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韦纳:别管海德格尔怎么说,人毕竟是理智的动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2 次 更新时间:2018-04-13 0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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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纳  

   本文节选自《福柯:其思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译/赵文

  

   ……我们说到哪里了?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坚实地立足其上么?当你登山的时候,如果你能感觉到鞋底钉紧紧咬合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的冰面时,你会很快乐。——嗯,是的,蒙田或休谟的脚下有着他们冰冷而坚实的落脚处(而你也可以把年轻的韦纳的游移不定和信仰他们神话的希腊人丢到一边[1]):形而上学难为人类理智所达致,而且普遍概念是空洞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所能接受的是独异事物的经验知识。我们眼睛的观察或可能的观察,无不是个别性的,这些个别的具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重复的,也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观察,才有了精确科学,才有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与知识以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因而也了解到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福柯和休谟所面对的是同一场斗争……[2]

   正如让-马里·莎菲曾向我们解释过的那样,知识是时空中的现实、个人及其环境三者之间互动的产物。知识是一个经验过程,而非天上的镜子。独立于我们“话语”的事物自身——“话语”裁割事物、塑型事物以铸成它们的形象——永远不可能被某种超人的理智所把握。用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话来说,人可以得出真理概念,但不可能抵达(大写)真理本身。

   人并非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的守护者;人类无非只是动物中的一种。就此,尼采必定要说:

   在那散布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太阳系的茫茫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曾经有过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识……在人类智力存在之前是永恒,在它彻底消失之后还是永恒,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智力除了人类的生活以外没有其他使命[3]。

   怀疑论者总是认为动物是有灵魂的,福柯会对我谈论那只在沃日拉尔285号依次拜访所有公寓的猫的智力:“他什么都懂!”因为哥白尼,继而又因为达尔文,人类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4],由于尼采对元经验的使命或合理化的消解,人类已经成了生物之一种。尼采有关人类教育的哲学小说不希望得出任何结论(但别害怕,没有什么能中止人类教育的不断形成;人类的心灵不会被勾销,而人类历史也不取决于哲学的历史)。

   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让-马里·莎菲说,在福柯的观点当中,绝对不会有类似“海德格尔的弥赛亚情念(le pathos messianique)”的东西,后者坚信人类和Dasein(此在)的“命定历史性”。我说历史性,是因为,此思想家——其繁难晦涩与福柯不遑多让(尽管二者全然不同)——就我的一点理解而言,沉浸在一种生成和不连续性的感觉之中,至少是在他著名的思想“转向”之后是这样的。他的钦佩者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他的语言有时候是神秘的。多米尼克·雅尼哥补充说,海德格尔的历史性使他的态度像一个先知[5],一个孤独地等待的精英,等待“将要来临的上帝”[6]。

   正是时候!我已经穿上了防弹背心做好了防护,所以我敢冒险地指出,这位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做的,就是复兴过去所谓精神——在一个遗忘了所有超验之物的时代里,重造精神,使之精细化以便能为人所接受。他为这个怀疑时代提供了一种无需推论而自我呈现的真理。获得这种真理,不需要辩证法,而只需你“纵身一跃”[7]。在无信仰者生活的这个时代,他复活了既非神秘“存在”亦非宗教中的上帝的一种绝对。这种绝对“只通过藏身才呈露自身”,唯当其被祛蔽而被再遮蔽,只有充分地缺席而在场才能保持可靠。在历史与真理相互对立的这个时代里,海德格尔寄望于这样一种绝对,它的出其不意的突然露面虽则充满了不连续性但毕竟仍是“历史的”,也将揭开一个新的时代。

