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亲历莫干山会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4 次 更新时间:2018-04-13 0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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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这一会议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和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会上,与会各方围绕改革开放的各大议题争鸣不断、纷纷“论剑”。会议的许多成果为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创新思路,其中不少为中央所重视并采纳;会议也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脱颖而出,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本文讲述的,正是莫干山会议前前后后、“山上”“山下”那些值得回味的往事。

  

  

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口述:常修泽,19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兼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整理:潘飞

  

  

   首先说明,我不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正如我在一首回忆莫干山会议的小诗中所写:“忆得当年山上会,诸君翘楚我相随。”只不过后来,我又自觉自愿地成为这段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亲历和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所再现的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会前,中国改革面临三大焦点

  

   莫干山会议召开前,国内面临三大焦点。

  

   第一个焦点,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历史性转型。从空间来看,这个转型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以1978年安徽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包干到户)为标志掀起农村改革,随后中央将这一安徽实践概括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向全国推广。到1984年,经过五六年的改革,农村这条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农村改革的势头推进到城市改革中去。1984年1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在亲身感受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他提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显然,这一题词指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城市改革新局面的问题,既是一个战略提升,也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第二个焦点,就是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和战略思维问题。为此,中央决定于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围绕“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一重大命题,讨论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个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制订就涉及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它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还是按照新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来进行?这里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选择。

  

   实际上,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选择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参与其中。1981年我们所承担了国家 “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并带领杨玉川和我参与课题研究。1983年,我们完成并上报了一份16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对于这一理论主张,当时国内政界学界既有不谋而合者,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反对者明确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总之,当时对这两种改革理论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1984年6月,《决定》的初稿“出炉”。此稿即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来写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很不满意,指出要对起草组进行调整并重写《决定》报告稿。

  

   第三个焦点,就是来自改革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倒逼。改革开放五六年来,实践中虽取得许多成就,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如价格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综合上述这些背景,应该说,是大历史、大时代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发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1984年1月,杭州,莫干山会议的几位发起者。从左至右: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孙皓晖

  

改革大业匹夫有责,多股“中青年力量”汇集发声

  

   多年后,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中有三股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颇受关注。

  

   第一股力量,是在京中央和国家部委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于相关部委的研究组织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因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而被称为“九号院”)。当时“九号院”的“掌门人”是杜润生,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等等。

  

   第二股力量,来自相关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想法和闯劲的中青年经济学者。

  

   第三股力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地方社科院的中青年研究队伍。例如,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黄江南,就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及至会议召开时,朱嘉明已经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黄江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说。例如,“九号院”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成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研究的中枢智库。又如,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在《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内部文稿)1981年第10期)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为中央所重视的建议,“改革四君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按当时《红旗》(内部文稿)发表文章的作者顺序排列)也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中青年力量的象征。

  

   当时,走向思想解放的学术氛围也为中青年力量的发声创造了机遇。例如,1983年2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我当时有幸参会,有一批比我还年轻的朋友也出现在这一学术会上。会上由北大萧灼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先生组织,举办了一个几十人的“青年代表座谈会”,对于开始聚集的中青年力量而言,可以说是“初露锋芒”。

  

   总之,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对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撑有现实需求,而三股中青年力量则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来给予智力供给。可以说,供需双方的真诚碰撞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而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2014年,本文口述者常修泽再上莫干山时,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

  

办会特色:民办官助,以文选人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是由朱嘉明、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黄江南、张钢(《经济学周报》)等讨论提出的。随后,1984年2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

  

会议的酝酿与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也有一些瓜葛。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来我们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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