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国: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5 次 更新时间:2006-09-05 2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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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国  

  

  【内容提要】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作者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并引入了干涉变量,重点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3个要素因素,即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合法性是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文章试图通过上述3个变量来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国际制度;有效性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制度研究兴起以来,国际制度的有效性研究逐渐成为目前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在中国逐步发展。国外有关涉及国际制度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及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对制度有效性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涉及。[1]此外,很多学者在研究国际制度理论时都曾简要涉及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但仅指出其降低交易费用,减少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汇聚国家预期,克服机会主义倾向等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种把制度有效性作为“既定”的看法,实际上犯了制度功能解释途径可能出现的因果论证的错误,即“因为需要国际机制所以才有国际机制”的循环认证。[2]

  笔者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3],并引入了干涉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4]试图对国际制度有效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文章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相关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着重分析影响了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因素。笔者认为权力是外生变量,合法性是内生变量,而国内政治是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5]笔者试图据此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一 国际制度有效性相关概念

  

  国际制度的概念与早先的机制研究一样,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罗伯特·O.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一书中认为,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体的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并相互联系的(无论正式或者非正式)规则”。实际上,基欧汉在文中紧接着区分了国际制度的3种形式:一是正式的政府间或跨国的非政府间组织;二是国际机制;三是国际惯例。[6]这样便于保持从机制发展到制度研究的内在一致性与学术的连贯性,这使得国际制度研究的学理意义超越了早期的具体国际组织研究,并使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探讨与建构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关国际制度的作用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7]国际制度兴起至今,人们关注的问题已经不是国际制度是否起作用,而是国际制度是怎样以及多大程度上对世界政治产生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致力于将国际制度作为干涉变量,通过改变机会可能性和有关国家对信息的既有控制,从而协调国家对自利的追求与政治后果之间的关系。[8]但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首要是维持国家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制度强弱与否依赖于国家的打算。[9]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研究方法起源于结构理论,把结构理论应用于制度的形成与运作,因此得出现实主义的结论。[10]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涉及到如何看待制度的“有效性(effect of institutions )”。[11]

  从一般的层面上看,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12]也就是说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引起参与者的行为主体、行为者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以致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制度的约束。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也指出:制度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为引导和限制行为的相互有利的决策提供稳定的环境。[13]实际上,对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最基本的起源于国际政治的下列基本问题:什么时候国际合作可以取得成功?国际关系中的政策制定者和其它行为因素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国际合作?这些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从广义上讲,成功的制度具有的标准为:第一,在合作方有意图的指引下,改变国家和其它行为体的行为;第二,解决它们被设定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第三,以一种有效和平等的方式进行。[14]一般而言,有效性与局限性并存,两者间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有效性的论证可以相应地考察局限性的大小。正如奥兰·扬(Oran R. Young)所指出的:有效性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否有无(all or nothing) ”的命题。因此笔者从有效性出发,考察理论与实际运行中制度的希望与限度。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概念引发了下列3个问题:制度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哪些结果应该成为分析的焦点?依据制度成功或者失败怎样评估这些结果?需要哪些测量操作去评估一个制度的有效性?[15]实际上,西方学者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探讨,大多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的。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是对制度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的尝试。

  西方学者对影响制度有效性因素的分析主要在于:考察制度有效性相关因素,就是对制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发挥作用的考察。西方有学者选取了单个或极少的变量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固然简便,但实际操作意义不大。奥兰·扬将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因素分为两类:制度安排自身的特性或属性这类内在的因素;特定制度安排运作于其中的广泛社会条件或其他环境条件这类外在的因素,即所谓的内生和外生变量。作者接着细化了下列相关因素:透明度、健全度、规则的改变、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以及智识秩序等诸多方面。[16]但这种细化也造成了实践操作的不便与混乱。奥兰·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无疑,对机制有效性做出有力的概括,研究需要继续下去。一旦我们识别正确的变量并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模式,我们或许能极大地简化分析工作。”[17]实际上,当前研究纲领的一个缺陷,在于其太专注与证明制度是否起作用的问题,对建构成熟的理论因果结构或者解释不同的制度效应,则关注的太少。[18]

  