   海德格尔主义借助如此之多的“事件”——本有之事件(Ereignisse)[8]——澄明的照耀勾画了一副巨大的历史图景。历史即那个唯一起源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统治[9]。随着每一次澄明的照耀——它们不论如何都是肉眼看不到的——,新时代能使得我们感觉到它的在场,这在场就体现在特殊的共同体、劳动、文化(我们时代的文化是技术文化)和宗教信仰之中。尽管这些澄明照亮不尽相同、体现各异,但它们又都来自于同一个起源即那个绝对,严格地讲,此一绝对所强加给我们的并非真理,而是它的不可置疑的在场,如果——这么说吧——我们委身于它而不是勇于在细节上对之进行科学推理的话。海德格尔试图规避某种柏拉图主义的“一”,努力地为历史清理出它所需要的巨大场地,同时也避免了浸入相对主义:那些不可见的澄明照亮有着相同的起源。但这就足以逃离相对主义么?这是真正的哲学发现,还只是词语上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错误在于——人太经常犯这个错了——在帕斯卡尔描述的那种非本真的耽溺中遗忘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人,首先是有着内在生活的存在者:他被抛入此世,他知道操心,他终有一死,他既是本真的,也是非本真的;但这人却没有躯体,对欲望、需要、劳动或政治解放一无所知。这种人,或者至少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是对人的抽象,简化出的不过是能成为或不能成为的homo religious(宗教人)。我斗胆来这样说:“此在”是一种灵魂。此灵魂只要不忘它与存在的相互而直接的关系就是本真的;而只要忘记了此关系并使自身在日复一日的事物多样性——而这恰是科学方法的典型进路——中耗尽精力,此灵魂就是非本真的。这种高蹈的“努斯(gnosis)”乃是一种没有神的神学[10],是有关种种对立者巧合重叠、有关那无底深渊的一种否定神学——那个无底深渊难以捉摸,却通过其“本有(Ereignisse)”而在场,它的在场又连续地构成了那么多神明。

   人不是诸生物物种中的一种。如下一个事实使人变得特殊:真理不可能通过其他动物而只能通过它得以展开。二乘二等于四之类的事实,或我们心智所能把握的任何小真理,都不是这种真理本身。真理本身并不内在于人,而毋宁说人内在于真理。真理恰好借由人而发生,恰好向人敞露,或至少让人放弃所有对客观性的要求。正是这种启示(人,人本身,自其出生便被置入此一启示中,而此启示也因而向他展开)成其为人[11]——知晓存在的人和彼此互属(Zu-einander-geh?ren)的人。此一真理取决于对我们存在于此一真理之中的认识。但这认识无关于判断;相反,我们多得数不清的具体判断是否正确,全赖于人对真理的源初开放(l’ouverture originaire)[12]。这不可能在逻辑层面或事实层面得到证明,海德格尔告诉我们说:此即纯然哲学真理;它借由行动而发生,而此一行动本就置入此真理之中[13]。

   对许多思想家来说,可见的视域即可允许言说的言谈的边界,但海德格尔并不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一员。他的灵魂属于这些灵魂中的一种,它们所感受的事物或高绝于九霄,或幽邃如深海,晦涩精微超乎实证。这种感受力也可以解释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中有些人何以如此狂热,或者实际上说何以如此具有攻击性。许多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对我们所见之天的“天外天”的感受力。没必要相信他们,而为此谴责他们亦属荒谬之举(他们的这种天赋,反而值得羡慕)。但是随着去基督教化的过程的展开,这些人再也不知道如何满足他们对天际的渴念。如果他们情不自禁地用海德格尔主义来平复这种渴念的话,他们将会知道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们将不得不委身于某种宿命论;他们将再也无法对既有事物做真假区分(甚至无法鉴赏一幅好的画作);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某种信仰行为——往往是是宗教而非哲学所需要的信仰行为——坚信存在与事件。

