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赵治慧: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观察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18-04-09 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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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赵治慧  

  

   【摘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含义,“认罪”的含义应当是“概括认罪”,被追诉人对行为性质的误判不影响“认罪”的认定。“认罚”是指“同意量刑建议”,也就是指被追诉人对可能刑罚的接受。“从宽”是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优势在于它是实现认罪认罚的最佳时期,其突出特点是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工作的动力在于提高效率,基本上适用于轻罪并且大都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试点工作遇到了不少问题。在具体工作方面,要把握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不应当受法定刑轻重的限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不应当降低证明标准。在规范制订方面,应当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应当完善量刑标准和量刑协商机制。

   【关键词】:审查起诉;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证明标准;值班律师;从宽幅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11月16日“两高三部”正式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办法》),正式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所体现。《刑法》第67条规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一修改是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从宽处罚的酌定情节之一。2012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此外,现有法律框架内的刑事简易程序、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以及正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都体现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然而,对于如何推进试点工作,各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论。鉴于此,本文在介绍试点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就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存在的困境进行一一探讨,以期为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行提供有益借鉴。

   一、引言:准确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

   《试点工作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所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从实体上和程序上鼓励、引导、保障确实有罪的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予以从宽处理、处罚的由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诉讼程序组成的法律制度的总称。[1]从诉讼流程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涵盖了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在内的整个诉讼过程。本文主要就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论述。具体而言,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既包括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后移送到人民检察院的案件,又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认罪认罚的案件。

   对于“认罪”,笔者赞成“概括认罪”[2]的观点。具体是指被追诉人在承认“行为”的同时必须承认“犯罪”,但被追诉人对行为性质的误判不影响“认罪”的认定。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价值判断,需要依靠专业的法律知识来辨别,与仅仅进行符合客观情况的事实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被追诉人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对一些细节提出异议的,不影响“认罪”的成立。刑法规定的“自首”和“坦白”都属于被追诉人的认罪。自首是主动供述,坦白是被动供述,但“坦白”与“自首”均包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对于“认罪”,具体可以根据刑法中关于自首、坦白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来把握。

   “认罚”是指“同意量刑建议”,也就是指被追诉人对可能刑罚的接受。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是对检察机关拟做出的量刑建议的认同,包括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的刑罚种类、幅度以及执行方式。这里的刑罚,原则上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在形式上表现为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人民法院享有对被追诉人从宽与否以及如何从宽的最终决定权。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只能接受认罪基础上可能科处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幅度。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若想获得实体上的从宽处理,就必须要接受程序上的从简。如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在被追诉人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愿意认罪的前提下,值班律师向其告知并解释刑事速裁程序,征求其是否同意对其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其中特别说明如果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可以与检察官协商量刑建议,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至30%。[3]这一做法明显将获得实体上的从宽与放弃某些诉讼权利结合起来,要么都选,要么不能获得同等幅度的从宽处理。

   以上做法是不妥当的。根据《试点工作办法》第10条的规定,被追诉人享有程序选择权。[4]被追诉人对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的刑罚种类、幅度及刑罚执行方式没有异议,但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关于退赔退赃是否为“认罚”成立的必要条件的问题,被追诉人没有退赔退赃的,仍然可以成立认罪认罚,但可以作为从宽幅度的参考因素和重要指标,在考虑从宽幅度时有所差别。当然,“认罚”体现被追诉人的悔罪性,而退赔退赃也是悔罪性的一种体现,若被追诉人有能力退赔退赃但拒不退赔退赃,甚至隐匿、转移财产的,则不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对于“从宽”的含义,基本不存在争议,是指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事实、证据依法适用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既包括实体从宽,也包括程序从宽。实体从宽体现在从轻、减轻、缓刑、减刑、假释等方面。程序从宽则体现在变更、解除强制措施、不予逮捕、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或速裁程序等。但对于从宽是一律从宽还是选择性的可以从宽,是一味从宽还是适度从宽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试点工作办法》第1条明确指出“从宽”是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从《试点工作办法》第4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贯彻落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所应坚持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从宽”是适度从宽,不是一味从宽。要根据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确定是否从宽以及如何从宽,并且应当体现出从宽处罚的层级性。为鼓励被追诉人尽早认罪,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坦白从宽幅度,应当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其中,当庭自愿认罪的从宽幅度明显低于在审前阶段认罪。

   二、观察: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优势与特点

   (一)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认罪认罚的最佳时期

   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实行司法员额制的背景下,完善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实意义重大。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任何被追诉人都有权要求获得公正的审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刑事案件不分案情繁简、罪行轻重以及被追诉人认罪与否都一律纳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下。案多人少的矛盾也不容忽视。实际上,现阶段多数刑事案件都属于轻罪案件。与此同时,大部分被追诉人在诉讼中都是认罪的,他们急于从复杂、繁琐的诉讼活动中摆脱出来,获得较轻的处理或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审查或确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合法性、自愿性、明智性后,在其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被追诉人就量刑种类、量刑幅度、程序适用等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在法律允许的从宽范围内达成协议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样既减少了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也加快了办案速度,缩短了办案周期,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大案、要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只能就量刑和程序适用进行协商,罪名和罪数被排除在协商的范围之外。认罪认罚提出的阶段越早,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被追诉人越早认罪认罚,其应得到的从宽幅度就应越大。因此,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优于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相较于侦查阶段又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只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侦查已经终结,案件事实清楚,检察机关才有条件和权力与被追诉人就认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才能通过律师阅卷了解案情和证据材料,从而为是否认罪并进行量刑协商奠定基础。[5]如果在侦查阶段就明确区分是否认罪,可能会使侦查机关在取证时,对于初期认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取证标准有所降低,从而难以应对之后可能发生的变供、悔供、翻供情况。当然,这并不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只是不宜在该阶段进行量刑协商,侦查阶段的主要职能仍是全面依法搜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奠定扎实的基础。此外,人民检察院还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能,肩负着有效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司法公正的使命。因此,由检察机关积极推进认罪认罚,进而不断完善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义深远。

   (二)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工作的动力在于提高效率

   重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18个城市之一。笔者于2017年6月先后对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调研,听取了具体承办认罪认罚案件的检察官、值班律师的意见,相关人员详细介绍了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具体情况,深入讨论了在推进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2016年12月30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转发了《试点工作办法》,并在全市三级院推进试点工作。为规范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各司法行政机关立足既往工作,结合实际、开拓创新,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重庆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方案》《重庆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权力清单》等。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底正式开始推行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以来,共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办理案件279件,占同期案件数量的81%,运用速裁程序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230件,平均办理周期缩短到7天。该院专门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全科干警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和市院细则,进一步细化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类型、时间要求、量刑的从宽幅度等操作问题,并在2017年5月2日与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司法局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移送衔接程序、提供法律帮助程序、量刑采纳及开庭程序。与此同时,在区公安分局的支队、派出所设立检察官办公室、速裁法庭,进一步集中、高效地办理认罪认罚案件。2017年5月,公诉科在江北区交巡警支队设立检察官办公室以来,共办理涉及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案件5件,最快的案件办案周期缩短到1天。

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正式开始试点工作,截止到6月,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案件达350余件,占同期受案数的比例将近75%,其中运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占绝大多数,约320余件,其余为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2017年3月8日,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会签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会议纪要》,建立了该区试点工作规则和协作配合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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