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我的音乐故乡是天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1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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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进入专栏)  

   很高兴,这次在天津跟大家见面。承蒙天泽书店邀请,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在天津的音乐生活。

   由于在各个城市到处走,我基本上没有故乡观念。要求填表时,原籍填父亲的出生地湖南,我母亲的出生地是浙江德清县。我生在上海,长在天津,小学到高中毕业,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当中因天津水灾,避难上海,小学五六年级在上海上,初一又回天津)。大学就到了北京,从此长住北京,所以,绝大部分生活是在北京。

   假如有人问,你的故乡是哪儿?我好像说不出来。但是,现在讲到音乐生活,我想,我的音乐故乡应该算是天津。因为我的学习,包括与钢琴结缘,都与天津分不开。在我青少年时,天津是音乐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初中一年级开始,家里把我送到刘金定老师那里开始学琴。

   我到北京后,很多年没有回过天津。第一次回来,大约1967年或1968年,军代表进驻我们单位,组织到天津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天津有一个叫“三条石”的地方,有好多工厂,被认为是过去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地方,因此来此进行阶级教育,有老工人诉苦,等等。多年后,我才知道三条石有一个工业博物馆,记录了天津作为中国机械工业最早发祥地之一的历史。

   我记得,那次“教育”中还有批判东亚毛纺厂为“文明监狱”,因为它对工人太好了。东亚在上世纪40年代就实行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管理,工人的福利比较高,还开办了东亚小学,职工子弟可以免费上学,等等。但是根据那个年月的逻辑,这些“文明”的举措是瓦解工人的阶级斗志。我在中午休息时非常想看看母校和旧居,但是没有敢,“怀旧”也会是罪状一条。

   再次回来,就是改革开放后了。有一次是耀华学校成立80周年纪念,我们老校友都回来了,我还在赵校长的雕像前留了影。有几次是参加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学术活动。开始回天津参加音乐活动,是从2012年,被靳凯华老师“忽悠”来的,这以后再讲。

   为什么当时天津音乐活动丰富呢?略微讲一点历史背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后签订《北京条约》,清朝被迫开放了天津,很多国家在此设立了租界。天津曾是租界最多的一个地方,不过时间比较短,很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撤了,如德、奥、俄。我在天津时,主要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和意租界,其中建设得比较好的是英租界,耀华学校原来是英国工部局建立的,后来中国人接管了,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的私立学校了。

   当时的天津,对于全国来说,是仅次于上海的最先进、最开放、最发达的城市。现在说北、上、广、深,好像就没有天津的份儿。而那个年代,它可比北平发达得多,北平是一个文化故都。从发展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开放程度来说,那时天津是在前沿。它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

   首先是民族工商业非常发达。过去有很多东西都叫“洋”什么,比如洋火、洋灰、洋油等,都是外国进口,中国人自己不会造。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一部分在上海,武汉有一些,一部分则在天津。许多“洋”货就国产了,逐渐去掉“洋”字。举例来讲,范旭东先生建立了第一家自主造碱的化工企业——永利化工厂。再比如说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水泥的公司,我相信天津很多老人都会知道。“洋灰”是什么?就是洋人制造的灰,现在叫水泥。还比如说,仁立地毯,这是1949年之后能够出口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中国特有的工艺织出的花纹是立体的,不像波斯地毯是平面的。仁立地毯公司就在天津,北平有分公司。还有刚才提到的东亚毛纺厂。我记得,小时候毛纺织品,毛料、毛线等都是英国进口的,毛线最有名的是英国蜜蜂牌的。民族企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建立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叫抵羊牌。商标图案是两个羊的角相对顶着。这个商标也有抵制洋货的意思,就是要跟英国人争市场,而且相当成功。到40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已经赶上蜜蜂牌的了,1949年之前,已经占领了相当一部分市场。我记得小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抵羊牌毛线织的。刚才讲的,东亚也引入了当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工人权益有一定保障。其他还有纺织工业等等,不胜枚举。刚才讲的三条石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最早的从简单到比较复杂的机械工业基地。

   另外一方面,金融也很发达。除了当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国立银行之外,私立银行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就开到天津来了,而且上海的总行在天津开设分行,像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我父亲到天津来,就是被派来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的。那些是有别于旧式钱庄的现代银行。金融业就是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小时候,我家里同仁立、东亚等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职工都有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家庭之间建立了友谊。

   卢沟桥事变以后,太平洋战争之前,即1937年到1941年底的几年里,日本侵略势力进不了英租界和法租界。在英法租界的保护之下,东亚毛纺厂等企业没有或者较少受到日本的干扰,发展得相当好。鲁迅时代的文人经常讲到上海的“孤岛时期”。所谓“孤岛时期”,也就是这个时候,虽然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城市,却进不了租界,文化、新闻各方面就像在孤岛上发展。当时天津也是这样的情况。

   除了民族工商业,大学、中学教育也很有名,如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开始发展。文化、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虽然不是特别富,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某种文化精英阶层,是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实际上很多企业家,或高管都是海归。他们重视子女教育,追求文化生活。

   另外,天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洋军阀的下台政客,很多在天津造房居住,像袁世凯、曹汝霖等。还有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后,就跑到天津来了。他们本人已经不在了,但后代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层。我记得,在当时的耀华学校,有很多像袁世凯的孙女、曹汝霖的外孙女等没落官僚的后代。这些阶层家里的孩子也常常会学一些乐器,女孩子学钢琴的比较多。