   原因在于:此在与存在间的关系当中并无理智的地盘。艾曼纽埃尔·法耶告诉我说,海德格尔从不提理智,而不止一次地谈“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不信,你就是非本真的。而我们有什么理由来信仰这种精微幽深的形而上学故事呢?没有;我们还记得,所需的只是向着这信仰纵身一跃。海德格尔的信条所描述的人类并非我们的人之存在。他那里的人有着一种天赋的形而上学洞察力,这种人能看到“事物的根本”。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种天赋是直观(与感性直观不同,我们借着感性直观可以认识周围世界也可以去思考周围世界)。海德格尔一再强调,先是隐藏自身继而揭示自身的存在,其为我们所知的途径只能是那种直观——自从谢林以来,所有哲学家都靠着这种直观谈论着他们所想要谈论的东西。一旦获得了对绝对的直观,别的一切——我们人自身深处的一切——似乎在海德格尔眼中都不再重要了。

   他有关真理呈现自身的著名学说当然有几分道理。可以说,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是对的:以现象学层面而论,我们以目击方式“看到”事物并立即“对它们产生确信”,而无须对之做出真假判断,无须将判断投向感觉中更精细的细节之上,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我们之“所见”将自身呈现为我们眼中的实际事物:我们不会求助于再现这些事物的照片——因而,海德格尔往往谈论在场,而非验证。可是,在场并不能涵盖全部:它只是真理可能性的条件,只是真理的一个源:毕竟如果我们什么也“看不到”,那么真理也就无从谈起了。但能否说我们之所有“所见”都是真的呢?停留在这个“源”上还是不够的,用柯瓦雷的话来说,真理之源与真理本质不是一回事[14]。假若我对这句话理解正确,那么海德格尔就是没有从源出发再更进一步,而是规避了区分真假的可能性。我之目击所见是知觉还是幻觉呢?在场或不在场(有或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现实都必须接受批判检验,因为真理有其本质,而此本质对应着其客体。“观看和虚怀接纳的单纯性”或许能让20世纪里所有的意识形态烟消云散——海德格尔竟觍颜如此断言[15]——,但除了这种“好的单纯性”之外,拿出那么一点实际的批判,可能更有益于他直面自己的纳粹意识形态吧。

   源头与本质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艺术。塞尚的画作《圣维克多山》确乎是这位隐居艾克斯地区的画家内心中崇拜的女神的图像写照,但是若无绘画才能——这是绘画的本质——,这些圣维克多山的图画就只是普通的涂抹笔触,而不是那种图像写照。在政治领域也会发生这种源头与本质关系的混淆,其结果就是导向宿命论:某种宿命式的起源(德意志人的历史世界使命或Gestell(基座))足以唤起某种政治,甚至不会让人对这种政治的本质加以考量。但是——比方说吧——如果政治的本质乃是让人和平共存的话,情况会怎样呢?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回应,而是要表明,我们不能在假定的命定起源上一条道走到黑。如果说技术Gestell(基座)是由于某种Ereignis(本有-事件)之开放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命运的话,我们就非得自暴自弃并以宿命论态度静待接下来的能终结现有命运的事件发生吗?当然不是,正如多米尼克·雅尼哥(他后来不再相信自己年轻时所信仰的海德格尔式的“努斯”(gnosis))所说[16],包裹不可能立即精确地抵达指定目的地,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一步一步地抵达,这段时间给人留出了在政治上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关键恰恰在于,人是有批判性智力和理性的——至少是拥有理解力的,并且他们可以在自己认为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躲避灾祸[17]。

   尽管福柯读过一些海德格尔的著作[18],但与海德格尔不同,福柯并不倾向于神秘主义;他也不喜欢对人做普遍概括。但有一次,他这么做了——福柯写道:“就人而言,其为有生命的存在者,从来没有合适于自己的位置,注定漫无目的,也往往犯错”[19]。之所以说总是犯错,是因为,尽管“话语”使我们能够认识经验之物或现象,但人类毕竟还是相信普遍的、元经验的种种理念;之所以说漫无目的,是因为所有人都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思考和行动的,而文化却是武断的,并且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不存在什么超验甚至先验的东西在指导着人类的变迁——人的变迁是不可预期的。

我上面援引的福柯的评论几乎逐字对应与海德格尔说过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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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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