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7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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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最终塑造了一种将“思想、感情、行动”统一起来的总体性文学世界,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史诗”叙事形态。

   但《创业史》的未完成也提示着柳青创作实践的内在限度。这一方面源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文学书写与现实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源自作家在艺术探索过程中时刻面临的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的具体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追求“总体性世界”文学书写所依赖的文学与政治联动机制的历史转换。与一般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的理解不同,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文学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并且与现实的政治实践机制处于同一社会结构当中。这也正是“总体性”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必然借重的社会体制形态。当这种联动机制本身发生变化乃至断裂时,文学就逐渐开始显露其有限性,被迫从政治化实践机制中“脱落”出来。

   1970年代后期重新修订《创业史》第一部,并继续改写第二部时,柳青对小说文本及其叙事手法做了许多有意味的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活跃叙述人诸多议论的删减,并再次强调了恩格斯关于如何通过人物形象与细节而非作家的议论来表现“真实”的观念[81]。某种意义上说,柳青对作家书写态度“隐蔽性”的强调,相对于1960年代初期他的文学态度是一种后撤,同时也是一种“坚守”。这意味着当社会政治的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当那种将文学与政治统一起来的总体性世界自身发生分裂时,作家依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坚持书写他所认定的理念形态。在他看来,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更“真实”的历史书写。尽管此时他书写的仅仅是“历史”,但同时也保存了一种可以延伸至现实中的可能性世界的样态。它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矫正。柳青曾对女儿说:“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并自信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需要“五十年以后再看吧”[82]。或许,今天也正是人们撇开种种成见,更客观地评价柳青和他的《创业史》的时候。

   注释

   [1]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转换与接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3]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4] “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是当代文学界流行的说法,指的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和《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5] 路遥:《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

   [6] 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7] 【荷兰】佛克玛、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107-109页,林书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8]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9] 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3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10]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延河》1979年第6期

   [11]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 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延河》1979年第6期。

   [14] 柳青:《关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03页。

   [1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16] 柳青:《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17]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第一部初版中,在写到1953年春天时,提及长安、汉唐等历史背景,但在修订版中删除。

   [18]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刘豪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 【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21] 蒙万夫等:《柳青传略》,第16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

   [22] 蒙万夫等:《柳青传略》,第172页。

   [23] 贺桂梅:《重读浩然:“金光”与“魅影”之外的文学世界》,《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24] 郑季翘:《文学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红旗》1966年第5期。

   [2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6] 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其中写道:“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他们在《创业史》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

   [27] 刘可风:《柳青传》,第398-4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另见蒙万夫等《柳青传略》中关于安于密、孟维刚的访谈

   [28] 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31页。

   [29] 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30]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收入《柳青创作生涯》,第107页。

   [31] 蒙万夫等:《柳青写作生涯》,第147页。

   [32] 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33] 《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收入《柳青传略》,第215页。

   [34]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制度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2000年),【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35] 《安于密谈柳青在长安的思想和创作》,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201页。

   [36] 《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收入《柳青传略》,第216页。

   [37] 刘可风:《柳青传》,第405页。

   [38] 刘可风:《柳青传》,第394-404页。

   [39] 阎纲:《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40] 阎纲:《柳青的悲剧》,收入《文学警钟为何而鸣》,第171-17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41] 刘可风:《柳青传》,第397页。

   [42]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06-109页。

   [43]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95页。

   [44] 赵树理:《关于〈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45]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8月27日第13期。

   [46] 参见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47] 参见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48] 参见贺桂梅:《“民族形式”的风格化书写:周立波与〈山乡巨变〉》,《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4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5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91页,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91页。

   [5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60年代的消逝与霸权的多重构成》,《开放时代》2017第2期;相关阐释另见贺桂梅:《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天涯》2010年第4期。

   [54] “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这两个概念,由汪晖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天涯》2000年第5期)中提出,相关阐释参见贺桂梅:《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55]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107-108页。

   [56] 柳青:《关于〈创业史〉复读者的两封信》,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第84页。

   [57] 蒙万夫等:《柳青写作生涯》,第119页。

   [58] 蒙万夫等:《柳青写作生涯》,第119页。

   [59] 刘可风:《柳青传》,第179-181页。《柳青传》中多次提到柳青对这一创作手法的重视。新近公开的《柳青先生给东京日本人民文学研究会的一封信》(《长安学术》第十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柳青随笔录》(刘可风整理,即将由《长安学术》发表)等中,也多处谈到这一创作手法。

   [60] 刘可风:《柳青传》,第160-161页,第178-179页。

   [61] 这里借鉴了蒙万夫等在《柳青传略》中的部分概括,第118-119页。

   [62] 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年5月号。

   [63] 经典论述参见阎纲:《史诗——〈创业史〉》,《延河》1979年第3期。

   [64]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65] 最早提出《创业史》这一叙事特点的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

[66] 本社编:《论布莱希特的戏剧艺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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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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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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