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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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就意味着希望在保持文学叙事、理论实践和政治构想这三者之间辩证性关系的前提下展开历史书写。

   2、村庄与中国

   将“中国农村为何和如何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理论命题落实到一个具体村庄(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描写,《创业史》的这一基本叙述结构的安排背后,包含了理论的抽象性和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文学书写视野中,蛤蟆滩是可见可视的,其地理形态、空间环境、人物面孔和人际关系都是明晰可感的,也是小说叙事的基本内容。但与此同时,无论在写作者还是阅读者,又同时意识到这一具象形态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因此,每个人物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所谓的“典型”。诸多评论文章关注的是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所呈现社会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即每个人物都成为某种“阶级”理论的化身。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空间的典型性。也就是说,蛤蟆滩不仅是“这一个”,它也是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化身。柳青在写作中充分意识到这一空间单位的有限性与普遍性,而采用了“显微镜”与“望远镜”[16]这一表达方法。事实上,这也是50-70年代农村题材写作的一种普遍手法,即通过一个具体村庄的描写来呈现在全中国农村展开的社会运动。但《创业史》还有其独特的地方。

   但与《三里湾》、《山乡巨变》不同,蛤蟆滩(下堡村以及后来的灯塔农业社)并非一个可以抽取出来的单质细胞,它同时具备封闭性(各人物的阶级代表性使村庄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型”)和开放性(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基层单位,而与乡、县乃至后面设想的省之间发生关系)。作为“村庄”,蛤蟆滩并不具有《三里湾》那样的作为传统乡村社会“自然单位”的稳定性。小说通过对各人物历史的交代,描述出这个村庄的形成史,特别是它作为一个“困难户”、流民聚集地的阶级特性(“草棚院”)。事实上,皇甫村的相关村社史、地方史记载,都显示出这一空间单位具有漫长的文化前史,比如柳青居住过的中宫寺,比如小说中汤河原型是作为“八水绕长安”之一的滈河。接近西安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不亚于陈忠实《白鹿原》所描述的那种地域文化史的丰富性。不过这些都基本没有出现在小说叙事构成中[17]。小说着重叙事的“前史”,主要是“题叙”部分,写到1929年的陕西大旱,同时交代梁生宝的身世和梁氏父子发家梦的破灭。可以说,《创业史》在将蛤蟆滩确定为一个空间叙事对象的同时,也有意抹去了其地域性文化特点,而侧重从政治经济史的维度突出这一空间的形成过程。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吕二细鬼)也被作为了合作化运动叙述的前史,出现在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王瞎子等人身世交代的描述中。正因为蛤蟆滩源自难民、破产农民的聚集地,因此阶级叙事就几乎成为“自然”的人际关系维度。

   不过,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提出了关中地区在阶级关系上的独特性,即“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18]。“封建”指人身依附关系,而“地主”指土地集中情况,前者涉及思想、意识和社会构成,后者涉及土地制度与阶级群体的关系。蛤蟆滩可以说是陕西现代史变迁过程中,由流民、破产农民这些被甩出“正常乡村秩序”之外的人群所构成的聚居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19]等著述中曾描述,在乡村社会秩序之外形成的聚落,更容易打破传统伦理和权力秩序的限定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理论,最早的商品交换关系恰恰是在这些脱离了乡村村社的边际区域产生的,也产生了脱离了乡村共同体的“自由人”原型[20]。事实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成,柳青在小说叙述中几乎很少在乡村共同体意义上借鉴传统村社形态,而更倾向于把农民视为自主性的个体,并将合作化、公有制视为农民在“自愿”这一原则上形成的现代组合。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蛤蟆滩并非经典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村庄形态,其人际关系的流动性决定了经济地位带来的阶级关系具有比共同体传统更重要的意义。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并非亲生父子,蛤蟆滩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因柳青的“写出人物的感觉”的叙述手法而具有特殊的主体性(自由度),与柳青所要表现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公有制战胜私有制”这一主题的书写也有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村庄形态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确切的内涵,指向的是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的“自由民”状态。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叙事的更确切历史语境。正是对“村庄”形态的基本理解方式不同,使得柳青的蛤蟆滩不同于赵树理的三里湾,也不同于周立波的清溪乡,它不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然”形态,毋宁是现代流民、移民的聚集地。无论有意无意,这种村庄书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极其现代的主题能够在中国乡村展开叙述的一个前提。

   同样与《三里湾》、《山乡巨变》不同的是,《创业史》首次开创了在“国家”全景中叙述村庄的书写范式(此后浩然的《金光大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延续并发挥了这一叙事模式)。它以蛤蟆滩为基点,将叙述的触角伸向乡与县的全景式描写。但小说基本的叙述重心并未上移,而是以梁生宝为中介,显现上下(村社与乡县)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结构的意义上,梁生宝成为了村庄与国家之间交涉的真正媒介和具象意义上的“中转站”。在村庄描写上,家户单位与主要人物构成了一个彼此连接的乡村人伦关系网,并从这种人伦网络内部理解社会主义的动力诉求和相关问题;而在乡县描写上,则同时凸显了“两条路线”的分歧与矛盾,明确显示出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这一核心理念上的不稳定性和非确定内涵。所有这些力量的互动交织到梁生宝身上,转化成一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如何生成的人格化的自我争辩、转变与转化的叙事形态。

