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8-04-20 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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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还提出要掌握拦截导弹数量、部署地点、雷达站数量和作战范围、导弹拦截参数算法等信息,以及发生危险时相互通报的程序等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最终也遭到拒绝。2011年5月,法国多维尔G8峰会期间的美俄总统会晤和该年7月俄罗斯—北约索契峰会,都未就导弹防御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按照俄罗斯学者卢基扬诺夫的说法:“北约与俄罗斯在反导领域的合作已经死亡。”

   对于美俄在反导问题上立场的戏剧性变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敦大学的知名教授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有着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莫斯科还是担心北约反导系统最终会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所以,俄罗斯要求签署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书,担保反导不会针对俄罗斯——这是北约无法接受的条款。同时,虽然“美国一直力图使俄罗斯成为改进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希望通过分享若干技术,在北约和俄罗斯的防御体系之间构筑联系,以此使俄罗斯能预见到美国的善良本质,并乐于接受与北约导弹体系合作带来的附加好处。然而,俄罗斯对于反导合作的要求,远远超出北约的想象。美国只想与俄分享很有限的敏感技术,而且,北约也几乎不会赞同让俄罗斯实际控制其导弹系统的计划。尤其是对来自中欧的北约成员国来说,与俄分享保密技术和指挥权,无异于引狼入室”。

   查尔斯·库普钱曾建议:北约和俄罗斯双方可以首先通过“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使他们能够逐步构建起共同的防御基地;绘制出一个法律框架,用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进一步分享技术”。同时,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应该建立“融合”中心,以便于能够共同分享相关数据资料,协调导弹威胁预警,甚至交换有关目标接收器的信息。此外,双方应该做更大努力,使俄罗斯各项关切和担忧融入北约的各项决定之中。反之,俄罗斯也要停止阻挠,运用这一契机展开协商与合作。

   查尔斯·库普钱的建议,看来还是大大超过了当时的现实可能性。因为2011年北约防长和俄罗斯防长的联席会议过去不到半年,美俄在反导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又进一步凸显。同年12月8日,拉夫罗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有明确的保证:所部署的反导设施将不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潜力,也不具有相应的能力。我们需要客观的标准,以此来证明反导系统发射和运行的目标是欧洲以外的威胁源头,而不是别的。我们有时间找到彼此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过,时间一天天在减少。”拉夫罗夫明确地表示: “当北约反导设施以能够观察到大部分俄罗斯领土的方法进行部署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出问题。除了大家所说的信任,以及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话,我们还需要法律条约。善意是暂时的,军事技术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大事。”

   最后,当拉夫罗夫被追问“对北约反导系统的反对意见”时,拉夫罗夫表示:“我不掌握技术细节。只举一个例子。美国与土耳其达成了在土耳其境内部署大功率雷达的协议——(这)将监视大部分俄罗斯国土,我们希望对方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和俄罗斯已经做出的军事技术鉴定。”对于拉夫罗夫所说的这一军事技术鉴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普京总统的老同事帕特鲁舍夫确认:“我们的专家进行了十分有说服力的分析,从中可以了解到美国称欧美受到来自伊朗和朝鲜威胁的理由,是凭空编造的。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反导系统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而且,该系统的后续发展,计划将导弹舰艇直接对准俄罗斯海岸,以及在我国边界附近部署反导系统雷达站。”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的芝加哥北约峰会,这是在大选之前最后一次争取与俄妥协的机会。会上,梅德维杰夫总统,这位被奥巴马视为推进与俄关系“重启”的重要伙伴,一度破釜沉舟地表示,要么美国与俄罗斯就反导问题达成协议;要么俄罗斯退出START3,开发自己的反导系统,并在西部疆界进行部署。从梅德韦杰夫的表态来看,大有为了抵制反导,宁可放弃“重启”成果的架势。但是,在奥巴马同样也无法做出实质性退让的背景下,由于美俄两家对于反导问题的高度分歧,在芝加哥会议的公报中,对于反导问题,语焉不详,不了了之。此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2012年度的工作报告中,也只是大事化小式地重申2012年芝加哥北约峰会所说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合作意愿,再次强调北约在欧洲的反导项目不针对俄罗斯,不会损害俄战略利益;他还建议要建立反导事务两个联合中心,分别负责数据融合和规划作业,建议构建旨在提升反导领域透明度的相关机制。有意思的是,拉斯穆森特别提到,“2012年3月,俄罗斯和北约专家共同参与了在德国举行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机制内反导系统的计算机辅助演习。”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里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偏于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务实合作的尝试过程。俄美双方在意见高度对立情况下,还是通过了一轮又一轮的交换、争辩,甚至包括进行计算机模拟的双边演习,来探寻合作和解的可能。但是,另一种较为消极的看法认为,北约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反导争议过程中,运用了回避真相的、近乎劝诱的引导方式,企图以此消解对手的疑虑和抵制。但是,在两德统一和北约东扩问题上已经吃过大亏的深刻教训,使得俄罗斯的精英们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关于反导系统无害于自己的美好说辞,只能是步步为营,与对手周旋。

   第四阶段,从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一直到2016年的反导系统开始进入实际部署状态。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俄罗斯与美欧间关系的大倒退。不光美俄关系的“重启”已成过眼烟云,而且,俄欧安全争议因克里米亚事件而急剧升温。在此背景下,欧洲反导系统的部署成为东西方关系中最令人关切的大事之一。

