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历史现状谭

——2014年6月23日在内江师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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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一提到《红楼梦》,人们可能会肃然起敬;一提到红学,又可能会觉得神秘莫测。其实,《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当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红学也并不神秘,——当然内情可能比较复杂。要跨进红学之门,除了立志细读《红楼梦》原著,把握相关文献材料,还要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从而获得充分的发言权。

  

   在谈论历史的时候,首先要破除某种固有观念。人们常以自身经验,把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一出戏剧,一次行军;总以为历史是向前的,提高的;却忘了历史是曲折的,有时是会出现反复,甚至是会倒退的。过去讲辩证法,有一条规律叫否定之否定,我不知道哲学界现在怎么看,但这条规律确实存在,红学的历史就是如此。

  

   一

  

   今天讲红学的历史,不从《红楼梦》诞生讲起,也不从红学形成讲起,而从1954年讲起。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在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山东大学两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写了文章批评红学前辈俞平伯,他们的尝试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锋芒所向,便是俞平伯和他的老师胡适。今年恰好是运动的六十周年,如何评价红学演进史上这场时代风云,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

  

   2013年5月15日的《文艺报》,编发了孙伟科的《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文艺批评家李希凡访谈》;2014年1月24日,又编发了赵建忠的《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我有感而发,写了篇博文《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文艺报〉李希凡、冯其庸专访之比较》,对李希凡的反省是这样评析的:

  

   李希凡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因了特殊机缘,还参与了不少重要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暮年的李希凡,对一生所做事情的“对”和“错”,——包括“对”里面的“错”,“错”里面的“对”,大体皆有诚恳的反省。如对于吕荧,坦承是学生时期崇拜的偶像,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就是被吕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的。后来吕荧受到冲击,违心地在校方组织的批判中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始终感到内疚,上世纪80年代以编辑《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来弥补这一错误和缺憾。又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用“不认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的条条,扣上“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等等。在彼时政治氛围下,做过类似错事的人不止一个,李希凡能主动反观内省,表明他从不自以为是“重要角色”,表现了学者的应有风度。至于和何其芳的关系,既检讨对他有报复情绪和粗暴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仍不赞成他的“典型共名”说(爱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喜欢很多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喜欢,就会被称为“贾宝玉”),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

  

   此文得《文学报》的青睐,以《李希凡与冯其庸红学观之比较》为题,在3月27日刊发了。为篇幅所限,关于李希凡的意见未能摘发。不想《文学报》4月24日发表刘绪源的文章《让学术回归学术》,质疑道:“讲李希凡的一共只有这么一段,约三百字,以下两千多字几乎全讲冯其庸。所谓‘红学观之比较’,原来只是虚晃一枪。”

  

   因删去了原稿相关的话,自然怪不得人家生疑。但刘绪源的核心观点是: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所以这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本身就是极“左”的、错误的。刘绪源又在2014年4月13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当年批判俞平伯真的不“左”吗?》,再次引用我的文章道:

  

   可是这次不对了,我们且看这一段:“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见2014年3月27日《文学报》欧阳健文)

  

   然后反问道:

  

   极左与否,只要从一个角度看就能明白,那就是:当初真的是在讨论《红楼梦》吗?真是在谈此书的价值,并与俞平伯进行学术探讨吗?今天的李希凡先生与赞颂者们无一不想把当年的批判运动说成是有益的学术争论,但事实上,这场批判,从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写出发难文章起,从自称在“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巡弋的江青发现这篇文章并急送最高领袖起,就是作为一场“阶级斗争”展开的。把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用发动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分歧,如果说这还不“左”,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算作极左呢?

  

   联想近年来,“揭秘”红学批判运动的“历史细节”风行一时,诸如1954年李希凡有没有给《文艺报》写过信,《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不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等等,不一而足。其意图无非是要证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不是在讨论《红楼梦》的学术论文,而是充当了“以老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政治批判的工具。

  

   纠缠于历史细节的揭秘,没有多少意义。政治与学术,决不只有对立的一面,没有统一的一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观点并未过时。从历史的角度看,“批俞”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迫切要求对古典文学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反映。李希凡、蓝翎发表于1954年9月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之一。他们居高临下、态度鲜明地提出:“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二百年来,红学家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湮没了。……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的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第47-48页)适应时代要求的红学“新说”,所重者在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正如突出“农民起义”主题对于《水浒传》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强调《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是肯定它的巨大价值的关键。红学“新说”要为自己的登场鸣锣开道,就必须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红学数十年的“新红学”体系。

  

   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而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在新的社会大背景下,政治引导学术,但没有取代学术;政治影响学术的走向,但学术确在深入发展。政治的批判与学术的批判,相并而行。据顾平旦《〈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期刊部分,1954年10月-12月间,发表论文119篇,1955年1月-12月间,发表论文103篇;报纸部分,1954年10月-12月间,发表论文149篇,1955年1月-12月间,发表论文91篇,共计442篇。作家出版社选辑《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集,共收论文125篇,100馀万言,便是这场“有益的学术争论”的集中体现,如吴组缃、冯至、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黄药眠、范宁、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王起、詹安泰、董每勘、陈则光、王达津、孙犁、杨公骥、张毕来等,多是公认的大家,甚至被称为大师的人物。“揭秘”者津津乐道于“历史细节”,却对厚厚四本《红楼梦问题讨论集》视而不见,是有欠妥当的。

  

   二

  

   批判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有些同志或多或少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对“批判”持有相当的保留。1954年批判俞平伯,被认为是以政治代替学术;将矛头指向胡适,更认为是政治的需要。我在绵阳见了克非先生,讨论如何看待1954年的事情,他说根子都在胡适身上,批判胡适是对头的,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从学术层面看,红学的一切纠葛都根源于胡适。

  

   且让我们回溯1921、1927这两个红学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年头:

  

   胡适1921年11月写成《〈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教科书上写了的。但教科书却没有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胡适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是佩服《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还是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成就?都不是。胡适自己讲了一句实话:“《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的“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四十年后他写信给苏雪林,还说当年那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答案是:想借《红楼梦》教你一个科学的方法。因为中国人太不懂得科学了,像蔡元培那样的大家,研究《红楼梦》不过是“猜笨谜”,遑论其他大不如蔡元培者呢。

  

   作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胡适,一向被描绘成“学贯中西”的泰斗,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科学的方法。大家没有算一笔时间帐:胡适1910年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头两年读的是农科,后来入杜威为系主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洋博士眼界固高,但没有读书的时间,不可能天生“学富五车”,他们的长处是握有“新方法”。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小说的人,认定是这一文学观念的变革,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结构,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变成了一门正经学问——“小说学”,无不揄扬赞美,视为真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将相关资料重温一番,竟发现“史家叙述”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曰材料取舍的任意,那真相的揭示便是扭曲的;二曰事件次第的含胡,那因果的对接便是错位的;三曰价值标准的双重,那是非的判断便是颠倒的。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见知名杂文家、新华网评论员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现代文学史”家们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正宗论”出来,方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之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第二个十年胡适的鼓吹要热闹得多,而且与他的“正宗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有崇高的目标和正当的宗旨,但并不排斥文言文,不否定传统文学形式;后者并无崇高的目标和正大的宗旨,却执拗地排斥文言文,否定传统文学形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专制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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