  二 权力因素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任何争论,权力因素无疑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争论点,对考察制度有效性而言,概莫能外。哈斯、扬以及莱维在论述通过考察国家行为的变化来论述环境保护制度有效性时,将权力和利益作为外生变量。[19]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国际制度(特别是其载体国际组织)中固有的权力(一种结构性权力),仅从影响制度运行的权力背景出发,是可以将其定义为外生变量的,本文也尽量从这个角度予以关注的。

  在论述权力因素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时,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基本上是权力分配的反映,而不是维持和平的重要因素,在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制度建立和运行中,各国无法摆脱权力因素的影响,权力的差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修正的现实主义(modified Realist)主要起源于对现实主义制度理论的论述,修正的现实主义认为制度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在自己领域可以持续影响民族国家的权力属性,但是修正的现实主义对机制的看法只是从克莱斯纳的论述,即机制是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一个变量这一立场作了一个小的修正,修正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对我们理解制度有效性产生多少添加的作用。[21]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权力背景的论述最为充分,这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首先肯定了国际制度是在国家间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国家行为具有独立性影响。基欧汉在肯定新现实主义有关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同样得出制度一旦建立,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有关国际制度的权力背景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争论的一个核心。[22]

  建构主义认为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主要源于建构主义反物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研究思路。比如米切尔·贝奈特(Michael N. Barnett)对国际组织权力的论述就遵循了建构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国际组织成为自治的权威体归因于权力的两个来源:理性行为体所体现的合法性,以及对技术专家和信息的控制,官僚机构的有效运作是被建构的,反过来对世界政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23]

  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指各个国家的权力差异性,即权力分配。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极大地影响着制度的建立,况且制度的维持、发展及改变也受权力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实现个别利益的权力叫“特定权力”,为促进共同利益的权力叫“共同权力”,那么减少国家的“特定权力”,提高“共同权力”意识则是国际制度发展的一个关键。[24]权力分配中的强制力一方面会改变制度行为体的行为,另一方面这种强制力本身并不能保证制度的成功。严重的不对称性造成一些成员可以无视制度的指令,这样必然会引起其它成员的怨恨。正如奥兰·扬指出:“国际制度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实质性的严重失衡限制了制度的有效性”。[25]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规范性问题:如何发挥权力在建制中的作用,而又摆脱制度中的权力阴影。

  制度有效性一方面因为其机制类型或机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对于权力的定义的差异性也造成了对有效性的分析的困难。权力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同时它也是一个多面现象,很难准确地测量它。在实际的个案分析时,由于权力的评判不易操作,对于有效性的分析肯定会发生困难。比如摩根索对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支配的角度,即国家间关系是基于实力大小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力行使作用于对象国,既可以形成支配也可以形成反支配,并且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很多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逆向变化的情况。在现实政治中,权力造成的不同情况,很显然对制度有效性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权力本身与制度有效性之间并不矛盾,有时候甚至相辅相成。比如国际臭氧层保护机制最初就是由一些特权国家集团着手创立的,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由24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签订的,同时它们也是破坏臭氧层的氯氟化碳物质最主要的生产源和责任者。它们在政策制定和资金援助方面的权力优势有助于限制氯氟化碳物质,保证国际臭氧层保护机制的成功运行。[26]

  与此同时,围绕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权力因素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在权力分配中占优势特别是主导国家自身权力的限制问题。比如美国在各个国际制度中其自身的实力相当明显,但美国为什么愿意加入一个制度化和一致赞同的政治过程并限制其权力,从而保证制度有效性呢?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对此进行了探讨,他发展了一种更加“胶粘性”的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制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在具体环境下可以把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中,对国家的权力运用加以某种限制。对权力的审慎态度换来了同伴对其领导权的认同。但是如果制度不能提供制度收益(Returns of Institutions),那么制度发挥作用则非常困难。[27]

  简而言之,权力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从制度运行的背景看,是一种外生变量。但权力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任何轻视和忽视制度运行的权力背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背景下,都是比较严重的。因此有的学者在总结各派学者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时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受到权力因素的根本性制约。[28]

  

  三 合法性因素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合法性(Legitimac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egitimus),含有“合法”、“正义”和“正当”之意。卢德(Ian Hurd)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与权威》一文中指出,合法性是作为一种“规范的信仰(the normative belief)”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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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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