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2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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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  
库图佐夫是主动性被动的化身,而拿破仑则无非是被动性的主动者。库图佐夫的意志力量表现在强迫他与拿破仑作战的全力抵抗当中,而拿破仑的意志力量则表现在只要在他能战斗的一切时候和一切地方他都坚持战斗。因而其中一人是通过消极性而获得了他的胜利,另一个人则通过行动获得了他的失败。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战争是一种荒诞的行动,最终是一出滑稽戏。

   比如在第十卷中,托尔斯泰中断了对皮埃尔·别祖霍夫参观鲍罗金诺战场的描写转而对刚刚打完的这次战役的无意义进行评论:

   涉法尔既诺多角堡前的会战是在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双方都未发一弹,二十六日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

   为什么和如何由一方挑动,而另一方接受了涉法尔既诺和鲍罗金诺的会战?为什么发生了鲍罗金诺会战?这对于法军,对于俄军,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对于俄国人,最直接的结果是,并且应该是——我们临近莫斯科的毁灭(这是我们最怕的事)。这个结果在当日是很明白的,可是拿破仑却发动而库图佐夫也接受了这个会战。

   托尔斯泰的解释——与官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念形成的解释完全相反——是“库图佐夫是被动的和无意义的。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附和既成事实,狡猾地制造出了统帅的远见与天才的证据,而指挥官在历史的一切被动工具中,是最奴性的最被动的人物”。托尔斯泰取笑那些战略家和战术家,正是这些人拿着图表、地图和部署图,努力将现代大规模战争变成精确计划的事情。入侵俄国涉及的军队总量决定了,双方交战的战役与其说取决于抉择,不如说取决于惰性的飘移作用。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毫无理由地任意下决断,像孩子浪费糖果一样地滥用他的军队,一旦其意志受到阻挠便噘起嘴来。相反,库图佐夫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保存他的军队或保持其残部,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投入战斗,只知道撤退,撤退,再撤退——直到将莫斯科拱手让给敌人。这是一场错误的卓绝光辉和个人主义与真实的沉闷、坚韧和听天由命之间较量的战斗。最终拿破仑发现自己占领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市,他的军队缺乏过冬的物资,而他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

   可是拿破仑,这个被历史学家誉为天下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掌握着全部军队,……利用他的权力在可供选择的道路中挑选了一条最愚蠢最有害的道路……他退出了莫斯科……拿破仑使人觉得,他仿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就像古时雕在船头上的神像往往被当作驾驶船只的力量一样),其实他这个时期的行动就像一个孩子,他拉住马车上的带子,自以为在驾车[3]。

   正是因此,《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尽管描写了大量的人为行动、冲突、战斗和毁灭,但归根到底是不会对此做英雄式的描写的。最初在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勇和高贵的、甚至悲剧的东西,在托尔斯泰那里被揭穿为对自己正在做的毫无所知的一个来自西方的江湖骗子所干下的一场毫无意义、无用的屠杀式冒险。俄国人在对拿破仑的侵略做出回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某种斯多葛主义的和消极的英雄主义。俄国人所做的只是忍耐。这就是这个民族的天赋。

   所以,在面见库图佐夫元帅之后,安德烈公爵回到团里,对大局和受委托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安德烈公爵越清楚地看到这位老人没有私心,仿佛缺乏归纳事件、做出结论的智慧,只有易动感情的习惯,以及善于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越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妥当……“大家信任他”,安德烈公爵想,“主要因为他是个俄国人”[4]。

   当然,这话出自安德烈而非托尔斯泰之口;我们无法确知托尔斯泰是否希望他的读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安德烈的想法——尤其是安德烈是那些“知识分子”之一,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理性的视角而不是他们的感情来看待现实。然而“俄国人”的确在托尔斯泰的史诗当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并解释了俄国反抗西方暴君并赢得胜利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小说的军事历史部分,托尔斯泰让“法国性”和“俄国性”形成截然对立,一个是意识、灿烂光辉、理性、风格独特和行动;另一个则是感性、团结、坚韧、朴实和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这个战争故事当中有那么多的喧嚣与躁动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战争与和平》当中虽然有许多事件,但却很难指出具体的事件和任何具体事件对随后事件所产生的那种连锁反应。那些战斗并非始自规划,而是源于偶然,它们的结束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君主、将领以及各类官员发布命令,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命令要么湮没无闻,要么被错误传达,要么则被普通人当作耳旁风。莫斯科被法国人占领,但从未被法国人征服。当这座城市被俄国军队放弃的时候,拿破仑似乎已经赢得了战争,但俄国人拒绝承认他的胜利,对他不闻不问,也不公开对抗他。最终,俄国人就当他根本不在莫斯科一样做事,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放弃莫斯科。库图佐夫以尽可能少做事的方式,通过撤离并放弃莫斯科的方式,通过让拿破仑陷入对欢迎王师的徒劳等待之中并最终精疲力竭的方式,赢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赢了”的话。所以,作为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一种解释,《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没有事件或可以组成完整情节的行动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无事件性和无情节性即便没有预示现代主义小说——或写作《情感教育》的福楼拜这类现实主义者那里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方面,也与这种现代主义是相近的。

  

