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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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  

   赵文译

   Hyden White “Against Historical Realism”, New Left Review, 46, July-August 2007, pp. 89-110.

   中译选自:《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就小说在欧洲理解的文体意义上来说,我们俄国人是普遍不懂得如何写小说的[1]。

   ——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5–69)是一部庞大而未完成的复杂著作,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不可能对之做出公正的评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两部大书,其一是历史,另一则是虚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1812年拿破仑入侵为俄国社会造成的后果的一种说明。由于这部著作混合了历史、小说、史诗等多种文体,批评家们历来在如何为之归类这一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通过本文,我将把这部著作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明其最明显之所是——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意味着什么。然而《战争与和平》又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小说:它试图表明,我们虽然不可能不将“历史”用来当作表述重大事件的一种语境,但对这类事件的“历史”说明却从来不可能解释这些事件。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完美地实现了历史小说的同时,在实际上也取消了历史小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质疑了它以之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形态,从而瓦解了欧洲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

   托尔斯泰本人拒绝将他对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的解释归入任何特定文体的标签之下。1931年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指出,托尔斯泰开始时——著作内容开始的日期是1805年——是把这部著作当作 “家庭小说”和“军事历史小说”——这是两种公认的俄国文体——的结合来写作的[1]。然而,艾亨鲍姆指出,从第7卷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即历史哲学史诗。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三种文体线索相互交织组织起了整部《战争与和平》:一是历史线索(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一是小说线索(战争给四个虚构的俄国贵族家庭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个则是哲学线索(对书中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和虚构事件所引发的某些抽象观念的插入性论述)。使《战争与和平》成为历史小说文体完美体现的正是这些线索的结合。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他还让这种文体接受了他自己历史哲学观照之下的分析。这种批判哲学的维度在托尔斯泰之前的伟大历史小说家——斯各特、曼佐尼和大仲马——那里是找不到的。

  

1

   《战争与和平》篇幅虽长,但它所描写的情节时间相对较短,从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到1812年12月5日拿破仑退出俄国,共计七年时间。故事情节大致在有关军事战役、战斗和战争过程的故事和对俄国上流社会受战争影响的生活说明之间平均分配。一个故事讲的是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权力和荣耀,而另一个故事则涉及通过“社会”提供的手段获得爱情、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故事从未完全汇合在一起,对它们来说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着“战争”与“和平”的相似性。

   《战争与和平》最初作为连载于1865年到1969年之间刊出,但大多数版本都将全著分为若干卷,各卷又包含若干部分或章节。卷与卷之间(尽管各卷是按照编年顺序组织起来的)或章节之间几乎没有连续性。这些片段毋宁说构成了小品、逸闻和小型历史叙事的系列(在第八卷当中就有三个连续的片段:“罗斯托夫一家在剧院,海伦在隔壁包厢”,“描写歌剧”,“阿纳托里和多罗霍夫在莫斯科”)。这些小品有时候就是对当时报纸上的faits divers(社会新闻)的汇集。人物不是按照不同经历阶段发展的,而毋宁说只是随着时间发展而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具有了一整套新的特性。但话说回来,全书的情节的时间跨度只有七年时间。其中有几处心灵启示的时刻:保尔康斯基有一次,皮埃尔有一次;而实际上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个人物是成长的——但在所有这些人物当中,是没有重大的、持续的性格变化的。大多数人物与其说经历了发展,不如说经历了某种变容,当他们经受了“战争”与“和平”轮番带来的失望与挫折时,身上会添加一些新特性,同时也会去除一些旧有的特性。《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快乐的小说,尽管托尔斯泰最初是规划把它写成一部结局美满因而一切美满的喜剧的。

   《战争与和平》包含的各个片段组成了一组系列,但却并非是一种连续的序列。序列性以主从关系在整个叙事跨度当中分配意义,逐渐在文本的全部素材当中区分出重要和次要的东西,并使得全部素材都指向一个结局和完结之点,在结局当中,相关事件的支配性意义才能最终被把握或理解。通常而言,对诸事件的历史学处理的本质就在于尝试在似乎只存在连续性(编年性质的)的地方揭示序列性(叙事安排)。但是托尔斯泰因为面对历史而拒绝序列性:他不相信历史有某种情节。进而他为了拒绝情节安排的诱惑,转而采用编年史写法当作他对1805年至1812年俄国生活的描写的基本组织原则。

   因此,第一卷至第六卷连缀起了1805年—1810年的一些相关事件,构成了对法国与俄国之间军事和外交关系的相当直接的说明、对拿破仑大军和俄奥联军间最初的战争的描写以及对代表俄国贵族特征的主要的虚构人物的介绍。本书没有铺垫开门见山,正如它在1400页之后没有终结而戛然而止一样。我们被直接抛入圣彼得堡的一处社会场景之中,这是一场soirée(晚会),在那里人们讨论着暴发户式的新贵拿破仑·波拿巴。我们看到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的介绍,最终我们会知道他是全书当中的主要虚构人物,但实际上我们此时又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背景(他是非婚生子,但他的母亲却又未被提及,我们对他的童年和成长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他都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全书结尾一直如此。他很少行动,但是他身上却发生了众多的事件。

