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两汉郡守的教化职能 ——意识形态建制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9 2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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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所郡级学校所设掾史和经师又多达十几人乃至几十人。以蜀郡为例,《易》掾二人,《尚书》掾三人,《诗》掾二人,《礼》掾二人,《春秋》掾一人,文学掾一人,文学孝掾一人,孝义掾一人,文学师四人,《易》师三人,《尚书》师三人,师二十人。不过,“师虽员额过掾,而名家者仅《易》、《书》两经而已,不具众学。由此可知掾在所必置,而师或缺如。”[32]一是以行政职能为主而兼顾风俗教化的各级官吏。主要有“《五经》百石卒史”、[33]“郡掾祭酒”、[34]“郡三老”、[35]“循行”、“郡文学卒史”、[36]“文学掌故”。[37]其中,“郡文学”最为活跃,也是最具涵盖面的一类人。

   从资料看,郡文学有几个特点:(1)是一种身份和资格,比如,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38]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39](2)具有一种相当的社会地位,比如,翟方进“家世微贱,至方进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40](3)它可以荐举为官,其中有为县吏者,梅福“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41]有为郎官者,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42]不过,推荐到朝廷的机遇可能更多一些。比如,昭帝时,“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43]萧望之奏张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即任以“职事”。[44]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45](4)从程序看,它主要是来源于推荐。而且这种举荐似乎还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一是经学通明,二是弟子颇多。比如,张禹“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46](5)似乎年龄没有特别限制。但“少为郡文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里需要辨析的是,郡文学与“郡文学官”、[47]“郡文学史”[48]颇有不同。后者是含义较为单一的学官。到了后汉,郡文学被称为“郡文学博士”,而有别于“掾功曹”。[49] “掾功曹”即是“郡文学掾”。它是直接隶属于郡守的教化官吏。比如,杜笃“仕郡文学掾”;[50]杨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闲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51]虽然其名称前后汉间有所变化,但职能依旧。同时他们也会为郡守提供一些个人性服务,比如占卜吉凶。从这些职能看,郡文学掾很类似于春秋时诸侯的祝史。

   概言之,无论是作为学官的郡文学掾史,还是作为身份的郡文学,抑或还是作为官职的郡文学掾,三者都是郡这一级行政机构特有的设置。这至少说明,郡守对自己治下的千里之地拥有广泛的教化权力和职责要求。他对本地民众的直接行使教化权力。总之,作为郡守直接掌控和达致的知识性支配、道义性奖赏以及实践性效果,郡文学掾史体现着郡守直接介入经学传授的管制性权力,郡文学则可以看作郡守对民众行使教化权力的一种灵活调节工具,而作为郡守下属的一个具体行政机构,郡文学掾具体实施着郡守的教化意图和策略。

   (四)举廉

   武帝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具体言之,内郡二十万,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52]东汉时期,由于“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重新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53]当然这只是一般法定数额。实际运作则要更为灵活。比如,“建武初,得边郡,户虽数百,令岁举孝廉,以召来人。”[54]朝廷之所以异常重视郡国举廉,是因为“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55]正因为孝廉本身具有宣讲教化“以美风俗”[56]的楷模作用,故而荐举孝廉更是关乎意识形态教化的实施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郡守举足轻重。比如,有些边郡“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57]这样“诏二千石举孝廉,以化风俗”,以及“深诏执事,兴孝廉,成风俗,绍圣绪”,[58]便成为朝廷共识。人们非常清楚,孝廉入朝为郎,[59]其素质德行直接关系朝政优劣。这样,朝政与举廉便密不可分。“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更是不得随意。虽然“四科取士”要求“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60]却是首要规定。这些正是郡守教化职责需要特别关注的。

   从制度规定看,举廉之所以对年龄特别有所限制,可能是因为“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61]故而人们建议,“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62]如果郡国察举不实,非但被举孝廉要被遣送会郡,而察举者也要受到相应处罚,甚至被免。比如,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就是因为察举不当“皆坐谬举免黜”,这使得“牧守畏栗,莫敢轻举”。[63]

   (五)祭孔

   明帝永平二年,“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64]

