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两汉郡守的教化职能 ——意识形态建制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9 2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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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177]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并州刺史周举“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178]

   由于教化关乎仁政,故而二者关系密切。这使得史家在评价两汉郡守时普遍喜欢从教化角度对郡守的吏治政绩进行简洁褒贬。最常见的如“政化大行”。[179]其中“化”字最是传神。比如,洛阳令王涣“政化怀物”;[180]汉阳太守种暠“化行羌胡”;[181]鲁相贾逵“以德教化”;[182]刘宠拜会稽太守,“郡中大化”;[183]玄贺为九江、沛二郡守,“所在化行”;[184]鲁相钟离意“以爱利为化”;[185]南阳太守王畅“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186]刘虞“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187]巴郡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188]此外类似的词语还有,临淮太守薛宣“崇教养善,威德并行”,该郡“政教大行”;[189]鉅鹿太守谢夷吾“爱育人物,有善绩”;[190]日南太守李善“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191]益州刺史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192]

  

   四、结语

  

   帝国体制必然产生意识形态建制。[193]秦帝国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教化实践经验,并过于侧重上层管制而导致彻底失败。汉帝国接受教训,将意识形态教化重心移至地方下层。这样,地方官吏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皇权意识形态教化的主要职责。其中,郡国守相尤为关键。这首先是因为体制使然。在体制的强力规范下,以儒学经术为基础的教化观念迅速普及,并与国家制度良性互动,由此而来的教化实践与基本共识相融相合所达成的“共求政化”,[194]成为制度—观念—实践三位一体的复杂历史过程。

  

  

  

   注释:

  

   [①] 本文所谓“郡守”实则包括都尉、诸侯相、诸侯内史、刺史(州牧)。后汉“州郡”“郡国”虽然互出,但语意无别。即从地方行政体制而言,三级制已是东汉末之事。郡县二级行政仍然为东汉地方行政主体架构。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89页。

   [③] 范晔:《后汉书·樊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6页。

   [④] 这点凸显出汉政与秦制之别。或许秦朝郡守职责偏重于军政,而汉代郡守职责即便不是明显偏重于教化,也是在政教之间自觉保持一种积极性平衡。

   [⑤] 为节省篇幅,本文表中文字偶有节略。

   [⑥] 班固:《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9页。

   [⑦]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5页。

   [⑧]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页。

   [⑨] 范晔:《后汉书·江革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3页。

   [⑩] 卫宏:《汉官旧仪》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167页。

   [12]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页。

   [13]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页。

   [14]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页。

   [15]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9页。

   [16] 班固:《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页。

   [17] 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页。

   [18]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页。

   [19]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4页。

   [20]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页。

   [21] 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

   [22] 班固:《汉书·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

   [23] 比如,考核太守的“治平”标准就包含有教化规定。《汉书·贾谊传》云,“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师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24] 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页。

   [25]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9页。

   [26] 一方面是郡国守相向朝廷荐举博士弟子,一方面是宣帝“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汉书·萧望之传》)合而观之,这似乎多少暗示出皇帝对郡国守相教化职能的重视。

   [27] 其与“博士弟子”可能待遇有异。(参见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28] 班固:《汉书·倪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8页。

   [29]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4页。

   [30]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6页。

   [31] 范晔:《后汉书·杨厚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0页

   [32]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254页。

   [33]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6页。

   [34] 班固:《汉书·鲍宣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95页。

   [35] 《后汉书·王景列传》。依据西汉体制,“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书·高帝纪上》)似可推知,郡三老也应该是由县三老中选拔而来。据《汉书·文帝纪》,“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可知,郡三老员额并不固定,而是取决于一郡人口多少。另据《汉书·高后纪》,“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师古注,“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显然这是一个统一管理全国孝弟力田的专职,地位可能略低于朝廷九卿。由此看来,郡三老可能受制于郡守和孝弟力田官的双重领导。

   [36] 此二职见于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296~297页。

   [37]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4页。

   [38] 班固:《汉书·隽不疑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5页。

   [39] 班固:《汉书·诸葛丰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8页。

   [40] 班固:《汉书·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11页。

   [41] 班固:《汉书·梅福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17页。

   [42] 班固:《汉书·盖宽饶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3页。

   [43] 班固:《汉书·韩延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0页。

   [44] 班固:《汉书·张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7~3348页。

   [45] 范晔:《后汉书·崔骃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3页。

   [46] 班固:《汉书·张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7页。

   [47] 班固:《汉书·王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27页。师古曰:“郡有文学官。”

   [48] 班固:《汉书·郑崇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54页。

   [49] 范晔:《后汉书·马武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5页。

   [50] 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09页。

   [51]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64页。

   [52] 《潜夫论·实边》对此还有着更为精密和周全的程序设计。“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廉吏世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内郡人将妻子来占着,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

   [53] 范晔:《后汉书·丁鸿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8页。

   [54] 王符:《潜夫论·实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0页。

   [55] 范晔:《后汉书·左雄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56] 范晔:《后汉书·左雄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57] 王符:《潜夫论·实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0页。

   [58] 应劭:《汉官仪》卷上,孙星衍等:《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页。

   [59] 《后汉书·殇帝纪》注引《汉官仪》,“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

   [60] 应劭:《汉官仪》卷上,孙星衍等:《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5页。

   [61] 范晔:《后汉书·樊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2~1123页。

   [62] 范晔:《后汉书·左雄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63] 范晔:《后汉书·左雄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0页。

   [64] 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8页。

   [65] 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68~2669页。

   [66] 比如,杨厚“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车特征皆不就”。(《后汉书·杨厚列传》)赵咨“征拜议郎,辞疾不到,诏书切让,州郡以礼发遣,前后再三,不得已应召。”(《后汉书·赵咨列传》)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后汉书·襄楷列传》)

   [67] 范晔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些“不应州郡之命”者,与他表彰气节之士的史学观念有关。

[68] 范晔:《后汉书·礼仪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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