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平: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18-04-14 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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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平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走出去”内含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而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又关系到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文化自信,二者密不可分。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既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向”诠释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文化走出去的“外向”诠释形式进行。它包括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对中华传统价值观进行现代性转化,如何对人类共同价值观进行合理的中国诠释和发展。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内含的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诠释的“合内外”之道。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化的世界新格局”为背景条件和诠释空间,蕴含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拓展。由文化“走出去”推进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要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高度来理解,其关键在于促进文明对话、文化理解和价值共识,重点是“人”的诠释,核心是共同体伦理,根本则在于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家”,而只有建立在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的基础上,中华文化“走出去”才会在伦理上或精神上“回归”。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价值观/道德诠释/家国天下/命运共同体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

  

   中华文化“走出去”①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它涉及到的文化样式看,由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电影、艺术到工业设计、戏曲表演、中医药、中国饮食、中国服饰等各种文化样式,都可以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样式。从它采取的形式看,中国近年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创办孔子学院,就是在探索文化“走出去”的集约形式。以孔子学院为例,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在14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所孔子课堂[1]。“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孔子学院已然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2]273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更可看作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奏响了前行的号角②。

   然而,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中,我们除了探索各种不同的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外,还需要进一步面对更为实质性的课题,即如何通过文化“走出去”的“姿态”或“表情”推进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

  

一、文化“走出去”的深层内涵:对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又是一种大德,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3]两年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上述两段讲话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论断。前者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的重要论断,是从更高远的视角上指明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诠释的重要任务。后者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重要论断,是从当今世界大格局和文明大视野出发,指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和方向。

   我们把上述两个论断关联起来,就会看到文化“走出去”内含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而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又关系到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文化自信。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前提、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我们只有在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方面建构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当代中国发展构筑更有利的“文化软实力”或“文化软环境”。这要求文化“走出去”的姿态和表情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以“我者”为根本,面向“他者”,融入世界,进而更好地(也是更根本地)回归“我者”。另一方面,我们只有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大前提下实质性地推进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才能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稳定、更坚实、更自信的步伐,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价值观向导”或“价值观引领”。这内含一种基本诉求,即要求任何一种成功的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形式,都应该是对中国价值观的最好的道德诠释形式。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中华文化“走出去”内含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文明对话和文化理解的多种形式,以中国现代性为出发点,以“核心价值观”为立足点和方向指引,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诠释。

   什么是“中国价值观”?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前我们所说的“中国价值观”,就其主流形态而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言之,作为引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多个层面的“中国价值观”[5],既有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有社会层面的价值原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依此而论,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诠释,我们就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回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二,我们必须回答“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第三,我们必须回答“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生活和劳动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这些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涉及到三种“德”(“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和“个人的德”)及其道德诠释的维度。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用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来回应这三个问题,但是,通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各种具体形式凸显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之作出回应,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为直接又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因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其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是中华文化生命力“再次生发”的伟大进程,也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再次重构”的历史进程。它需要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伦理基础及其道德认知,由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转化和开发诠释中国价值观的历史内涵,从当今世界文明进程或现实生活出发回应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及其构建路径。

   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③,既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向”诠释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文化走出去的“外向”诠释形式进行。它包括两个历史性的课题:第一,我们如何对中华传统形态的价值观进行必要的现代性转化;第二,我们如何对人类共同价值观进行合理的中国诠释并寻求中国发展。

   第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是以“我者”为根本,在参照“他者”时描画“我者”之形象。对于中华文化之多元一体的复杂系统而言,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内—外”、“我—他”之别,重点当不在“族群”之间,而在对作为文化价值观之“我者”的体认与感知上,并缘此重构体现中国现代性的“国族”价值理念。因此,中华文化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省和反思重构,不能缺少“他者”的参照。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文化“走出去”只能是一种没有生气的“博物馆的展览”,一种无所归依的“游魂”。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要用活泼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去“平抑”(或者抵抗)西方现代性的话语暴权。它不是要与“西潮”在价值观上一较长短、一比高下,而是要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道德诠释提供合理化根基和合理性论证,进而回答“我们拿什么走出去”的问题。从历史的维度看,虽然中国现代性的重构遭遇多重挤压,经历艰难曲折,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主导方向,是今日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文命脉之所系。我们只有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强大压力下推进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才能回答“我们拿什么走出去”的问题。

   第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既是面向“我者”,又是面向“他者”的道德诠释。当它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内涵拓展时,其在今天更为重要的使命,是通过让“我者”主动地“走出去”并在向“他者”表征或展示“我者”时描画或塑造“我者”之形象。因此,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面向他者”并不是不要“我者”,也不是以“他者”来置换“我者”,而是在尊重他者、包容他者的前提下更好地展示和塑造“我者”。我们只有在“他者”中坚持“我者”,才能真正洞察到“我者”之“自由”并真正成就“自由”之“我者”。在当今互联网、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融合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方式推进。“我者中融入他者”、“他者中融入我者”的进程在加速进行。这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地理版图”,使得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中华文化“走出去”要避免成为一种“无墙博物馆之展览”,关键在于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性之建构和展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在“思古之幽情”的意义上定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价值取向或价值态度。不是“往昔的荣耀”或“逝去的美好”,而是“不断展开的未来”,构成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动力。我们必须向前走,必须“走出去”,才能重新整顿和诠释我们文化中这一大片属于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世界文明共同遗产的博大精深的内涵,积极融入人类未来的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观,并使其内涵更丰富、视野更开阔[6]140。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文明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中业已暴露出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所固有的致命的痼疾。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转而从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中寻找启示或出路。中华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的整体主义和责任优先的伦理型特质,则无疑地展现出丰富和发展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广阔前景。

   以上两大课题表明,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在面对“他者”时反观我们自己,并通过在“他者”那里的自我坚持中获得“我者”之自由。区别只在于,虽然以内向的道德诠释寻求传统的现代转化非常重要,更是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如果仅仅专注于此,它的内向诠释的视野使得其不可避免地固守“我—他”之隔而落入“华—夷”之辨的窠臼。这使得文化受到“我者”本位立场过强的自我羁绊,不能真正进入文化价值观的反思建构。通过文化“走出去”以推进一种外向的道德诠释,则有助于摆脱自我中心论的束缚和文化特殊主义的“价值任性”的“浸染”。

   不难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了“内向诠释”和“外向诠释”的互补,它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在文化的“拿来”和“走出”的互动中要努力营造和进入一种富有生机的文明对话和文化理解的良机之中。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内含的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诠释的“合内外”之道。


二、文化“走出去”的伦理情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从中华文化的空间分布看,它既集中存在于几个东亚华人区域,例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又分散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态分布看,这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形态过程,是一个“未完成时”,它本身就有一个蹒跚而至的过去,关联着一个朝气蓬勃的现在,必将开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走出去”的复杂性表明,我们今天所提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与历史上一切文化融合和文明对话的形态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它是在综合其多形态空间分布和多时态时间分布的基础上的一种“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国家行动,是彰显“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这赋予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国家文化战略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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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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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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