   (六)州郡之命

   从史料看,王莽时期偶有“不应州郡之命”,不过他们的身份是官而不是民。李业“举明经,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65]此外,整个西汉再没有类似记载。与东汉相比,是否可能说明两点:一是西汉州郡(郡国)之命尚具有极高之权威性?或相反,西汉州郡(郡国)并无对民众频繁诏命之举?二是东汉所谓“州郡之命”,是州郡地方官对本地那些德行人伦具备风范者、经学高明者进行名誉表彰和官职任命。它与朝廷诏命征辟档次有别。[66]问题是,东汉出现如此颇多的“不应州郡之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逻辑看,既然有颇多的“不应州郡之命”,[67]也就意味着必然会有更多的“应州郡之命”。因为有“不应”者,肯定也会有“应”者。或许应者更多。这也符合常理。因为在任何一个常态社会中,顺应制度,接受官府安排,是大多数人的合理选择。这符合人之常情。这既是普通人对现存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承认,也是自己价值得到现存社会认可和褒奖的心理满足。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把“州郡之命”视之为一种难得的荣誉和机遇。

   (七)季冬送寒

   “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李贤注引《月令章句》曰:“是月之(会)[昏]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68]

   (八)正月行春[69]

   “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勤人农桑,振救乏绝。”[70]《月令》规定,“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刘昭注引《春秋释痾》曰:“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俎笾豆,工歌县。”何休曰:“汉家法陈师,置守相,故行其乐也。”[71]

   (九)春夏求雨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72]

  

   二、观念

  

   两汉郡国守相乃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位尊德重。”[73]所谓“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74]“剖符典郡,班政千里。”[75]行政统军,权力极大。“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76]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所谓“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77]所以郡守关乎治乱基本是汉人的共识。“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78]洪迈就此评论说,汉武帝对“辅相之任,不甚择人”,只使奉行文书,但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所谓“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79]可知武帝政自己出的同时,还有基盘下沉的深思熟虑。

   汉人对郡守的观察与感知相当复杂。一方面将郡治与朝政对应,郡守自称“本朝”;[80]属吏亦称郡守为朝,所谓“立朝正色”、“纲纪本朝”;[81]乡民亦称太守为“郡朝”。[82]另一方面,汉人习惯于“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83]故而将汉郡守等同于古诸侯,是汉人的一般认知。“今守相亲剖符赞拜,莅一郡之众,古方伯之位也。受命专制,宰割千里。”[84]人们普遍认为,“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85]这使得人们在讨论郡守问题时,一方面对郡守地位升降特别敏感,“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86]既然汉守重于古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这使得“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这便提示朝廷,“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87]另一方面,人们又特别喜欢将古诸侯作为标准来判断汉郡守德行上的欠缺和退化。比如,“今守相或无古诸侯之贤,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众,施圣主之德,擅生杀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乱在己,千里与之转化,不可不熟择也。”[88]又如,“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权势力,盛于列侯,材明德义,未必过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所治多荒乱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审也。”[89]

   “郡国”一词本身似乎就暗示出,二者具备相同的权限和职能。同时也说明,汉郡守如同封国诸侯一样,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天子和朝廷而对社会风俗和民众教化承担着更为直接的责任。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教化的对象主要是民众,故而地方官在此过程中就起了更关键的作用。但另一个问题是,按照这种逻辑,县官理应比郡守作用更大。但实际不然。这是因为,县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县官的职权较小,故而不能像郡国守相一样拥有独立的施政教化权限。[90]

   汉代的一般吏治观念是,“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91]这种观念显然是儒家教化的产物。它以教养定位官民关系。这使得直接管制民众的地方官吏教化职能上发挥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儒家“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92]的说教也使得全副身心浸淫于经学氛围中的汉人对郡国守相的教化职责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可以说,重视守相的教化职责已成为朝廷上下之共识。宣帝对此体会最深。他有两点观察对汉世政教影响极大,一是“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一是“良二千石”的牧民职责。《汉书·循吏传》云,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可见,昭宣中兴与“汉世良吏”直接相关。而良吏也就是所谓“良二千石”。他们是汉帝国直接管理民众的州郡父母官。元帝更是相信,“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虖无忧矣。”[93]可见以文教治百姓已经成为皇帝对郡守的一般认识。比如,当耿纯表示“愿试治一郡”时,光武帝就说,“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94]董仲舒早就论证过,“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95]桂阳太守许荆说,“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96]这正是郡守自己的“光赞本朝”[97]之期许。而河南太守严延年母亲对其责备之言更是意味深长。“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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