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

——“生活儒学”之形而上学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7 次 更新时间:2018-04-09 19: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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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为了给“儒学复兴”提供价值基础和理论动力,黄玉顺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并以“生活”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致力于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具体来讲,他以“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为基本命题,通过“破解”、“回归”、“建构”三大步骤,在“生成”、“奠基”、“境界”三个方面,不仅完成了由“生活本源”到“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观念奠基”,而且完成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再到“生活本源”的“境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圆洽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存在”的“遗忘”而是“无根”的;“生活儒学”因为奠基于“生活本源”而是“有根”的。

  

   关键词:生活儒学;生活;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境界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公允地讲,尽管“制度化儒学”解体已百年有余,但儒学之精神与理念早已“积淀”为国人的国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早已“渗透”为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然而,在看待“儒学复兴”时,不能因为这种早已“积淀”和早已“渗透”而沾沾自喜,因此而盲目地、一味地肯定儒学的生命力,因为上世纪初“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已经表明,传统儒学已经整体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更不要说提供“价值之源”、引导社会发展了。因此,“儒学复兴”实乃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若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警觉,“儒学复兴”不可能真正实现。就此而言,要真正实现“儒学复兴”,不仅需要传承儒学的精华之处,而且更需要应对时代课题创新儒学理论。令人欣慰的是,学界许多同仁已认识到此,并致力于理论建构。其中,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是这些理论建构成果中的一种。

  

   一、儒学复兴与形而上学

  

   近年来,在多种机缘的共同促进下,“儒学复兴”似乎有“王者归来”的态势,呈现出群众化、普遍化、多元化的走向。例如,各种“儒学院”、“国学院”、“书院”、“儒研会”等机构纷纷建立,相应的“读经运动”、“私塾”、“蒙学班”、“女德班”等教学活动纷纷出现。对此,黄玉顺认为,儒学表面上已走上全面“复兴”的轨道,但实际上却是“虚假繁荣”。一个方面,就内容来讲,有的在弘扬儒学精华,有的则在传播儒学糟粕;有的合乎理性而为进步的,有的则悖于理性而为倒退的。另一个方面,就目的来讲,尽管出于理性而弘扬儒学者有之,但相当多的属于各种“实用主义”的目的。因此,有些活动根本无助于“儒学复兴”,甚至会加害于“儒学复兴”。总之,绵延了几千年的“儒家”、“儒学”概念从未如此混乱、模糊,以至于让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黄玉顺的意思是,“儒学复兴”基本上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真正的儒学研究、理论创新则被忽略、被边缘化了,而儒学研究、理论创新不仅可以克服上述肤浅,而且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推进“儒学复兴”。[①] 他说:

  

   然而,这种“道德主义”却试图将古代的、前现代的、封建的和专制的伦理道德规范一股脑儿地搬到今天来。……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读经活动,宣扬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伦理道德,使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令人窒息的气息,这是很令人忧虑的。如今,自封为“儒家”竞成了一种时髦。但假如儒家就是那样的“原教旨”的东西,我宁愿在此声明“我不是儒家”。[②]

  

   在黄玉顺看来,传承儒学精神和理念固然重要,但犹如一件衣服不可能永远合身一样,儒学要想真正实现“复兴”,非得不断制作“新衣服”即进行理论创新不可。历史地看,儒学的历次“复兴”端赖于“新衣服”,即端赖于理论创新。宋明理学之所以促生了“儒学复兴”,就在于“理学”和“心学”形成了儒学的理论创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创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但其核心是“哲学”,因为“哲学”不仅是所有理论的最初根源,而且是所有理论的最后根据。因此,对于当前的“儒学复兴”来说,迫切的问题是“哲学”的“登场”。即,对于正在发生的“儒学复兴”运动,应该以“重建”儒家哲学为首要任务。黄玉顺说:“这是我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③] 而且,“形而上学”乃“哲学”的核心,故“哲学”的“登场”即是“形而上学”的“登场”。他说:“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④] 他还说:

  

   我的工作意图就在于:破解旧的儒家形而上学,建构新的儒家形而上学。这是因为:旧形而上学源于旧的生活样式,新形而上学源于新的生活样式。其实,在历史上,儒学本来就是这样变动着的。[⑤]

  

