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18-04-20 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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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北约问题是横亘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并不只是冷战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厚复杂的历史渊源。二战结束之后,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俄罗斯(苏联)与北约国家的高度对抗,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同时,华约消散,而作为对手的北约继续存活。在冷战终结之后的十多年里,俄罗斯与西方一度和解。但是在新世纪初期,双方关系又一步一步地重趋紧张。北约的东扩在其中发挥了事关重大的特殊影响。

   从今天来看,北约东扩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国际组织在单一领域的扩展过程,而是包含着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安全组织在欧洲地区以国家—政治单位为内涵的边界扩展,而且,通过防御性战略武器系统——反导系统的部署,又带动了常规武装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再一次直接呈现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这是一个发生在多个领域的综合推进过程,也是一个大国间战略抗衡水平抬升的过程。冷战终结以后,在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这一政治—军事过程的实施,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极其复杂多样的后果。

   北约东扩不光受到俄罗斯的抵制,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北约东扩的不同看法。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后,特朗普对北约、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发表了不少关于“北约过时”、关于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言论,与美国以往战略大相径庭,令人颇有大跌眼镜之感。但此后不久的2017年2月慕尼黑峰会,以及在此前后特朗普政府班子的要员接连访问欧洲,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要又表态要维持与欧洲的盟友关系。这一前所未见的戏剧性变化将给北约、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俄欧安全关系的未来究竟是会走向和解,趋于新冷战,抑或会出现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较为系统地来探究欧洲土地上正在揭幕的这场情节曲折复杂、结局却扑朔迷离的大戏。显然,无论这一变化导致事态朝哪个方向的发展,都将会深刻作用于全球秩序的重新构建。

   以下拟通过对俄罗斯与美欧在北约东扩、部署反导系统、乌克兰危机后的军事对峙,以及特朗普执政后对于北约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上各种争议意见的陈述和变化的分析,来探究未来欧洲安全关系的可能前景。

  

危机背景下的北约东扩之争


   苏联解体以后,北约作为一个在冷战时期与华约集团对峙的军事组织,将何去何从,自然成了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曾有过一场关于北约将会从军事安全组织转型为政治组织的大讨论,但人们各执一词,讨论有始而无终。对于当时北约在对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诸国事务的干预中所起的作用,始终也存在着争议。包括1996-1997年的北约东扩,人们现在才了解到,美国内部的争议甚至发生在最核心的决策层。一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似乎才如梦初醒。特别是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催动之下,小布什觉得大有必要借打击恐怖主义的机会,再次凸现北约的安全功能。此后的十几年里,北约先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全力投入了阿富汗战争。虽然战事进行得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但是,毕竟阿富汗战争是北约在新世纪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军事行动。更为关键的变化,乃是2007-2008年间,小布什试图推动把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拉入北约。此举虽然在德国等欧洲伙伴的阻挠下未能实现,但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北约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

   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后,一度以推动中东革命为己任。但正当中东革命引发了连绵不断的动荡局势之后,美国却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中自身难保、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下,美国半推半就地把法国等盟国推上第一线。2011年通过扩大解释联合国安理会的关于利比亚“禁飞区”的决议,由北约出面进行空中袭击,军事干预利比亚政局,在乱军中残暴处死卡扎菲。直到2013年,正当奥巴马准备从阿富汗战场带头撤出以北约为名义的军事力量时,乌克兰危机突然发生。一方面,这场危机使准备不足的北约感到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也使得北约获得了切实加强其安全功能的重大机会。此后,北约在欧亚大陆的布局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从仅仅停留在巴尔干、阿富汗包括利比亚等当年冷战时期的边缘地带,转而登堂入室,回到了欧洲正面防线的“新欧洲”地带,直接开始与俄罗斯重新对峙。

   实事求是地说,冷战终结之后,北约在欧洲的扩大过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大争议。北约东扩的发起,也并非美国所为,而是缘起于身处东西方之间的中东欧国家对自身的安全关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甚至冷战中的老对手俄罗斯也一度表示有加入北约的兴趣。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能抹去北约这一实实在在的军事安全组织在“政治化”的形式和表象下,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与21世纪初,在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敏感的地缘政治要地,利用每一次危机的发生所进行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战略扩张的事实。

   如果说2008年前后,北约企图从外围进一步向俄罗斯更敏感的周边地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推进,乃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那么,2013年之后的乌克兰危机,更是这一重大争议趋于激化的顶点。

   多年来,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至少有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较多从事实和规范角度的直接辩论,而另一种则是侧重于从逻辑和理论角度的较为间接的推论。

