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我们过时的市场心态——文明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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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  

   王立秋 译

   机器时代的第一个世纪就要在恐惧和战栗中结束了。它巨大的物质成功,乃是出于人对机器的需要的意愿的,的确也是充满激情的服从。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人对工业革命的最初回应。为允许大规模使用复杂、强大的机器,我们把人的经济,转变为一个由市场构成的自我调整的系统,并按此独特创新的模具,来塑造我们的思想和价值。

   今天,我们开始怀疑这些思想中的一些的真理性、和这些价值中的一些的有效性。在美国之外,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机器社会中,如何组织人的生活,是一个我们再一次面临的问题。在正在消失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构造背后,潜伏着一种工业文明——及其令人麻木的劳动分工、生活的标准化、机械享有的高于有机的和组织享有的高于自发性的无上地位——的凶兆。科学本身也陷入了精神错乱。这一直让人感到不安。

   但仅仅是回归过去世纪的理想,是不可能给我们指示出路的。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未来,尽管这可能让我们卷入这一尝试,即,改变工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吸收机器的无关的事实。对工业民主的追求,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是在追求一种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案。这一追求,是在追求工业本身的答案。我们文明的具体问题就在于此。

   这个新任务要求一种内在的自由,而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自由。我们发现自己被市场经济的遗产搞得愚蠢不堪,这个遗产留给我们的,是关于经济系统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角色的,过度简化的看法。如果要克服这个危机,我们就必须重新把握一种更加现实的人类世界观,并根据那种认识,来塑造我们共同的目的。

   工业主义是一个不稳定地嫁接到人长久存在上的幼枝。这次实验的结果,还悬而未决呢。但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他可以以不止一种方式死去。我们这一代人如此激情地提出的个体自由的问题,不过是这个焦虑的问题的一面罢了。事实上,它只形成一种更广、更深的需求——那就是,对机器的总体挑战做出新回应的需求——的一个部分。


基要的异端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的境况:

   工业文明可以毁灭人。但因为我们不可能、不会,的确,也不应当自愿地放弃人造的进步环境的历险,所以,人要继续在大地上存在下去,就必须解决在这样的环境中调整生活以适应人类存在的需要的任务。没有人能够预言这样的调整可不可能,或人是不是一定会在这样的尝试中死去。因此也就有了忧虑的黑暗底色。

   同时,机器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它涉及一种对社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得名于其核心机制,市场。这个系统在退步。然而,我们的实践哲学,却又是压倒性地,为这段景观式的插曲所塑造的。关于人和社会的新概念开始通行并获得了公理的地位。这些概念是:

   关于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异端:人的动机,可描述为“物质的”和“理想的”,而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基础的诱因,源于那些“物质的”动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大众马克思主义都支持这样的看法。

   关于社会,类似的学说也被提了出来:社会的机制是由经济系统所“决定”的、这种意见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比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更流行。

   在市场经济下,这两种论断当然都是真的。但也只是在这种经济下如此。至于过去,这种看法不过是不合时宜的观点而已。至于未来,它仅仅是一种成见。不过,在当前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下,再加上科学与宗教、政治与商业的权威的强化,这些有严格时限的现象,被认为是永恒的,被认为是超越了市场的时代的。

   要超克这些约束我们的心智与灵魂,并极大地增加了救命的调整的困难的学说,我们需要一场意识的改革。

   市场的创伤

   自由放任的诞生,对文明人对自己的看法造成了一次冲击,而他也一直没能从此次冲击的影响中恢复过来。逐渐地,我们才意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一个世纪前那么近。

   自由主义经济,也即人对机器的首次回应,是对先于它的各种条件的一次暴力的突破。一种连锁反应也随之而启动了——先前的一个个孤立的市场,如今变成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系统。随着新经济的出现,新的社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关键的一步在于:劳动和土地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人们这样对待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为销售而生产出来的那样。当然,它们不真是商品,因为它们要么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如土地),要么,就算是被生产出来的,也不以销售为目的(如劳动)。

   然而,没有一种虚构,比这种“商品虚构”更有效的了。通过自由地买卖劳动和土地,市场的机制也就被应用到了它们头上。现在,劳动的供给有了,劳动的需求也有了;土地的供给有了,土地的需求也有了。相应地,使用劳动力,也有了市场价格,这个价格被称为工资,使用土地,也有了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就叫做地主。劳动与土地是和它们自己的市场一起出现的,一如真正的商品,也是在其市场的帮助下被生产出来的。

   如果我们记住,劳动只是人的另一个名称,而土地只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的话,我们就可以估算出这一步的真实作用范围了。商品虚构把人和自然的命运,交给一种按其轨道运作、为其规则所统御的自动装置来游戏。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在商业体制下,尽管假装市场的创造,但相反的原则,却依然在起作用。劳动和土地并没有被交付给市场;它们形成了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在土地可被出售的地方,作为规则,留给政党决定的就只有价格了;而在劳动服从合同的地方,工资本身也经常是由公共权威来评定的。土地在庄园、修道院、市镇的习俗下,在关于不动产的习惯法限制下;劳动受反流浪和乞讨的法律、关于劳动者和工匠的法规、济贫法、行会与地方条例的管制。实际上,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认识的所有社会,都把市场(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严格意义的商品上。

