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对转型社会的两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8 次 更新时间:2006-09-05 23: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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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虽然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未尽之事业。

   问题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中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这种立场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更时髦、更精致的作法是不讲现代化,而是谈“现代性”,即是谈那个很抽象、玄虚的,洋味十足的modernity, 有人主张,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在西方是激进的、批判性的,在中国的国情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保守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弊病对中国并不是现实的严重问题。

   问题七: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两派最明显的对立是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问题,当北约在科索沃进行干涉时,新左派指责北约借口人权问题搞霸权,完全不提那里发生过种族清洗与暴力镇压;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位新左派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恐怖主义产生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浪费者,美国人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有人认为,不能以国家主权为借口使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官方的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批评中央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病。比如有位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什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文章中说:“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20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其次,虽然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往往属于禁忌话题,但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和认识还是越来越深入,这种批判和认识的最高成就是达到自由主义。这里,应该谈谈顾准的思想和作用。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49之后担任高级职务,他在税收政策上的独立见解使他失去官职,他成为学者后,在50年代鼓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派。顾准在文革期间受到难以想象的非人待遇,但他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特别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怎么会变成文革的全面专制,研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作为立国原理。他以罕见准确的表述同意自由主义观点,批判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权力的制度,赞成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他的遗稿表明,他甚至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英美经验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传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经过艰苦而漫长的努力,顾准的遗稿得以发表,并在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中国有一大批在英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持自由主义立场,他们看问题十分清楚,不主张走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失败,认为自由主义不符合中国的水土。自由主义自从50年代初受到大规模批判,近半个世纪在中国销声匿迹。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注意到那一段历史,他们的作用被重新评价,他们被得到重新认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性格是很温和的,他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公平、公正。在两大集团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中,他们被排除在外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应继承他们的一些优良传统。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在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斗争,他的事迹在大陆引起广泛注意,得到普遍赞扬,他的著作也在大陆发行和传播。

   第四,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见惯不惊。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出国旅游,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中国人中看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革群岛》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的并不多,所以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名义实行的压制作不了什么深入的批判和分析,但他们却熟悉从《共产党宣言》到巴尔扎克一系列经典作品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有现成的语言来表达对金钱这种恶的憎恨,而一个深刻的哲学原理是,语言不仅是感觉的表达,甚至是形成感觉的原因。总之,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对于政治压制和经济不平等的感受力是大为不同的。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一位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也不管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 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是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它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新东西,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我还想指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安全性。当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时,并未涉及特定的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明确说明他们批判的是国际资本,是美国的好来坞电影或麦当劳食品。

   新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大学中很有市场,这说明旧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仍然有效。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学生接受的教育中左倾、教条的东西很多,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也相当有限、片面。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二战的历史,对以后所谓冷战时期的历史就没有全面的了解。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证刚开始时,我曾批评过一位新左派文学评论家,他是个很聪明和有批判精神的人,但在一篇评论自由主义的文章中,他断定自由主义“内在地包含通向专制、独裁之路”,他还断定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忠实支持者。显而易见,他对自由主义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他的中国现代史知识是被严重歪曲了的。当我逐条指出他的论证是建基于错误的知识之上以后,他再也没有同我争辩了。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现在不想评论西方的新左派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但我想指出,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命运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扩张到中国,全然不考虑中国和西方社会条件的区别。他们当然可以一边享受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和言论自由,一边批判这些东西,因为西方的制度显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看不到,中国还需要争取这样的物质社会条件和言论条件。也许,当中国人享受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后,也会开始批判,但这些西方学者现在就怂恿中国人拒斥他们和他们的学生正在享受的东西。我十分欣赏某些西方学者的态度,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理论有可能被介绍到中国时,他们告诫中国读者注意,中国的现实与产生他们的理论的西方社会条件极不相同。比如,《走向后现代》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到;后现代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基础,它对于还在追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新左派经常利用社群主义理论来证明自由主义有关个人权利的主张是错误的、过时的,但59位美国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篇宣言中写到: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在国家宪法、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持久的事业。不过,由于这种寻求是在历史之中,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进行,评价什么是恰当的道德立场也将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会为更多的个人权利而作强有力的证明;而在当代美国,我们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责任。

   我不得不说,有如此清醒头脑的西方人太少了,有如此清醒头脑的中国人也太少了。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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