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兴:追念斯图尔特·霍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2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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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  

   1.

   作為1980年代深受Stuart Hall啓發的那一代學子,2014年二月10日得知他離世的那天起,我們一方面陷入悼念的感傷中,另一方面也被迫開始認真思索他在思想上的貢獻與留下來的精神遺產,他在世的時候許多人都能感受到他龐大的影響力,但是卻因為他的知識方式是不斷對當下困境進行思考、他的思想與書寫不斷在介入現實,這樣具有強烈進行式的節奏讓人很難放慢速度,比較有整體感地梳理他的影響力,更沒有思考過究竟該如何討論才能有效的揭示他長期的積累。他離開至今的幾個月中,對他的追思來自四面八方,不僅在他長期生活工作的英國,他出生成長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北美、拉美、北歐、非洲,以及亞洲各地,都對他一生的貢獻、他的人格與風格表達感佩,當然也有聲音批判他所代表的新左思潮偏離、置換了更為根本的經濟結構問題。或許,今天在全球的範圍內很少還有知識人會在離世時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與廣泛的關注[1]。我個人對Stuart Hall的書寫與實踐有片面的接觸而沒有全面性的把握,沒法作出有系統的評價,只能憑藉過去近三十年間跟他交往中的一些體會與觀察,初步的提出些粗淺的看法,把焦距擺在他的團體工作方式上,藉以彰顯他難以丈量的影響力,期待在中文世界中有更多人會深入的挖掘尚待清理的整體圖像。

   在一次私下的談話中,Hall指出他的發言位置交錯在三個主要軸線上:新左翼、文化研究與黑人社群。我想這三個流動場域貫穿了他長期的政治與知識實踐,他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作為New Left Review在1960年的創刊主編,新左翼是他長期的政治位置,從他手中開創出來的文化研究可以說是六〇年代新左運動在學院機構中的延伸產物;他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身分認同,關乎出身殖民地在英國主流社會中既邊緣但又有內在理解的位置,能夠有批判距離的洞悉社會的衝突矛盾;同時當初新左主要構成的一部分是來自英屬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Hall與來自加拿大、後來知名的哲學家Charles Taylor等。因此,理解Hall特定工作的面向必須放在這幾個連帶的動力場域當中來看,缺一不可。

   作為獨立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黨派,Hall與眾不同的特點是他具有團體工作的能耐,他許許多多具有原創性的思索與書寫都是在團體動力的需求下完成。回頭來看,樹立團隊工作的知識方式很清楚的體現在他1964-1979年間CCCS(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時期[2]。或許是六〇年代大環境使然,青年學生的解放運動開始與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動關係,在學院體制內部已經建立起來的學科及學科之間僵硬的邊界,無法回應對於現時社會現象與衝突矛盾的理解,CCCS的出現吸引了一批聰慧又有膽識的研究生,不僅敢於突破學科訓練,更有熱情打破過往個人主義的學習方法形成團隊研究小組,六〇、七〇年代慢慢發展出來的小組如 Th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Group, The English Studies Group, Sub-cultures Group, Woman’s Studies Group, Race and Politics Group, Mugging Group等,透過共同閱讀、討論、研究、田野、協作成為CCCS基本知識生產的方式[3]。這些集體研究的部分成果早期發表在CCCS的機關刊物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以及Occasional Papers[4],爾後與出版社合作以書系的形式流通。直到今天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 依然是經典著作,不僅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也在特定主題上開啟後來的認識方向,如Policing the Crisis成為Hall在七〇年代後期起討論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基礎,後者又成為「新自由主義」問題意識開展的前身[5]。

   在長期只有三名師資人力短缺的情況下,正是團隊成員互相學習的工作方式,使得CCCS孕育出一批很強的年輕研究人員,成為文化研究第一代的先鋒,如Angela McRobbie, Dick Hebdige, David Morley, Charlotte Brunsdon, Paul Willis, Dorothy Hobson, John Ellis, Janice Winship, Paul Gilroy, Hazel Carby, Lidia Curti, Iain Chambers, Cha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Larry Grossberg, John Clarke, Phil Cohen等。文化研究的名號能夠從1960年代起慢慢的建立起來,就是靠著這批活力充沛的年輕研究者,生產出第一批高品質的知識,例如Dick Hebdige的Subculture: Meanings of Style是他的1970年代的碩士論文,出版後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至今研究次文化還是必須引用這本經典作,而在當初Hebdiges是次文化研究組的成員,受惠於團體討論的啓發;

   同樣,David Morley的The ‘Nationwide’ Audience 後來成為聽眾研究的奠基作,也是CCCS媒體研究組集體研究的結果。同時,這些從CCCS捲出來的人不是關在學院門牆內的傳統學者,許多直接參與社會或是介入公共政策與媒體,像John Ellis在1980與1990年代的二十年間,成為重要的電視節目製作人,其他人也有很多以不同方式參與在社會過程當中,產生不同層次的作用。也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Hall透過CCCS的場域很幸運的碰上一批學生,培育了研究人才,開創了奠基文化研究的知識。擴大來看,在短短的十五、二十年間能夠開花結果,這樣的成就幾乎是一種奇蹟,世間很難有其他的研究機構能夠匹配,Hall影響力最深遠之處正在於此,與他團體工作的特殊風格相互關聯。