   村庄的可视性同时展现的是“生活”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柳青将这部小说称为“生活故事”——“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生活是可感的、经验的内容,而“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抽象的理论命题,如何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或者说如何通过生活来写政治,表现的是柳青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来理解历史的能力。与浩然小说相比,柳青的《创业史》表现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叙事内容。其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人关系、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竞争关系、梁生宝与冯有万的友朋关系,以及郭振山与徐改霞家、姚士杰与王瞎子家、郭世富与白占魁等,构成小说中“现实主义”书写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小说中,一个村庄里的种种人伦关系、人际交往和各色人等的心理活动,都有极其生动出色的描述。这也是柳青所谓“生活的真实”。在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时,柳青显然依照“典型化”的原则做了理论(政治)和艺术的处理。这个文学世界中的人物具有高度的仿真性,但并不能将每个人物的意义都回收到政治意义之中去。生活的真实同时也意味着经验与感官印象的芜杂性,及其拒绝简单理论化归纳的复杂性。

   经常谈到的例子是徐改霞这一人物形象。小说第一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她与梁生宝的失败恋情,其中书写少女情怀的文字也在很长时间成为最具可读性的内容。但关于她的描写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柳青在后来的解释中,强调关于徐改霞的描写只是为了突出郭振山与梁生宝的不同思想[21],但事实上,这却是全书最美的段落,几乎使第二部才登场的真正女主人公刘淑良黯然失色。曾有人谈及是否应该删掉徐改霞这个人物,柳青批评这是只懂“政治”不懂“生活”,并将“生活”比喻为“第三条战线”[22]。这也意味着他强调“生活”有“政治”所不能包纳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正是“生活”(而非政治)构成了“文学”更为本质性的内容。

   很大程度应该说,对村庄里的生活故事的重视,也是柳青理解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一种方式。村庄赋予了“生活故事”具体的空间场景,文学所能提供的具象性正是借助村庄这个小舞台而得以展开的,而理论(政治)的内涵正包容在这个生活故事之中,但并没有全部覆盖整个故事的意义。文革时期,浩然在《金光大道》中构造的叙事形态,要求赋予每个人物和意象以象征性内涵,大大缩减了文学叙事的丰富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美学化”的书写形态[23];而在理论层面,郑季翘则提出要抹掉“形象思维”和“真实性”这个环节,直接从“形象”跳跃向“理论”[24]。柳青对生活故事的强调,事实上正完整地呈现了黑格尔理论所谓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环节的辩证关系。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乃是一种抽象的理性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缩小为理论化的“知性”,而是在“感性”与“知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形成“理性”的具体内涵。可以说,生活故事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具象化的总体性呈现,它唤起的是阅读者的感性经验和情感认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包容在这一感性内容中而被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主义理念的抽象性找到了自己的媒介和传导体。从这意义上说,村庄与生活故事,正是中国与社会主义理念的“面孔”与“容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民族的特性[25],其想象的跳跃性和赋形的具象性也正是同一道理。

   3、情节的政治经济学

   选择一个具体的村庄承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叙事主题时,不仅使抽象的理论命题显现为具象的“小世界”,同时,小说情节的构成又必须完成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演绎。《创业史》的叙事情节并不具有一般小说的戏剧性程式,而表现出很强的纪实性政治经济学取向。

   小说第一部的叙述时段是1953年春到夏,从困难户度春荒到互助组获得大丰收,四个大段落的情节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个段落是活跃借贷,郭振山出面动员村里的余粮户借贷粮食给困难户,同时写第二个段落梁生宝买稻种,为互助组改良稻种获得大丰收做铺垫,因为活跃借贷的失败而导致第三个段落进山砍竹编笤帚,解决困难户度春荒的问题,第四个段落写的是省技术员韩培生到村中指导新法育秧,结尾则写大丰收,不仅完成了国家交粮任务,也发展了互助组并最终转化成灯塔农业社。大情节段落中交织的是梁生宝父子关系和梁生宝与徐改霞恋情的生活故事,同时也写到蜕化干部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中农郭世富和富农姚士杰的捣乱,但核心的叙事主线并没有被“两条路线斗争”左右,而是在极为具体地描写农民如何度过春荒、解决资金困难、增加粮食收入和提高生产技术。这种情节的纪实性和细致程度,使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叙事的特点,提供的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具体方案和途径。

   如果说小说的总主题关注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宏大政治理论命题,那么在具体情节的构成上则具有特别“实用”的色彩。《创业史》之能成为“农村工作手册”[26],很大程度应该说源自这种情节设计的特性。这一方面表现出柳青对农村工作的熟稔和丰富经验,同时也包含了他关于如何通过合作化运动而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认知。柳青始终不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记录和描写合作化运动,而是用他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通过文学形式在“展示”他所理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应该怎样”展开。这里的叙事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包含了他对合作化运动具体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理解。

在友人和同事的回忆中,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有着十分成熟的看法。他强调“自愿、互助、增产”的三原则[27],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描述来论证合作化道路的合理性。其起点在于克服乡村贫困,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小说叙述中,活跃借贷的失败与新法育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梁生宝与郭振山的两种政治态度和思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虽然梁生宝的互助组并非完全由农民自发地形成而有上级政府的扶助和引导,但是这一组织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是否响应国家号召,而在能够真正地为贫雇农解决贫困问题,避免他们陷入卖地困境而导致的农村再次两极分化。“互助组”及由其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的现实必要性源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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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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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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