2

   《战争与和平》当中所有的主要俄国人物形象都属于贵族阶级。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兵,在拘留所与皮埃尔交上了朋友,当他精疲力竭地倒在路旁像狗一样被射杀时,在皮埃尔的印象中,他是“善良的圆圆的俄罗斯人的典型”。与书中的所有贵族不同,卡拉塔耶夫有着俄国的土地和它的精神所孕育的智慧,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非是思想的智慧。“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生活的不自觉活动的表现。而个人生活他觉得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5]

   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从社会当中解放了的人类的范式。他无所求,无所渴望,他接受一切,他在他本人和他所属的社会之间感觉不到任何隔阂,他根本没有“自我”。在皮埃尔看来,卡拉塔耶夫是个“朴实和真理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浑圆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反英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徒。《战争与和平》当中的其他人物最终都是以他为尺度而得到衡量——并因而找到他们所渴求的东西的。在描写1812年的別祖霍夫和罗斯托夫家庭的尾声部分,即本书的真正结尾处,小说再次求助卡拉塔耶夫,让他当作衡量皮埃尔是否渴望能够返回社交界并参与政治运动的愿望的试金石。娜塔莎问皮埃尔卡拉塔耶夫是否会支持他和他参与政治斗争的计划。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处处是一片高雅、幸福、安宁的景象,我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它并非一个结尾,但我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皮埃尔和娜塔莎。但我们至少知道皮埃尔和娜塔莎已经在他们相互的爱之中,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为至少是皮埃尔构想的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寻找到了一种模型。“我只是想说”,皮埃尔继续说道,“凡是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都是简单明了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结合成一股势力,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这道理很简单”[6]。

   在一个场景当中,托尔斯泰希望我们相信,俄国贵族越是“社会化”便越是失去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性”。他们文明化的同时也法国化了。托尔斯泰让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说起法语来比说俄语更流利,借此说明了这一点;当他们居住在乡间并不得不与他们的农奴和仆人交谈的时候才又变成俄国人。在书的开头我们初见皮埃尔的时候,他刚刚从巴黎学习归来,当时是拿破仑和法国启蒙的钦佩者,在他身上法国做派和他粗大的外貌、他的近视、他的不优雅的行为举止所反映的质朴的俄国本质形成了生动的对比。

   从生理角度看,皮埃尔是俄国宫廷那些漂亮骑士——安德烈、阿纳托里、多罗霍夫、鲍里斯等人——的反题。与库图佐夫一样,皮埃尔太胖了,以至于无法舒服地坐在马背上,近视太严重以至于不能看清他周围的事物,口齿太不清晰以至于既不能赢得女士的芳心也不能说服聪明的男士。我本人怀疑——但我找不到文本中的证据支持我的这一猜疑——皮埃尔的母亲是个女农奴,他的身体特征可能反映了他与其祖国俄国的土壤之间的原生性联系。但无论如何,皮埃尔的以世界性方式完成的“Bildung(教养)”或有关人情世故的“情感教育”与他的西方同辈的完全相反。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体验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远离“社会”,而越来越深地投入到对某种共同体的探寻之中,这种共同体是当他被法国人囚禁,遭到死亡的威胁,被剥夺了所有世上的财富,只剩下了与卡拉塔耶夫——他将他当作身具疗救性的爱的力量的寓言——的兄弟情谊之时,在人们那里所发现的。卡拉塔耶夫被一名法国士兵射杀之后,皮埃尔一夜精疲力竭,一再做着鲍罗金诺战役后在莫扎依斯克曾做过的梦:

   又是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又有人——不知道他自己还是别人——对他谈思想,而且就是莫扎依斯克村人家对他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圣的快乐。要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和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痛苦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到了他。[7]

   囚禁和退化的经验在皮埃尔身上产生了作用,他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彻底:

   以前他苦苦追求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已不存在了。这种人生目的现在对他不是暂时不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人生使他快乐地感到充分的自由……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某种言论、某种思想,而是信仰可以感觉到的永存的上帝。

   这种对上帝的新信仰,让皮埃尔与其他的男男女女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这种人人具有的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使皮埃尔激动和恼火,现在却成为他同情人和关心人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同现实生活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皮埃尔感到有趣,引起他不怀恶意的嘲笑。[8]

   皮埃尔并没有因这些新的洞见而止步:“生活的全部的意义”将围绕怡人的娜塔莎而被建构起来,而她现在经历了安德烈公爵之死之后变得谦卑。

  

   轨迹

   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伯爵,是全书中最有可能被称为浪漫主义主人公的人物,他在生活中失去了他的爱人娜塔莎·罗斯托娃,在意外的霰弹爆炸中负伤,最终死去。他忧郁,有思想而且勇敢,是一个忠诚的儿子、一个好的朋友,但又是个冷漠的丈夫,对他儿子来说又是一个无趣的父亲,也是娜塔莎的以前的情人。在他这部著作的初稿当中,托尔斯泰想让他活下去,结婚并过上兴旺发达的生活。但是最终他决定让安德烈死于这样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应充分表现出受到厄运和失败考验的一颗贵族心灵的死亡。在描述了安德烈公爵坦然面对死亡之后,紧接着就有这样一段论述:

   “是的,死就是觉醒!”他的心灵豁然开朗了,那张至今遮蔽着未知世界的帷幕在他心灵面前揭开了。他觉得内心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身上那种奇妙的轻松感也不再消失。[9]

   这个场景哀婉悲恸的力量让人感到为难,但是,这也可以被用来说明托尔斯泰那里存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可以被排除在西方现实主义者的名单之外。

光彩照人的、苗条的、黑眼睛美人娜塔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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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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