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8-04-20 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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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可以注意的是,北约内部如何协调不同立场。比如,鉴于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等国事实上更加关注“伊斯兰国”崛起和叙利亚战场,为此,北约做出的一个妥协是:北约不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但是,将向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提供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所获得的情报,以此来换取所有成员国对北约其他统一行动的支持。第三,俄罗斯对于北约新军事部署表现出强硬立场,也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但是,双方仍在一系列功能性领域进行合作对话。例如,华沙峰会后关于俄罗斯与北约在空中和海上紧急遭遇时的危机防范协商,以及关于阿富汗事务的讨论,还是透露出双方愿意维持对话的节制态度。诚如卢基扬诺夫所说:“25年的‘无冲突期’已经结束”,但是“政治领导人接下来的任务是控制风险,这种技巧需要重新学习。因此,让我们打开应答机(军机飞行时必须打开应答机,以避免误判),系好安全带吧”。2017年2月的北约峰会上,由于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亲自与会,不仅在逼迫北约成员国必须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2%水平的问题上,而且在承诺部署罗马尼亚旅等一系列新的扩军安排上,都表现出了与俄罗斯强硬对抗的新态势。对于形势的急转直下,俄罗斯驻北约总代表卡鲁什卡一方面声明,对于北约的蛮横立场,俄罗斯必须做好“长期对抗的打算”;但同时他还是表示:美俄在巴库关于两军参谋长层次的合作,以及在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协作,“不应该被一笔抹杀”。

  

“特朗普新政”与北约的前景


   鉴于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曾经在高调呼吁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一再称北约是“过时的组织”,公开发表要求北约成员国更多承担责任和分担防务开支的尖锐批评言论,北约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自我瓦解的风险。因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美国大选揭晓之后,在英国《卫报》公开致信当选总统特朗普,呼吁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对北约手下留情。这是北约内部对于未来不确定走势存在极大焦虑的明显反映。

   总的来说,近年来对于北约的走势,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估量和分析:

   立场之一,认为美国对俄策略已经失败,应该重新考虑北约的存留。在这一立场之下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西方对俄战略已经陷于全面困境: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所主张的与俄罗斯“强硬对抗”,还是特朗普主张的哄骗普京以达成交易的策略都完全不得要领。包括自由派所指望俄罗斯会变成一个友好民主国家,以及能彻底打败俄罗斯并使之边缘化的政策也都应叫停。因为,普京现在正站在几百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传统和俄式世界观的主流立场,深得广大精英和民意的支持;同时,俄罗斯也掌握着停止叙利亚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并重启持续谈判的关键;正当美国试图孤立俄罗斯之时,却反而使它甘于冒险,并迫使西方进行谈判。这一派的总体立场认为:面对着多种制俄措施失效的局面,更加麻烦的是西方内部的高度意见分歧。

   这一立场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退出北约。就像美国凯托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所提出的:一方面,与二战和冷战时的局势相比,欧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安全环境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民主国家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过去苏联的威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欧盟的人口是俄罗斯的三倍,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近十倍”。同时,北约扩员,像脸书上添加好友一样随意。例如美国与最近的新成员国黑山的安全利益完全是不对等的,对等地保障各自的安全利益又从何谈起?此外,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对等,美国已经达到GDP的4%,而欧洲成员仍然只占到1.6%。这只是美国不应再继续承担义务的理由之一。卡彭特认为:“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全面评估,甚至考虑最激进的选择:美国从(北约)联盟中退出。”

   在这一立场中,还包括第三种看法,认为俄罗斯横竖没有出路:即使美俄和解,也不会对普京有帮助。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副所长威廉·波梅兰兹(William E.Pomeranz)认为:即使是美俄关系取得和解,依然将给普京留下极大难题,因为普京是靠着反美和相应的对抗路线取得民众支持的,如果美国主动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个“最极端的丑化对象的突然消失”,会导致俄罗斯再去寻找敌人;但是,即使俄以欧洲、伊斯兰国等作为取代美国的“敌人形象”,都不会像美国那样容易激起俄罗斯人民的群情激昂。因此,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之举,使得普京将会面临失去民众支持的危险。甚至是特朗普取消对俄经济制裁,也会使得在制裁条件下得以复苏的俄国内产业,重新面临国内市场开放条件下的西方产品竞争。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主张美国放弃对俄的强硬态度,与特朗普的主张暗合。

   从以上这两种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左右为难中希望调整对俄罗斯关系的不仅是特朗普执政集团,而且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政治精英。

   但是,美欧内部争议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显著的影响广泛的立场,主张北约要以更加强硬的联盟战略来对付俄罗斯。 这一派立场当中,还可以细分出两种意见:前者侧重于“强硬”;后者侧重于“遏制”。持第一种主张“强硬”立场观点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数。目前,北约军事部署的出台,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认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美必须团结一致,强硬应对。巴德学院地缘政治战略教授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当“普京的赌注是西方将会退缩”时,奥巴马总统不想与俄罗斯为敌,默克尔总理也不想。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普京将会继续扩大其优势,利用我们的软弱。我们面临着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但是,这将促使我们重新确定西方的含义与边界。这一意见,不排斥更为进取和扩张式的强硬立场。同时至少还包含着以下的一些判断:其一,在西方不少地缘政治学者看来,一个衰落的俄罗斯更具有威胁性,因此,更需要联合起来坚决应对。其二,即使国际石油价格恢复到100美元/桶,但由于俄罗斯在欧盟贸易中的比重还会下降,今后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水平还会低于乌克兰危机之前,特别是由于俄罗斯自身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其对欧洲影响有限,因此不必害怕与俄罗斯的强硬对抗。这一种观点的结论是,北约的强硬立场有可能获得胜算。