   那时教琴、音乐、外语、舞蹈等的私人老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白俄,是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后裔;一种是德国犹太人,是受希特勒压迫逃亡出来的。这两种人文化水平较高。他们能够利用他们的文化来谋生。调琴师也是外国人,到我家来调琴的就是一个很老的白俄老头。后来我意识到,这些不幸者客观上搭建了文化艺术的桥梁,把西方比较优秀的艺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当然,中国有外国租界也从不幸的遭遇开始,但是客观上成为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场所。

   还有另外一些人把文化带入中国,像司徒雷登这样非常热爱中国的教育家。他创办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有音乐系,我的老师刘金定就是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所以,我间接受益于燕京大学,当然,我也上了一年燕京大学,但是我没上音乐系,后来我转到了清华。我认为,一方面是这些不幸的俄国人和德国人,把文化带到了中国来。另外一方面,也有热心的外国教育家把文化带到中国来。那时候专门有音乐系的大学很少,除了燕京大学,可能上海还有,另外就是师范院校里的音乐专业等。

   我们知道的,曾经在天津生活或者活动的音乐名人,比如赵元任先生,写过《回忆天津的情况》。还有,李叔同,即弘一法师,音乐也是他的一项才华,他也曾在天津生活过。

   现在就讲到了我的老师刘金定先生。刘金定先生与张肖虎先生是中国人中最早的私人钢琴老师,并且教得很有成绩,很有口碑。当时中国的家长一般比较相信外国老师。我很幸运,母亲不崇洋,经人介绍把我带到刘金定先生那里,而且中国老师的学费比外国老师低一点。我跟刘金定先生学了六年的琴,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得益非常之多。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具有音乐天赋,从未想过音乐可以作为专业,父母也没想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也不逼着我去学,就是一种修养,而且,我也挺喜欢。我碰到了一位好老师,她循循善诱,把我的兴趣一点儿一点儿地培养了出来,而且事半功倍。我练琴时间很少,不像有些小孩一天练好几个小时。我放学回来练一个钟头,甚至不到,一个钟头做家庭作业。一个礼拜回一次琴,留一些曲目回来练,然后再回琴,就这么过了六年。

   刘先生的口碑越来越好,学生越来越多。现场在座的靳凯华老师也是她的学生,她比我小一些。她很有天赋,曾经因家道中落交不起学费,中断学琴。刘先生知道后,认为这样的孩子不学太可惜了,就主动免费教她。后来靳凯华果然成才。这个故事靳老师自己讲过,可能不少天津的朋友知道。刘先生特别会教课。那时没有考级这类的事情,作为一种激励的机制,隔一年,她就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开一个小型音乐会,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从初学到比较深的都有。借一个房子稍微大一点的家长的客厅作为演奏会地点,把家长都请来,每个人都得上去表演。既然是上去表演,就得弹好,不能出错。大家很有兴趣。有时,刘先生和张肖虎先生的学生一起开音乐会。张肖虎先生和刘金定先生当时在中国人里,已经有一定名望,大家都愿意来。

   刘先生家是美国老华侨,生在美国。她父亲被美国的公司派到中国来做高管。什么公司呢?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平安电影院蹭电影看。但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跟日本打起来了,跟美国的经济关系断了,她父亲的工资汇不过来,家里没有了经济收入。于是,全家生活就靠先生教琴。刘先生的学生排得很满很满。她住在小白楼,我从家里骑车去学琴,在客厅里等前面的学生出来了再进去,然后又有学生等着了。

   我很佩服刘先生,她靠教琴一个人担负了全家的生活,把三个弟妹都供到考上大学,而且跟学生家长的关系都非常好。她最小的弟妹一对双胞胎,都上耀华,与我同年级。弟弟刘畅标是她亲自教的,后来也毕业于燕京音乐系,支援大西北,到西安音乐学院,退休前是那里的钢琴系主任。

   在天津,来表演的名家很多,比如,我听过的,沈湘、张权等。我不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名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权还复出登台过,与天津的李光曦一起唱《茶花女》。我记得,四十年代张权来演出时海报贴到我们校园里,说是花腔女高音,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高音还有叫花腔的,还有同学看错了,说是花脸女高音,这个我印象很深。那时候觉得她唱得棒极了,还有弹钢琴的吴乐懿。吴乐懿先生比周广仁先生还要早一点。吴乐懿弹《弄臣》,我觉得棒极了,手指飞舞,好听极了。我就觉得我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更不敢拿音乐作为专业了。

   天津出国不少名家,如刘诗昆,我见过幼年刘诗昆,那时他就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我还想起一个例子来,“四人帮”打倒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出生在天津的张志新烈士。我看到关于她的介绍说,她家三姐妹都拉小提琴。后来我见到过她的妹妹,她老年还在拉琴。这些都说明天津的音乐确实很发达,很多家庭中都有人学一点音乐,不一定搞音乐专业,都会一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当时学校的美育教育,也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我小学时,课内课程每年都有美术、音乐等。三年级时音乐老师教唱歌就开始教五线谱了。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学琴就已经识五线谱,就是在课堂上学的。美术教育除画画外,还有劳作,到中学时女生还有绣花呢!我觉得,那种美育教育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学校把美育都当成了课外的东西,想学就非得报课外班,另外交钱。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画画,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弄得小孩负担很重,家长经济负担也很重。那时,除了主要的课,比如说物理、化学、数学、国文、外文、历史、地理等,另外必须要有美术和音乐。虽然不是主课,也要算分数,占百分比稍微少一点而已。课外活动中,谁有什么兴趣,就加入什么社团,如合唱团。有人对生物特别感兴趣,专门有生物实验小组,实习解剖青蛙之类的。课外活动都不交费。所谓课外活动也就是放学以后,一个钟头之内可以做的事儿。还有体育,耀华学校的体育是非常棒的,全市学生运动会上常常会得冠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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