   在CCCS時期所積累的豐富的團隊工作經驗,提供了Hall接下來轉進Open University的基礎,對他而言工作轉換的動力在於把高等教育透過廣播電視媒體普及到學院門牆之外的社會,讓沒有條件進入大學的人能夠享有教育的機會。1979至1997的十八年間,Hall以社會學教授的身分與不同的課程團隊一起工作,透過製作影視教材以及精心規劃的教本,對英國成人教育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例如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與Understanding Modern Societies系列課程,都是由Hall主持,參與課程製作小組的成員多達四、五十人,其中部分正式出版的教本Formations of Modernity與Modernity and Its Future,更溢出英國本身,1990年代起在世界各地流通,成為社會學與社會理論的基本教材,影響深遠[6]。Hall在Open University時期的各項工作,在英國社會變動的脈絡中做出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與貢獻,乃至於對全球人文社會學術產生的廣泛作用,至今還有待研究,特別是在所謂網絡時代,如何建立高素質的教材提供另類教育,Hall在Open University的實踐與試驗該是超前的,無論是團隊工作方式還是多媒體的製作,都有其前瞻性的啓發。

   其實,Hall從六〇年代起就是業餘的廣播人(broadcaster),一生參與了不少的廣電節目製作,不僅如此,他持續的政治參與是以創辦、組織、編輯在社會廣泛流通的雜誌、刊物與書刊來進行,通過搭建起知識辯論的平台介入政治社會,造就了他長期在思想界的影響力。1950年代參與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960年代作為New Left Review 的創刊主編[7],1970、80年代積極參與Marxism Today 主導論證議題,以及1990年代後參與創立Soundings,都是Hall與大社會和政治社群論辯與對話的重要舞台。Hall最近一次的政治介入在2013年,就是透過Soundings,與他共同的刊物主編Doreen Massey與 Michael Rustin發表的Kilburn Manifesto對新自由主義繼續進行挑戰。從1950年代初期起,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中,他對現實不斷的介入,不僅在思想上框架了許多重要的論戰,也改變了人們對於變動中世界的思考方式。或許可以這麼說,假如二次戰後全球左翼思想史還有待書寫,Hall是沒法忽視的少數幾個思想者,他們的工作與實踐深深地形塑了這段歷史。

   雖然移居英國長達60年,Hall來自前殖民地黑人少數族裔的身分位置從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他一生思想原創力的泉源,對社會提出既內在又外在的看法,當然生活在倫敦這個前/帝國首都的後殖民經驗,強化了他對種族與族群問題的敏感度,也連動著對階級與性別體制的關注——對他而言,階級、性別、種族是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的三條基本分析軸線。從Open University退休後,Hall有更多的時間參與黑人藝術家社群的活動,在他生命歷程中最後推動的合作計劃之一,就是建立了Ravington Place,這個以倫敦為基地的全球藝術中心,讓黑人與少數族群的藝術家能夠組織起來,對世界發聲;中心的圖書室以Stuart Hall來命名,該不只是要紀念他而是希望能夠延續他的精神遺產吧。

  

   2.

   在中文世界裡,對於Hall以及他介入參與的CCCS、Open University及其他工作方面的深度了解,顯然是相當缺乏的,我這一代留學英美返台任教的人當然要負起相當的責任,特別是我個人1998年參與籌辦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以及2000年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與2004年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的建立),後來並且參與規劃相關的學程與機構,在學術的範圍內,是以文化研究的符號在推動各個層次的聯結工作,到底該如何回看Hall與當初台灣在地語境的關係?

   「文化研究」與其他的學術分科不同,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比較熟悉的亞洲具有豐厚「思想界」的地區,它存在的基礎在於公共空間,而非學術體制。八〇年代末期回到台灣,碰上政治、社會變動最快速的時候,作為棲身學院心在社會的左翼分子,真正的關心不在校園圍牆內,而是如何參與到政治社會變革的運動當中,在這樣的心情下,像是引介伯明罕學派諸多具有啓發性的著作就很難成為工作上的優先項目,反倒是如何能夠有效的接上地氣,成為最優先的考量。其中一個與在地能夠緊密結合的方式,就是投入解嚴後風起雲湧的文化批判的浪潮,當時主要的平台在報紙媒體的副刊(如《自立早報》、《民眾日報》、《首都早報》等),以及雜誌月刊(如《中國論壇》、《當代》與後來的《島嶼邊緣》等),當然還包括環繞著這些報刊雜誌的大大小小的讀書會,與定期和不定期的公共論壇,整體上構成了熱量充沛的文化思想運動,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的初期所出現的這塊異質地景,與多元的政治、社會運動共構,在相互呼應中釋放長期被壓抑的能量。

我個人認為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在學院中慢慢出現的「文化研究」,承接的就是在社會空間操作的文化思想運動,因此後來所搭建的學會與學程等機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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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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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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