   然而,“重建”儒家“形而上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哲学”以及作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正经历空前的“危机”。一个方面,就西方哲学来看,“形而上学”面临着被“拒斥”的危险。例如,自从孔德以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以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等,都对传统“形而上学”形成巨大“冲击”。另一个方面,就中国哲学来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始终就不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术语。[⑥] 因此,要实现“儒学复兴”,不能走“哲学”即“形而上学”的路子,而只能走传统“国学”甚至“经学”的路子。就前一个方面来讲,黄玉顺认为,其只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修正”,故并未形成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就后一个方面来讲,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否定中国存在“形而上学”,但这种否定与事实和学理均不相符。他说:“假如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那就意味着中国人从来不思考世界、人类、上帝,不思考某种终极存在者、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种存在者。”[⑦] 实际上,“(即)便在儒家,这种终极思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常识”[⑧]。因此,“‘中国哲学’原是既成事实。因此,所谓‘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完全是个伪问题”[⑨]。基于前述两个方面,黄玉顺说:

  

   我提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意味着我肯定儒家向来有其形而上学。[⑩]

  

   质言之,在黄玉顺,问题不是要不要“形而上学”,而是需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因此,他所要建构的“儒家形而上学”,并非传统“形而上学”,而是他所理解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他看来,人类理性本身对于天地万物之真妄和本末特别关切,故“哲学”通常以“存在”、“存在者”以及二者关系为研究对象。他说:“形而上的存在者,以及所有的‘万物’那样的形而下的存在者,究竟是如何由此而被给出的?这是我们今天哲学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11] 正因为如此,孟子为了确立“此天之所与我者”的“先验人性”,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以作为一切存在者的最初根源、最后根据。[12] 朱熹在被问及“天地会坏否”时,以“不会坏”即天地之永恒回答。他说:“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13] 基于前述,黄玉顺赞同海德格尔的哲学观。海德格尔说:“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14] 进而,黄玉顺认为,所谓“哲学”,指研究存在、存在者以及二者关系的学问。他说:

  

   简而言之,思考存在者整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或者所有存在者的终极根据的东西,即是哲学。[15]

  

   二、“生活儒学”的发生及方法论

  

   在黄玉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理论成果名为“生活儒学”,而“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是“现代性”。在此,所谓“视域”,“是指的某种思想观念的平台”[16]。为了强调“现代性”,他特意凸显出“当代性”的概念。他说:“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不是‘现代性’,当然更不是‘前现代性’,甚至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当代性’,或者叫做‘当下性’。所以,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当代主义’。”[17] 说到“现代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儒者常引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不过,在黄玉顺看来,不能以“后现代主义”为证否定“现代性”。其理由有三:第一,“后现代主义”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反思“现代性”,而这些儒者却站在“前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站在“前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其结论必然不具有说服力。第二,“后现代主义”其实并未超越“现代性”,因为他们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目的是推进“现代性”的“兑现”。第三,走向“现代性”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历史趋势和文明走向。[18] 总之,“现代性”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现代性”本身并没有“致命”问题,而否定“现代性”则可能带来“致命”问题。黄玉顺说:

  

   一个简明的逻辑就是:你如果坚持将儒学与前现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甚至专制制度之类的东西捆绑在一起,那就无异于宣告儒学必定灭亡。[19]

  

   进而,黄玉顺认为,“生活儒学”不是“基于”“现代性”的,而是“阐明”“现代性”的。或者说,“生活儒学”不仅“解释”“现代性”,而且“建构”“现代性”。他说:“生活儒学意在阐明这个问题:现代性是何以可能的?而现今的许多儒学,却是基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基于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20] 在他看来,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思想视域亦是“现代性”,然而,尽管“现代新儒学”比“虚假繁荣”的“儒学复兴”要深刻得多,但它未能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因此,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建构。他说:“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方式也不足以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目前的一些反现代性的儒学了。”[21] 黄玉顺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次“大转型”之中,即,由“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而这一次社会“大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基本方向是要建构一个基于民权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22] 在黄玉顺看来,面对这次“大转型”,“儒学复兴”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承,而是创新;通过创新,不仅实现“救国”,而且实现“自救”。他说:

  

   这就需要中国式的“启蒙运动”。为此,儒家必须自觉地自我变革,然后积极投身于启蒙。对于儒家来说,这种自我启蒙既是“救国”,也是“自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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