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一片冰心在玉壶——忆陈旭麓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18-04-09 0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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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  

   (今天2018年三月三1日是陈旭麓先生百年诞辰,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两家的交往,在此重发以纪念。)

   还是在2008年,时任《读书》主编吴彬女士在信中垂问有何文章可发,那一年12月是陈旭麓先生逝世20周年,我答愿写一篇回忆文字。吴彬主编欣然同意,并嘱我9月前一定要交稿,否则赶不上12月号。然而整整一个夏天,日子过得匆匆忙忙,一直找不到感觉。越是想要好好写的文章越难下笔,于是无疾而终。越明年,吴彬主编也退休了。如今又过了近7年,再过3年,就是陈先生百岁冥诞,我自己也年轮徒长,时不我待,再不留一点个人史的侧记回顾,连记忆亦终将随风而逝。陈先生做为史学家的文章成就,不待我赘述,我未曾遗忘的,只是两代世交间一些私人往事。

  

  

  

   陈先生与先父订交于上世纪50年代,后一道编篡大学教科书,在北京共同切砺数年,遂成通家之好。他们二位和蔡尚思、孙思白、彭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借用清末权臣荣禄故居会客所在的八角亭,编出的一套四册教科书虽然流传甚广,然而时代局限终究令其更多史学史价值,倒是一班人结下了几十年的交谊,绵延到各自生命尽头。

   文革头三年的红色氛围之中,父亲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被革命的对象。本地亲友关系近的、胆子大的偶尔还有来往,外地的几乎完全音书隔绝。就连在南京的外祖父,母亲也只是照例寄钱但不再通信。那时极少收到外省来信,很多人的状况乃至生死要到五年甚至十年后才知晓。具体时日已不可考,我想大约是“九大”前后吧。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寄自上海却没有地址的信。拆开来也只是薄薄一页,一段报平安的文字,没有提及任何人名,然后抄录了那阕《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落款“知白”。套一下《百年孤独》的笔法,多年以后,母亲还会回忆起读陈先生这封信时的感动。大人的心情,年方八九岁的我自然无从体会,直接的影响只是因此多会背诵一首古诗而已。

   对我来说毕生难忘的是不久以后收到一个包裹,这回是有地址有姓名的,打开来竟是一盒当时在北京根本见不到我也从未吃过的酒心巧克力!在每户一个月只有两斤肉、两斤鸡蛋,冬天一不留神就整整一星期只有大白菜的年份,仅那些精美闪光的糖纸就足以添加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国产酒心巧克力里面包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白酒,八岁多的我喝了居然啧啧称香,并且由此记住了八大名酒:茅台、五粮液、泸州大曲、西凤酒、汾酒、竹叶青、古井贡酒和董酒。大概是2005年圣诞节前,UPS在门前雪地上留下一只纸箱,里面两小木盒精致典雅的酒心巧克力,是本地一位医生朋友送来的惊喜。我感激之余忽然想起往事,一时心潮澎湃说不出话来,只好吃了一块又一块,想象当年的味道。

   此后若干年,间或会收到署名“知白”的信。再后来收到签写着“陈旭麓”的信反而有点陌生。我长大以后,偶尔也会东施效颦地署“知白”,虽然也是在特殊时刻有其缘由。我更喜仿效的是陈先生的书法,方正饱满,劲气内敛。可惜字更是学不来的,只折射出我辈与陈先生这代学人之间的差距。从后来信件得知,陈先生报平安时其实并不平安。夫人陆女士文革中罹癌,乱世中得不到有效治疗,1970年便故去了。听母亲讲,陆女士是大家闺秀,风度很好。陈先生20多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不仅写一笔好字,更写一手好诗。他和先父时有唱和,而功力远胜之,部分收入其全集。我后来去上海时,看到陈先生和夫人年轻时照片,那真是一对民国时风度翩翩的伉俪。

   陆女士逝世时,5个子女最长不过20岁,幼子只有11岁。其中3个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去江西、云南、安徽农村插队。陈先生自此在长女帮助下操持分居四地的一家,其中辛劳,他从未提起。我印象深刻的是陈先生有一次寄來几首诗,其中一阕七绝加注,写文革中夫人被单位里每日革命运动得早出晚归,而陈先生因为家住华师大,反倒早回家。习惯了每晚等候,以致妻子去世很久后,在静夜听到楼道里上楼的脚步声,还会觉得是她回来。短短二十八字,不过白描状写,读来令人怆然。

   陈先生终身未再婚。

  

  

  

