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水浒传》“结末不振”问题新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8-04-04 15: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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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水浒传》“结末不振”的问题,是鲁迅当年在谈到《水浒传》的版本和作者时提出来的。他说: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认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简本,其作者是罗贯中,施耐庵则是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应该生在罗贯中之后。对金圣叹之以《水浒传》“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来断定后半部是罗贯中的续作,他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像《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结末不振”本身,鲁迅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他只就所以造成“文章”前后“有些参差”的原因,作了两点分析:

  

   第一,“《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讲的是成书方式的原因;

  

   第二,“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讲的则是题材方面的原因。

  

   有趣的是,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大多不赞成鲁迅“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的意见,却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水浒传》“结末不振”的判断;以为“《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后半部是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的“狗尾续貂”,几乎成了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共识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妨碍着《水浒传》研究中施罗两位作者之间关系的考证和前后两大部分思想艺术水准的评价两个重要问题的深入。现在看来,似乎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一

  

   让我们沿着鲁迅的思路,先来讨论他说的第一个原因:《水浒传》的特殊成书方式,是否必然造成它的“结末不振”?

  

   诚然,“《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是鲁迅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方式的最精辟的论断。但是,这种成书方式可能会造成“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与“结末不振”并无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水浒传》的前后两部分,从宋元时代勾栏瓦舍的“说话”家数来说,分属于“小说”(名“银字儿”)和“讲史”两大部类。当人们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故事而成,主要是指它的前半部的成书方式。

  

   早在南宋年间,有关梁山泊的“奇闻异说”,就开始进入“说话”领域。从《醉翁谈录》记载看,当时盛行的“水浒”节目,一般都属于“小说”的家数,如讲述杨志故事的《青面兽》(属“朴刀”类)、讲述鲁达故事的《花和尚》、讲述武松故事的《武行者》(属“杆棒”类)、讲述孙立故事的《石头孙立》(属“公案”类)等。这些口传或小本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成书后的《水浒传》的前半部,恰是由那些单个英雄故事联缀而成的,其中武松的故事就占了整整十回,加上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石秀的故事,雷横的故事,卢俊义燕青的故事,这些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的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故事,构成了前半部的主体。如果一定要找文章之“有不能一律处”,那恰恰就存在于前半部中,如同一人物,上山以后便判若两人,以往鲜明的性格大都消失殆尽,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大都被忽略了,等等。

  

   从“说话”的家数说,要将连同以“小说”为基础工程的《水浒传》前半部一道构建成一部长篇巨著,终究要走一条按照“讲史”程式行事的路子才行。耐得翁《都城纪胜》云:“‘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如果说,由口传或小本故事构成的前半部,从讲史的格局讲是写梁山泊之“兴”的话,那么,后半部就彻底地转向了讲史,写梁山泊的“盛”和“废”了。《水浒传》的后半部,除了个别章节可能有过口传或小本故事(如第一百十四回中曰:“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做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衍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仿佛“说话人”的声口)外,基本上属于文人作家的创作。由于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使后半部在素材上,一开手就失却了一般讲史据“前代书史文传”铺陈的先天优势;在叙事上,又由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争战场面的铺叙,确实使后半部与前半部产生了明显的“不能一律处”。

  

   但是,这种由家数不同所造成的“不能一律处”,并不能得出《水浒传》“结末不振”的结论;相反,恰恰更显出了它的集大成者施耐庵的高明。施耐庵在把这两大部类(包括在“说话”阶段已经获得了高度成就的“小说”和并无多少史料依据的“讲史”)的材料组织成统一的艺术整体的时候,他努力确定了一个总的发展线索,找到各个部分的匀称比例,注意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穿插和前后关联,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谐与完美,大团圆的结尾,最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施耐庵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格局,对《宣和遗事》“封节度使”的结局作了根本的改造,“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战有功劳,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写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胡适说,《水浒传》后半部“有几段很感动人有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就是指这种带有凄惨的悲剧意味的文字。就整体的构架来说,《水浒传》采用了以虚起、以虚结的手法,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有机的。开头写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一百单八个魔君放出世来,让梁山英雄一个个登场;结尾“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则写宋徽宗梦中见宋江垂泪启奏:“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北退辽兵,东擒方腊,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后,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赐以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今臣等与众已亡者,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又写李逵厉声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轮起双斧,前来报仇。天子吃这一惊,撒然醒来,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王圻《稗史汇编》说:“《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说的是很中肯綮的。

  

   施耐庵在后半部中,还强化了三个贯串全书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从形象体系上结构成为统一的整体。其中第一个形象自然是宋江。在全书中,宋江如众星之拱月,为众英雄所钦服,他作为梁山梁山泊聚义的主脑和核心,与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梁山泊好汉之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他们并不以落草为荣,也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既然如此,那种希望“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就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领袖人物,宋江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寻找一个“体面”的归宿的招安主张,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的。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词,既恳切地希望“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表达了“统豺虎,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心愿。紧接着他就带领柴进、戴宗、李逵等往东京,以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终于实现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将兵力转向征辽,以为国家出力,立功建业。

  

   随着个人身份和所处地位的变化,旋即产生了“义”和“忠”的错位和全新的矛盾。宋江要“忠”,但奸臣们却不容许他“忠”。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只好以牺牲“义”为代价。首先是军校杀死克减朝廷赏赐酒肉的厢官事件,给宋江带来两难选择:按梁山泊的信条,军校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当守法律”,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弟兄不曾坏了一个”的宋江,也只好“滴泪斩小卒”了。

  

   接着又是面对辽方劝降的考验。辽国欧阳侍郎说:“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埋没,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妒贤嫉能,赏罚不明,以至天下大乱,河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忠心报国,建立功业,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在辽国的劝降面前,连吴用都产生了动摇:“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宋江反驳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宋江的民族气节,凛然可敬。

  

但不幸的是,一切都被欧阳侍郎言中了。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面对李俊、张横与吴用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却,只是落草倒好”,宋江表白道:“你们众人,若嫌拘束,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他饮了朝廷所赐有毒药酒,自知必死,却担心李逵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便将李逵骗来,在酒中下了慢药,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就这样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大宋朝的忠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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