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81 次 更新时间:2006-09-05 01: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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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进入专栏)  

  

  摘要:新中国教育是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冲突、价值和特质。其主要特征是:全面移植苏联模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激烈冲突、震荡的发展历程。八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突破和改变了这一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通常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结束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期这样三个不同阶段。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它既成为“文化大革命”否定、摧毁的目标,又成为文革结束后教育重建的理想,以及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三个不同时期似乎是断裂的,每一阶段都意味着对前一阶段的激烈否定和改造,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

  新中国的教育处境与半个世纪前新教育兴起时十分相似。面临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打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教育又一次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强大工具。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则是在后发展国家具有共性的: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应当如何迅速普及和发展教育?是首先使大多数人享受适当的教育,还是优先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专才?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价值之间,如何保持恰当的平衡?当然,党的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将教育作为巩固新政权、贯彻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对知识文化系统的控制与改造,培养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冲突,价值和品质,在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中已基本呈现。

  

  一、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

  

  1949年月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这一方针在随后的实践中迅速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不久就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对“旧教育”的全面否定。与此同时,向苏联的学习借鉴则迅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刘少奇成为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建设了两所学习、推广苏联教育模式的样板和示范学校——中国人民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教育界,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早在1948年已经在东北解放区开始了。50年代初之后,大批苏联专家被聘请来华工作,协助改造和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凯洛夫的《教育学》取代了西方教育理论,成为从新的经典。由于“破旧”太急、太切,“立新”则完全依赖苏联模式,提出了“全心全意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经验的口号,对苏联专家提出疑问或持不同意见者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因而出现了盲目照搬的严重问题,它后来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1952年秋季起,大学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从1952年至1956年底,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译本1393种。[2]从1954年起,大学本科的学制由传统的四年延长为五年。曾经学自美国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较灵活有效的制度均予取消。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形成近代以来又一次留学生运动的浪潮,其中90%派往苏联。

  向苏联学习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制度。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3]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到1952年底,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都进行了调整。经1953年继续调整后,基本完成院系调整任务。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此纳入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农机学院、坦克系、发动机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院系调整后,培养专门人才的能力和效率大为提高,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工科学生由1949年的3.0万人,占在校生的26.2%,上升为1953年的8.0万人,占在校生的37.7%.此后,工科一直是高等教育中发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科目,1965年工科学生占在校生的比值高达43.8%.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4]

  50年代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崇尚专门化的院系调整,无疑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其问题也十分明显。过度“专业化”的后果,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内涵,造成学校和学科结构的文理分驰、理工分家。由于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致使所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比较偏狭,从而缺乏发展后劲和创造力,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而且,它是以严重削弱文科教育和综合性大学的功能为代价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和结构出现了“重理轻文”的严重偏斜。1949年时,学习文、法、商、教育等文科的学生占33.1%;1953年,文科学生的比例减为14.9%;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这一比例下降为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5]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绝无仅有。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和伤害。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4所。经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已不再是世界通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学院、多学科的大学,而仅仅是文理科综合性大学。由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中国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消解了大学的科研功能,使大学降为单纯的教学机构,从而进一步模糊了大学与专门学院的界限,阻塞了大学内在的发展活力。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1953年,全国148所高等院校,由高教部管理的8所,中央各业务部门管理的30所,大区行政委员会管理的72所,省、市、自治区管理的38所。随着建立起大学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大学生自由择业、教师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

  当时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与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努力。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学习模仿美日,到50年代学习移植苏联,呈现出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西方化”倾向。但与学习日、美教育相比,50年代初的学习苏联运动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理论、教材、方法等系统地全盘移植,“全盘苏化”;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个渐近、融合的过程,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建成的。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特例——许多殖民地国家,以及战后的日本是在外力的强制下被迫全面改制,新中国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但是,50年代的学习苏联仍然是有文化选择和文化冲突的。例如,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虽然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契合,却并不是来自苏联。当时,中国所学习的“苏联模式”是斯大林时代“专家治国”时期的产物,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但50年代中国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不但完全没有模仿苏联尊崇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反将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到经济上逐渐贬为最低。50年代初,中国曾学习过苏联的“一长制”——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在阶级斗争升级之后,强调党对业务工作的领导,“一长制”便销声匿迹。苏式的教条主义、繁琐哲学、条条框框,以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等,向为毛泽东深恶,并成为毛泽东抵制和斗争的对象。

  

  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伴随着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在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中,不仅要通过国家机器清除旧社会的遗留,而且需要向公民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教育被视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伴随阶级斗争的升级和教育的不断政治化,政治与教育和学术的关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成为尖锐、敏感的问题。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很快就过时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这一方针,反映的主要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7]虽然党一直在领导教育,但突出这一点,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导致了此后教育政治化的加速。

  “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制度实现,是改变了建国之初沿袭解放区教育通例实行的学校院校校(院)长负责制,建立起党委领导体制和独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在经历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党委应该注意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和青年团的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当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8]随着建立起独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和队伍,高等学校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臃肿的现象日益突出。

  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建国前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它被视为是事关教育领导权、巩固新政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称“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各个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9]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冲击、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无停息。

  1951年9月,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京津20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开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先河。1951年底,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0]1952上半年,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2年,全国打击托派分子,在高等学校也处理了学生中的托派“读书会”。1954暑期,在高校毕业生中开展“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对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和鉴定。随后,中央指出应加强对新生在录取前的政治审查,并在全国中学建立新生档案制度。1955年3月,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5月,全国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在大学生中也进行肃反。

  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被划为右派的达55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约占当时全国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巨大伤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河南为4.1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7万人的58%;广东为1.3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3.7万人的35%.[11]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12]北京大学学生中被划右派的421人,经红专辩论,反右补课,到1958年1月又增补了153人,达到574人。[13]

  1958年的教育革命运动,各级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在高校和中等学校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运动。1960年起,在高校、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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