-05 23: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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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先说一个比较宽泛的理由。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无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掌声)

  

   问:中国的改革可能会走向革命吗?如果自由主义将来面对革命,你如何对待?

   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有时甚至停止不前,这就使社会矛盾不断地聚积起来,所以有人认为今后会有一个总的爆发,即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也有人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所谓革命。但是革命的可能性被很多人夸大了,基于现实情况,我觉得革命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当权的人应该对出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认真思考,高度警惕,不能等矛盾全部爆发的时候才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不应该是革命爆发以后怎么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革命爆发后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不会主张镇压革命,也不会去参与革命。革命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革命真正到来,也许我会惊慌失措,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两面性等所有的毛病都会暴露。(掌声)但是现在我愿意发挥一个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在这一方面向当局进言: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社会尽可能地公正,尽量消解社会矛盾,尽可能不要使革命到来。我们都惧怕革命,我们尽一切可能防止革命,这样对中国社会有好处,对中国老百姓有好处,对中国的执政党也有好处。

  

   问:有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是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 政治思想方面向左我是体会到了,比如最近有经济学家指责经济领域内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改革的反攻倒算,可经济向右我还没有体会到。当然,也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绝对,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化公为私的事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我不能判断是不是真是这样。但是中国有些事情已经进化到某一程度,是否还能走回头路,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决定的。

  

   问:民主和法制如何能在中国扎根,而不仅仅只是上层和中上层的意识?宪政民主要在中国扎根,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包括对中国土壤的改造以及对宪政民主的改造。但是任何简单的移植都可能出现恶劣的后果,您觉得我们应该去做呢?

   徐:宪政民主要在中国扎根,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庞杂的问题,关系到很多层面,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对宪政民主的理解,也许可以相互接受和放弃一些观点。或者如教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一种途径,我在报纸上写批评文章也是一种途径等等。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增强公民意识、自觉纳税、自觉遵守公众秩序……哪怕是这些很小的事情也是增强宪政民主的。我们不可能做全部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这几年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极大的推动了宪政民主的进程。总之,每个人从自身情况出发,做好每一件事情,共同促进宪政民主的进程。

  

   问:作为自由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思潮的?

   徐:民族主义其实是首先在欧洲国家兴起的一股思潮,中国本身是没有这种思潮的,是西方理论传到中国之后,才出现了这一思潮。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激发中国人反抗西方列强,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对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经常和排外情绪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破坏作用,比如义和团;在当代仍然如此,把人类文明发展中获得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财富当成西方独有的东西,当成西方霸权的表现,想要对抗这些东西,这就对我们走向现代化不利。

   最近一、两年,有一些学者力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构想一种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国》上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读读这个东西。

   至于我自己,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应该区分两件事,一是要承认在当代世界,许多利益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的,因此一些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具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冲突,不一定与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有一些社会制度或立国原则确实更为先进和文明。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有时这两个方面是冲突的,这就需要我们就事论事,要作仔细的分梳。如果发生与外部世界、与其他国家利益冲突的事,我们不能因为利益不同就否定对方的一切,连值得我们学习的事物都不予承认;或者反过来,认为其他国家有理念或制度上的优点,因此我们什么道理都没有。总之,有的时候不能以内政来判断外交,或以外交来判断内政。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成都一中高三学生,下乡三年,返城当工人六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为首届大学生。一年后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土。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研究工作,1995年起为研究员。1986年至198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1992年至199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1999年再度赴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研究领域主要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告别二十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等十余部。整理过遇罗克遗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他学识广博,精通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关心社会人生,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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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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