   作为主人公,皮埃尔身上有太多东西让人好奇;他不太像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而更像是来到城市的乡下人的典型。皮埃尔的朋友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是贵族德性的具体体现这一角色更合适的人选。前六卷断断续续地展开了安德烈公爵的故事:他的无爱婚姻、他妻子因难产而死、他对生活的痛苦的领悟过程、他对年轻漂亮的伯爵小姐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爱以及他们的婚约。但是他作为一个主人公又太失败了。他搞砸了与娜塔莎的婚姻约定并在解决与她之间的问题之前死去。七、八两卷形成了1807年—1812年之间的某种过渡,也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准备性铺垫,这种新历史哲学将被用来解构1812年战争的官方解释。第七卷涉及“和平”、乡村生活和在领地的快乐的罗斯托夫一家,而第八卷则描写城市生活——即莫斯科的生活——和皮埃尔的妻弟阿纳托里·库拉金对娜塔莎的诱惑。皮埃尔阻止了阿纳托里诱拐娜塔莎的计划,安德烈拒绝了她,她自杀未遂,而皮埃尔意识到他爱娜塔莎胜过他不忠的妻子海伦·库拉金娜,他只是出于欲望而与她缔结了不光彩的婚姻关系。正如这个不太完整的概括所示,在本书的这些虚构部分有许多复杂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同时托尔斯泰让我们对“史实”的出现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做好了思想准备。

   第九卷到第十卷,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最大的“部分”,涉及1812年5月到12月的“战争”的七个月。它们描写了拿破仑怎样入侵俄国,又怎样遭遇了筋疲力尽、身有残疾且几近失明的老式人物陆军元帅库图佐夫领导下的军队的抵抗。拿破仑的军队向莫斯科挺进,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但当其军队变成了掠夺者和醉鬼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决定撤出莫斯科,撤回法国老家。接下来,就是他的军队在撤退中的毁灭;最终,拿破仑把他最初带到俄国的50万大军的残余全部抛弃,返回法国,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因果性与自由

   这后一部分正是《战争与和平》的实质所在。就是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对过去的说明,而是作为一种力量以自己的面目现身,被展现为个体的人和民族二者之命运的隐秘的操纵者。作为过去事件的全部总和的历史概念向另一种历史概念的转变明显出现在第九卷,后一种历史概念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事件发生,并为人类社会赋予一种特殊但又未知的方向。也就是在第九卷当中,叙述者反思了伟大人物如下信念的反讽性:他们总是相信他们自己并非历史变化的结果而是其肇因。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学家们书写历史,使得历史事件的原因便是王侯将相们的意志,他们的愿望和命令似的,从而也滋养了王侯将相们的自负之心。他强调,实际上历史事件是“无数原因”造成的结果,这些原因多得使历史“无理性可言且不可理解”。人和民族的运动依赖于卷入这些运动的所有人的默许,因此实际上发生了的一切事情原本也完全可能不发生,而一旦发生,回过头来看则显得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被置于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在其中我们必须既坚持历史对我们的决定,同时又坚持我们相对于这种决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似乎相信某种“对立相合”的存在。因为他虽然用了大量篇幅证明历史中的一切事物“之所以要发生,只是因为其一定要发生”,但他也认为,我们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是将自己看作被决定的还是自由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托尔斯泰写道:

   每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它的趣味越抽象,它便越自由;另一方面是自发的群体的生活,个人在群体里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为他预先规定的法则。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

   托尔斯泰认为,人可分为有意识的生活和他们动物性的、身体性的,或“蜂巢”生活。在前一种生活当中,人们体验其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当中没有“体验”可言,只是过着“自然的”生活。

   托尔斯泰坚持认为,人类生活的这两个维度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社会权力的个人享有的程度相关:“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的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所以在托尔斯泰看来,“帝王是历史的奴隶”——以此类推,或者看上去似乎是,最底层的奴役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最大的“自由”。

   按照这种推理,个人成就恰恰就在于认识到我们有意识地渴望、欲望或渴求的东西实际上是社会调节的结果,而我们应该渴望并寻求的则是完全投身于“蜂巢”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繁衍生息和死亡并非是社会的目的而是生命的目的。“拿破仑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服从那些不可避免的法则,这些法则迫使他为总的事业、为历史做那必须做的事情”,这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么矛盾。因为托尔斯泰相信,由于一切事件都是在整个历史当中起作用的全部因果力量的结果,所以人类的自由意志感也必须被视为命定的;因此之故,无论人自由与否,他们的自由感一定要作为因素被计入由人类引发的所有事件的产生原因之中。托尔斯泰指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具体个体或群体享有的权力越大,有关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的错觉也就越严重,而追求权力所造成的伤害也越大。因而放弃获取权力或行使权力的一切努力,并进而返回由家庭、社会等级和种族构成的“蜂巢”生活之中,乃是一项成就。消极性是应予追求的条件。行动的能力、英雄的特点,是组织化的社会生存当中最可怕的源头。

因此,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明显区别,或作为英雄式的生活与庸常的、谦卑的或无关紧要的生活的区别基础的行动与激情,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出色的行动者拿破仑实际上只是他对之无能为力的那些力量的产物;而昏昏欲睡的、耳背的、上了年纪的、惊慌失措的不称职的元帅库图佐夫结果却成了战胜拿破仑的胜利者和俄国的救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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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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