   先来看第一类争议。

   从国际法规范角度来看,无论是来自德国还是美国的有关资料表明,虽然当年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确实提出过,统一后德国留在北约、但北约放弃扩张的观点,但是在西方和苏联(俄罗斯)之问,从来不存在约束性的法律承诺。在相当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北约东扩,并非美国有意扩张势力范围,而是对于俄罗斯的防范和抵制。因此,乌克兰危机是重新唤起“集体安全”必要性的一次重要机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学者理查德·毕胜戈(Richard Bitzinger)扼要也较全面地归纳了有关的观点。他认为:第一,由于苏联解体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消失,北约也在民事意义上、而不是军事意义上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不能够说,东欧加入北约就是针对俄罗斯。第二,东欧加入北约,不光是为了使东欧接受西欧标准,为最终加入欧盟热身,也是为了确保当地不再倒退回到“专制制度”和“进攻性民族主义”,这反而会有利于俄罗斯。第三,2008年美国同意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也是基于上述考量。但是,考虑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也经过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出面干预,北约以模糊的前景进行敷衍,实际上放弃了在当时让格、乌这两国入盟的步骤。第四,是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迫使奥巴马不得不放弃美国原先在反导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妥协立场,转而进行对峙。但是,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也有相当权威的专业人士提出了明确清晰的论证,证实俄罗斯与欧洲之所以出现对峙,首先错在北约。

   在1994至1997年比尔·克林顿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不仅是一位精通军事安全、包括核裁军问题的战略家,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熟习数学、金融等多个领域的资深理工学者。他不仅在任期内为推动东西方缓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等提出过一系列建议——这些至今都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威廉·佩里在卸任之后在斯坦福大学等许多一流大学的多年任教和讲学,也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专家和学子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按照曾经是当事者和决策者之一的威廉·佩里公开发表的观点,第一,他认为,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相互敌视的责任,首先在美国这一边。起初,是1996年做出的北约东扩的决定。在佩里看来: “只有在俄罗斯也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这一进程。如果打算扩大北约,接受一系列东欧国家,必须首先考虑把俄罗斯也吸收进来。当时北约和俄罗斯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佩里回顾道:“我们在消除北约和莫斯科几十年来积累的敌意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希望巩固这一进展。因此我建议,在未与俄罗斯确认之前不要操之过急,但我们却行动过快。”第二,佩里承认,当时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相当孤单,但是他坚持认为:“东扩是美国和北约犯下的错误,我当时就公开坚持这一点。”佩里回忆道:“一开始,俄罗斯认为,北约或许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大概是在1997年克林顿第二个总统任期到来之后,已经十分清楚,俄罗斯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第三,佩里指出:“除了北约东扩之外,第二个重大消极因素是北约干预科索沃战争。这两个因素——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在20世纪成为影响我们与莫斯科对话的一系列因素中的头两个。这是美国和北约不顾俄罗斯的明确反对而通过的决定。它们强化了莫斯科的这种感受,即美国和北约对它的意见置若罔闻。这令我们转向错误的方向,促使双方关系冷却,并一路下滑。”第四,佩里进一步认为:“当小布什当局在2006年或2007年之际开始讨论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的路径时,美国就犯下了严重错误。问题不仅在于这会激怒俄罗斯,而且,从北约宪章的角度讲,此举也并不恰当。宪章条款规定‘集体防御’,但我们并没有保护格鲁吉亚的资源。北约不是公共俱乐部、兴趣小组和宗教性团体,而是军事联盟。不应向我们无法履行宪章义务的国家提供成员资格。”最后,当记者问起,北约组织在欧洲东部边界的军事存在是否意在遏制俄罗斯时,佩里回答道:“我们似乎过于乐意以这种方式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当华盛顿看到俄罗斯换装武器时,我国政治精英中那些也希望给美军换装武器的势力将占上风。事实上,这已经发生。我想,我们将向欧洲派兵。”佩里强调说:“我认为,威胁在于,各方正在采取的行动使我们日益接近一个严重错误,这可能形成挑起军事冲突的局面。”

   以上所引,乃是较多从事实与规范角度对北约东扩问题的意见对立,而更为普遍的,则是从经验、逻辑和理论对这一进程的不同看法。

   在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恶化的舆论环境之下,即使是像威廉·佩里这样的权威人士,也会受到尖锐挑战。比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当·特瓦尔多夫斯基(Adam Twardowski)不认为俄罗斯的强硬抵制是由于北约的穷兵黩武引起的。他反驳道:北约1997年初次扩张,和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后,华盛顿和俄罗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包括在削减核武器、情报共享以及在双边贸易等领域,反而取得妥协与合作近二十年之久。而在上述事端之后,俄罗斯并未走向与美国的对抗。一直到2010年以后,俄罗斯才开始大幅提升军事领域的开支。因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结论是,北约从未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构成威胁。

但是,还是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大体旗鼓相当地主张重视总结冷战经验教训,主张不以极端的态度处理对俄事务。这里既有像老一辈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这样的权重人物,也有西方学界的代表人物。舒尔茨与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Sam Nunn)合写了一篇文章,一方面主张坚守北约宪章“第五条”对欧洲盟友的安全承诺,但另一方面,则认为当年里根处理对抗式危机的方法是,不主张由于“对手在一个领域的不良行为”,因而“冻结所有领域的合作”,或者在所有领域进行“株连式的回应”。他认为,“不应忽视共同的利益,因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里进行合作,对于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其重要。”显然,在舒尔茨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于当下美国“株连式”应对办法的批评。来自学术界的反应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有较大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乌克兰可能会变成一个繁荣的公民社会,但因为它的位置,它将永远需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牢固稳定的关系。”“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但在它背后的分析必须是不带感情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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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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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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