   陈先生受教于私塾,幼习经史,旧学造诣很深。后就学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和大夏大学,治学于抗战兵荒马乱之中,24岁时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28岁开始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大夏大学,31岁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于上海史学界早有才子之名。1960年代在北京与先父等共同主编大学教科书后返回华东师范大学,不久后被擢为副教务长,这一行政职务使他在文革之初就被抄家。抄家之前,陈先生已经预感不妙,他手头有张存折,左思右想不知该往哪儿藏。最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再用浆糊粘在桌子下面,自以为得计,不料被红卫兵一下子就搜了出来,成为顽固抗拒的铁证。

   挨了几年整以后,大约1970年底,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朱永嘉借调陈先生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小组。朱永嘉文革前是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颇有才华,文革前即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姚文元文章里与历史有关的部分多得其助。陈先生中年丧妻,独自承担家室之累,自然不敢不遵命,不敢不努力,然而他内心深处对文革是有看法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陈先生在1973年和1976年两度来京,与家父母几次深谈。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年代,政治态度直接影响人际关系。我能感觉到陈先生和父母依然坦率无间,可以想见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没有太大分歧。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带我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请陈先生吃饭,那里的冬菜包子的味道至今难忘。我貌似早熟,其实怔怔懂懂,实质是一枚没心没肺的吃货。由于包子吃多了有些犯困,完全没有听他们聊天,只记得谈了整整一下午,颇为感慨激动的样子。陈先生去世后,母亲每一忆起,多半会说和陈先生最谈得来,然而几十年里,真正的长谈,似乎只有这一次。

   父亲1972年传说被周恩来点名主编《中华民国史》,曾经想过再集合当年一起编大学教科书的几位同修,初起炉灶,就从山东大学借调孙思白先生入京,然而陈先生所在写作组,其时位居枢要,岂是他调得动的?更不用说还牽涉到子女、住房等方方面面。1976年10月,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革结束。上海市委写作组旋即被解散清查,除了负责人如朱永嘉被判刑外,一般成员在接受审查后回到原单位。然而陈先生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文革前担任系主任此时官复原职的一位教授藉参加写作组事对他极尽排挤,以致陈先生直到70岁逝世时仍然是副教授、带研究生数十人而无博导资格,是后文革时期史学界一段荒唐而荒诞的公案。这位教授在陈先生去世之后,未有任何表示,其嫉恨怨念之深,一至于斯。陈先生一方面有湖南人的倔强,直言“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另一方面,他其实没有把职称看得很重,而在著书育人之间自得其乐。陈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浮想录》都是晚年的结晶,这两部书里的见识与治史方法,奠定了他为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的地位。陈先生在《浮想录》里写过,中国不是自己走出而是被打出中世纪的,言下之意有许多中世纪的残余,他一生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种见证呢?

  

  

  

   1978年暑假,我戴着草帽和墨鏡,一个大书包里放了几身换洗衣服和一百块钱,独自去江南旅游一个半月。从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整整开了24小时,我在早晨到达上海,穿着一件跨栏背心,戴着草帽墨镜,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陈先生的长女林林姐姐来接,一看见我这副样子就大笑说,老憨大(上海话读gang du)的。除了普通话什么方言都不会的我,从此学会了一句上海话,也是我迄今为止会的唯一一句,看来真有些“憨大”。其间大多时住陈先生家。陈先生看我时眼神亲切柔和,夜里有时还会来看看我睡觉是否把身上盖的被单掀开了。我当时很喜欢写旧体诗,七绝居多,偶尔也写七律。我是在十三四岁时读《白香词谱》等书自学的平仄,但是普通话没有入声,所以用字经常不合格律。每成一阕,就要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很高兴指点我,毕竟那时候17岁喜欢写旧体诗的少年不多见。可是他究竟指点了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吃凉面,两毛六一碗,好吃的味道至今难忘,陈先生看着我饕餮的样子,露出温暖的笑容。他并不是很爱说话,只有在谈及文史才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可惜他的湖南官话我并不能完全听懂。陈先生很勤奋,每天晚上都在他的书房里写到很晚。我有时溜进去看看书,请教他一些问题,现在想想一定都问的是很傻的话,陈先生会很耐心的回答,一直到我听得都傻了。