   经过多年准备,2016年5月12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罗马尼亚德韦塞卢军事基地正式通告,部署在那里的美国“宙斯盾”反导系统进入战备状态。次日,波兰小镇列德吉科沃举行了美国反导基地的开工仪式。这里的反导系统将配备中程拦截导弹,并将在2018年进入战备状态,成为欧洲反导盾牌的一部分。《生意人报》2016年7月7日公布了斯托尔滕伯格接受的一则采访,他进一步确认:“打造全球反导系统欧洲部分的计划将继续落实: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启动了部署有拦截导弹的设施,另一个在波兰的设施应在2018年竣工。”在2016年7月初的华沙峰会上,正式宣布北约导弹防御系统进入初级战备水平。斯托尔滕伯格表示: “反导系统很重要,因为弹道导弹正在扩散,北约应具备保护成员国领土和人民免受潜在袭击的能力。”他再次声明:“这些努力不针对俄罗斯。而是针对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威胁。”

   2016年9月7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费城就扩充美国军备发表演讲,表示要发展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特朗普主要战略顾问之一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大选投票之前的关键时刻,也公开声明:“我们将需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虽然,当时还难以确定美国新任总统会在多大程度上不顾反对意见,为未来的反导系统投入巨资,但美国继续发展反导系统,无疑已是既定方针。

   但是,有迹象表明,北约内部对于发展反导系统的意见并不一致。美国认为,现在,完全归属于它的反导系统,可供实战应用;而法国对此表示反对。当记者问到如何解决盟国之间有关反导系统的分歧时,斯托尔滕伯格曾说:“许多国家都在开发自己在弹道导弹方面的能力。伊朗虽停止其核计划,但是还在继续其弹道导弹计划。对于北约来说,这是一种长期威胁。”斯托尔滕伯格表示:“我们应该把北约的政治监控(这是法国要求的)与系统的效率(基于美国的装备)相调和。我们会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而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布鲁诺·泰尔特雷对俄方较为谨慎的评价,实际上表明了不同于美国反导立场的逻辑依据。他说:一方面,俄罗斯今天远比20年前更强大,其规划的核威慑甚至超过了冷战最后阶段的规模。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莫斯科并没有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总的来说比较谨慎克制。言下之意,在法国看来,美国主持下的欧洲反导系统超过了欧洲实际的安全需求。

   面对美欧不同程度压力,俄方也做出了反应。2016年5月27日,普京表示,将在最大限度内抵消美国部署反导系统带来的威胁。6月18日普京再次明确表示:“美国在欧洲铺展开的反导系统,有变成供给系统的潜力,可以用来对付俄罗斯。”美国宣布罗马尼亚反导系统正式启用后,俄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等先后表示:俄罗斯将可能以“退出中导协议”作为反制。

   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反导系统在欧洲的部署,与此前北约东扩的进程一样,既体现了真刀真枪的实力较量,也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劝诱和说辞。比如,对于美国主导下在北约部署的反导系统究竟是否是针对俄罗斯的问题上,笔者曾经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一位非常资深的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曾经对笔者坦率地直言:“我们总是担心有那么一天,某一位俄罗斯将军一旦在偶尔酒醉的情况下触碰了核按钮。这种突然发生的核威胁,是我们不得不加以防范的一种安全威胁。”事实上,美国坚称反导系统是针对伊朗的这一说辞,已经很难再让俄罗斯接受。当年北约东扩背景下的诱导成功,看来是难以再那么得心应手地重演了。

   在反导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力量失衡已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一再强调,反导是新世纪以来美俄关系恶化的根源。总之,反导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欧洲安全构架就难以真正形成。


乌克兰危机后的常规武装力量重新对峙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从一方面看,克里米亚的回归,俄罗斯的军事志愿人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介入,清晰地表现出俄方不顾自己在国内外诸多问题上的困难,坚决抵制西方影响在乌克兰扩展的决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乌克兰这样一个非成员国来说,北约当时也并没有做好直接军事回应的准备,甚至,此刻俄罗斯如果进一步干预乌克兰和其他地区事务,北约也没有特别的应急计划。可以说,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激发起了美国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要求“重新审视北约对欧洲安全的根本承诺及美国的领导作用”。

   然而,直到2016年春天之前,有关在东欧加强军事存在的部署,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动议,暂时还不涉及整个北约。北约当时主要还是专注于东欧地区的常规军事演习、部队轮换,以及至多开始考虑在波兰西北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司令部的问题。2015年6月,五角大楼发言人詹姆斯·布林德曾指出:研究向东欧调遣重武器计划的只是美国,而并非北约。他强调,“这是美国的计划”,北约与之没有关系。因为当时尽管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积极推动北约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反应,但是德国“冻结了加强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提议”。德国前绿党议会党团主席于尔根·特里廷称: “在东欧部署坦克将令俄罗斯—北约基础性文件受到威胁”,他提议,默克尔应该拒绝美国建议,不要“给乌克兰危机再火上浇油”。新欧洲盟国中,如保加利亚则表示:谈论加入美国倡议为时尚早,因为“保加利亚政府没有收到可以讨论的建议”。

但是,到了2016年之初,形势发生了变化。据透露,北约出兵的决定,实际上在2016年2月已经形成。3月31日,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宣布:“北约和美国将把它们在东欧的防务原则,从确保战略转变为威慑战略,以应对‘正在复兴和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从2017年开始,美国将向东欧额外派遣4000余人的装甲旅和各种支持性装备。当被问起北约成员是否参与之时,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说:“我们希望如此。”2016年6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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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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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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