   因此,市场经济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在这里,经济或生产系统被交付给了一台自动的装置。于是一种制度上的机械装置,控制了人类的日常活动,和自然的资源。

   这个物质福利的工具,只受饥饿与收益这些诱因的控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受对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恐惧,和对利润的期望的控制。只要无产者在不首先把他的劳动拿去市场上出卖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满足他对食物的渴望,只要无产者不被制止在市场上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这种盲目就会为人类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工人对饿死的恐惧,利润对雇佣者的诱惑,将使这套建制一直运转下去。

   如此,也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经济领域”,这个领域与社会中的其他机制有着明确的界分。因为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装置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类集合体能够幸存下去,故而,它(这个生产装置)在这个独特的、单独的领域中的化身,也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它使社会的“其他领域”都依赖于经济这个领域了。而再一次地,这个自治的区域,也受控制其运作的那个机械装置的管制。结果,市场这个机械装置,就开始对社会体的生命起到了决定作用。无怪乎新兴的人类集合体,都是一个“经济”社会了——以往是不可能有近乎于此的状况发生的。“经济的动机”在自己的世界中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统治,而个体,则在被强大市场践踏的痛苦下,被迫按这样的动机行动。

   这种被迫的、向功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致命地歪曲了人对自己的理解。

  

登上王位的饥饿与收益

  

   这个新的“经济动机”的世界,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本质上说,饥饿与收益不比爱或恨、傲慢或偏见更“经济”。没有什么人的动机本身就是经济的。就人可以有宗教的、审美的、或性的经验而言,自成一类的经济经验也是不存在的。人的宗教经验、审美经验或性经验会产生泛泛地说,以引起类似经验为目标的动机。而就物质生产而言,这些术语就缺乏不证自明的意义了。

   潜在于所有社会生活下的经济因素,不会比同样普世的重力法则更能引出确定的诱因。当然,如果我们不吃饭,我们肯定会死,就像我们会被坠落的石头砸伤那样。但饥饿的阵痛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的诱因。生产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事。如果一个个体饥饿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可做的。在被逼到绝望之后,他可能会去偷、会去抢,但这样的行动,很难说是生产性的。对人,政治的动物来说,一切都不是自然给的,而是社会环境给的。使十九世纪的人认为饥饿和收益是“经济的”的,不过是市场经济下对生产的组织而已。

   这里,通过“挣得收入”的需要,饥饿和收益和生产关联起来。因为在这样的系统下,人,如果要活下去,就被迫要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而购买商品用的是他的收入,这个收入又是通过在市场上卖掉别的商品而的来的。这些收入的名称——工资、地租、利息——按拿出来卖的东西而各不相同:劳动力的、土地的、或金钱的使用权;那种被称为利润的收入——企业家所获的报酬——靠的是卖能卖回高价的商品,而不是用来生产这些高价商品的商品。因此,所有收入都源于销售,而所有销售又——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生产做出贡献。后者(销售对生产的贡献),实际上,是挣取收入带来的意外结果。只要个体在“挣取收入”,那么,他就自动地,对生产做出贡献。

   显然,这个系统只有在个体有理由沉溺于“挣取收入”的活动中的时候才起作用。饥饿与收益的动机——分开来讲、合起来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理由。因此,这两个动机与生产密切相关,相应地,也就被称为“经济的”了。这个表象是如此地令人信服,以至于饥饿和收益变成了一切经济系统都必须依赖的唯一的诱因。

   但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俯视人类社会,我们发现,饥饿和收益,作为诱因,是不能吸引人生产的,而在它们有这样的吸引力的地方,人们也是把它们和其他有力的动机混到了一起。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人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存在。人的目标不是通过获取物质所有物来确保他的个体利益,而毋宁说在于保障社会的善意、社会的地位、社会的资产。他主要是把所有物当作服务于那个目的的手段来珍视的。他所服从的诱因,具有“混合的”特征,与获得社会认可的努力有关——生产方面的效果,不过是此诱因的意外产物罢了。一般来说,人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里的。从这种情况,到一个相反,沉浸在经济系统里的社会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发展。

  

事实


   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应该引入事实的证据了。

首先,是关于原始经济的发现。两个人鼎鼎大名: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和理查德·图恩瓦尔德。他们和其他一些研究工作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构想,并在这么做的同时,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个人主义的野人的神话,在很久之前就被曝光了。粗鲁的自我主义,和虚构的以物易物、用手推车装载物品来交换的习性,甚至迎合个人的自我的脾性,都没有任何证据。但同样不足信的,是关于野人的共产主义心理的传说,他所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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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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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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