   那年我还很幼稚,不似后来再见到陈先生时,已经懂得中国其实早就没有封建社会,倒是有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中世纪。尽管如此,我隐隐约约感觉有一种精神上的倾慕。在高压动荡、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成长,我从小就看到成人的世界,本国男人的残忍疯狂、冷漠怯懦。十几岁的时候,我表面看上去很有礼貌,内心却很叛逆,对我的父辈并没有多少尊重。遇到陈先生之前,只有张遵骝先生给我不少教诲,引领我走近古书,尤其是明末的世界。然而张先生的小心谨慎、敏感多疑有时候让我想笑,我毕竟还是少年,并不懂得张先生何以如此,反而少了一些敬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先生柔和而又潇洒淡定的态度。他们的教养谈吐在不经意之间具有魅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民国时少数人能够修炼的。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远行。那一年生活仍然贫瘠,物价十分低廉,一百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治安相当良好,一个来自北方的少年游荡江南,深夜走在杳无一人的西湖堤岸上。我在太湖之滨一间阁楼上推窗望月,但见水波盈盈、树影森森;我在苏州公共汽车上邂逅倩影,佇望之间,不知不觉坐过了站;我在杭州大学暑假空无一人的学生宿舍里独住数日,每夜蚊子从蚊帐的缝隙里钻进来,叮我四五十个包。回到上海,环腰生了一圈大包,不几日开始化脓,痛得动弹不得,整整躺了一个星期,在炎热夏日摇着扇子读二十四史,写一篇只有自己觉得感动从未完成的小说。后来我才知道我患的是带状疱疹,俗称转腰龙。病好之后我回北京,临行前陈先生买了一只大奶油蛋糕让我带回家,那么大、那么多奶油的蛋糕我在北京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天早晨,我捧着一只巨大的蛋糕盒抵达北京火车站。

   我有时会想起长风公园的夜、丽娃河边的情侣、还有红房子西餐馆。1985年我又去那里吃了一顿,那一年我对中国思想史发生兴趣,想回国读研究生。恰好父亲去复旦大学讲学,就跟着他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性。父亲给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做了一次讲座,他口才很好,讲完后反响十分热烈。我忽然感到只有我这个儿子对他的高论不大感冒,也开始意识到在国外读了几年书以后渐行渐远。第二天我们去看陈先生,他很仔细地问了我的状况,听了我的想法,然后告诉我他这一代耽误了很多年,视野有很多局限,现在努力补课可是没多少时间了;有机会接触国外史学是很幸运的事情,研究历史还是不要限于思想史等等。陈先生说话声音向来不大,有时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记得当时我听明白没有,但最终我没有回国。也就很多年没有去上海,并不曾想到与陈先生就此天人永诀。

  

  

  

   林林姐姐1966年文革中学生“大串连”时曾经在我家小住,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英姿飒爽。那时候我年纪小,很赖皮,时不时骑在她脖子上兴奋大叫,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据说我那时候是逮谁骑谁,颇也有人来疯的一面。26年后相会在纽约,我驱车陪她游览美国东部,一路上有时说些往事,陈先生的一生在我心中渐渐立体起来。我仿佛感到他在看着襁褓中的我,然后是少年、青年,直到1988年12月1日,他感觉有些疲倦睡下,从此长眠不醒。据说陈先生去世后的追悼会上,六七百亲友和学生无不悲声哭泣。在那一天前后的某个黄昏,我在遥远的仙台,从研究室骑自行车回到公寓,收到母亲的来信,微微颤抖的字迹告诉我陈先生的噩耗。那时候电话费很贵,也没有电子邮件,和家里还是手写的书信往来。我读完信,抓起电话打给家里询问详情。母亲告诉我陈先生在梦中猝逝,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只是太突然,让生者怎能不悲伤。

   天色渐渐暗去,我枯坐了很久没有开灯。终于天完全黑了,从窗外透进几许薄橙色的 街灯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一个我内心感觉亲近的人死去,虽然这种亲近感我从未对任何人说出。这一方面是平素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相信有些模糊的深层感觉不必说出。我当时就想,过些年写篇文章纪念陈先生吧,不料想一下就过了27年。

   在我40年前的日记本里,夹了两张陈先生的墨宝,伴随我走过岁月天涯。一是1975年1月3日给我的一张便笺:“大兴:新年的第一天接到你的信,好像又见到了你一样。我刚得到两本小书,寄给你,当作回信吧!陈旭麓”。由此可知,我在少年时曾经写信给陈先生,而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了。另一张是一首七律,年份不详。

   六月十五日傍晚由沪飞京,兼柬李、孙、彭同志

   (注:指李新、孙思白、彭明)

   飞穿雨雾入青暝,天上霞光放晚晴。

   此去文章原有债,未来史简岂无凭。

   风驰仿佛闻帝语,云幻依稀恋友情。

   浮想如潮人似水,华灯百万已京城。

   原载2015年6月15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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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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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诗意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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