   这一立场中的第二种意见认为,作为北约的战略对策,应该重回凯南式的遏制战略。这派意见首先认为,如果以为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接触,加上军事遏制,最终能够说服俄罗斯愿意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这是“将主观愿望凌驾于经验之上”。其次,事实也表明,以往将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试验已经失败,因为俄罗斯最害怕被融入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的包围,反而是普京所需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效的对策将不会是罗斯福式的将俄罗斯拉回国际大家庭,也不是简单的包围,而只能是:重回凯南式的遏制。至于如何遏制?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在俄罗斯显示力量的一切地方反对它,包括乌克兰、叙利亚和网络空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需要通过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北约),同时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包括它日益恶化的经济和它对海外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所以,遏制战略的要点应该是:第一,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凯南式遏制的持续耐心;第二,对西方优势和俄罗斯所面临困境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第三,维护西方的团结。只有这些才是成功的关键。

   一直到2017年2月慕尼黑北约峰会举行,美国新任副总统彭斯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与北约的盟友关系。包括美国一系列政要出访欧洲,为北约盟友打气,说明美国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大选效应”,回到维持与北大西洋盟友关系的传统立场。对于美国大选以来特朗普团队在北约问题上的这一戏剧性变化,俄罗斯学者穆欣在他领衔的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报告《北约:实力与意图》中曾这样预言:“美国企图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来维持对北约的掌控。因为知道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对北约来说是一场艰巨的任务,所以美国就选择另一个简单的做法:重提‘俄罗斯威胁论’。”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特朗普提出缓和美俄关系的主张,并非没有其客观的逻辑依据,美俄两个核大国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对谁都不是好事。但是,今天美国要在维护传统的北约结盟关系和重启美俄关系之间求得两全,还真非易事。

   为了理解慕尼黑峰会之后美国政治精英层的立场与心态,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2月底由美国外交委员会在华盛顿D.C.所举行的一场题为“对手?伙伴?或两者兼有?”的政策讨论会。这场重要的公开讨论会,其主讲者中有安琪拉·斯坦特、伊福林·法尔卡斯、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查尔斯·库普钱等著名学者和专家,他们不是前美国驻外大使,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高级顾问,或者是长期在白宫负责情报工作的学者。因此,这次会议被与会者戏称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尽管这场政策辩论会的主讲者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工作经历,对于俄罗斯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知,而且辩论会也主张美国应该以更加客观的立场看待俄罗斯,不应该像前总统奥巴马那样使用“藐视的语言”对待俄罗斯与普京,但是这次会议明显占优势的观点是:第一,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价值观念、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对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等方面的高度对立,决定了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第二,尽管恰逢欧洲主要国家大选年的政治前景非常复杂,但是必须抓紧时机,强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安全与政治合作,而其中,巩固北约是当务之急;第三,不仅现有对俄的制裁措施要坚持,而且要改变在乌克兰等问题上仅有“明斯克协议”、“诺曼底机制”,不能够仅由俄罗斯与欧洲来维持现状,应让美国实质性参与,进一步发挥作用;第四,放弃对于通过调整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阻遏俄罗斯的过高期望。这场会议所表现出的对改善俄美关系的悲观倾向,与白宫班子正在经受“通俄门”严峻考验的政治角逐,互相呼应,体现出美俄关系与欧洲安全格局未来走向的难见乐观。

  

北约、欧洲安全与俄罗斯之争的历史比较


   从相对较短时段来看,国际学者较为关注的是冷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多次缓和与“重启”对于欧洲安全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东西方之间在欧洲呈现多年高度对抗状态,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不少次或多或少的和解。虽然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以及未来欧洲国际秩序的构建方面,各自的主张南辕北辙,严重牵制着和解的形成,然而,毕竟一而再、再而三的“缓和”与“重启”,使得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不可能再轻易地发生。当今形势之下,似乎对抗局势又在卷土重来,但是,回顾历史,东西方之间顽强不息地追求和平的努力,始终还是给当前事态的进程留下了重要启示。

   2017年2月慕尼黑会议前后的国际舆论中,又一次出现了关于“新雅尔塔”和“新赫尔辛基”一类有关未来国际安排的辩论。显然,这里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地缘政治在当今变局中的作用。普京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的大会讲演中提到,“地缘政治因素比之意识形态更重要。”普京的这一论断迄今还并没有太多为国际舆论所议论。但当今国际变局中,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因素孰轻孰重的话题,值得人们深思。虽然,非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一度主导冷战后的国际发展,但是,一方面,意识形态可能是很难被“胜利者”所主动摒弃的,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利益博弈从来没有为意识形态的去留而消失,相反,是愈演愈烈。所以,普京的这一断语点出了事态的要害。

第二个问题,对于北约东扩背景之下的欧洲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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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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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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