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问题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8-04-03 1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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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进入专栏)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既不同于中国的古代治理,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治理,而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国家治理中,高度重视和运用了独创性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胜于西方民主形式的独特优势。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和浩大的工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擘画了治国理政的宏图大略。

   关键词:当代中国; 国家治理; 问题论析;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战略目标和任务,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全新课题。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可以清晰地确定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展示了治国理政的显著特色、独特优势和宏图大略,体现了崇高的执政使命和责任担当。

  

   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

   自从人类形成社会以来,治理成为人类自身处置集体事务的一种有组织、合目的的活动,就与人类社会始终相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就需要进行治理。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治理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

   最初时期的治理出现在原始社会,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详尽描述了氏族、部落的治理制度和秩序。摩尔根指出,氏族社会就是“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是通过个人与氏族、与部落的关系来进行治理” [①]。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原始社会的无阶级、无歧视的治理转变为存在着阶级和统治者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国家治理阶段、封建制国家治理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治理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的、进步的国家,有着历史上其他国家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扬眉吐气做了主人,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艰难的,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艰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没有碰到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因此,他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带有预测性;列宁虽然成功地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有了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七年实践的经验,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面初步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列宁毕竟过早辞世,也未能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寻找出有效的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略。后来的苏联,采用僵化的单一生产资料国有制和僵硬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经济建设,政治上则搞阶级斗争,集权过度,独断专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形成了有着严重弊端的“苏联模式”,更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覆亡。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在缺乏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经验的情况下,一度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以至于发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段的、全局性的错误。从总体上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也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②]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视角,开始致力于思考和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价值取向呈多样性,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需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与改革中,不断调整和创新国家的体制机制。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论断,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多地使用了“治理”的概念,并且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阐明了坚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指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应该“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持续探索的基础上,2013年,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明确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七次强调国家治理,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地位、途径、目标和任务问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怎样进行国家治理”的难题作出了破解,深入系统地探索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治理的要素和优势。

   毫无疑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显著特色

   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新阶段上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对古今中外治理经验的借鉴继承和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特色。” [③]由此可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既不同于中国的古代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治理,从而具有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也深知治国理政需体恤民情、礼贤下士以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是,古代的中国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属于专制、人治、愚民的传统型治理,而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已从传统型治理走向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这样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发生了诸多方面的转变、普及以及普遍化。其主要的变化是:从从事手工劳动转向操作机器设备,从自然经济交往转向市场经济交往,从封闭保守转向开放交流,从文盲愚昧转向知识科学,从专制转向民主,从习俗惯例转向制度规范,从人治转向法治。因为有了上述这些变化,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相比较,明显地缺了“四化”治理,即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治理。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现代治理研究方面,有着很大的建树,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西方学者指出,构成治理的主体,不但可以有政府,而且还可以有市场和社会组织;即使没有了如政府这样的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由其他诸多组织进行治理,并且效果更好些。赋予治理的权力,来自于公众认可或社会契约,甚至由公民直接行使而达到自治。作为治理的运用,则采取沟通、协同、合作等方式。不难看出,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而言,有着一定的参考启发因素,但它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扬弃、改造即中国化的过程,其排斥国家、政府、执政党作用的观点,显然是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因此,中国主张的国家治理和西方主张的治理,其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所提的治理突出了“国家”的功能,而西方所提的治理,则无须国家或政府的介入。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突出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在实现治理的有序性、有效性方面,中国当前必须十分重视党和政府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负起治理的重大责任,发挥治理的积极作用。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首要的是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中国的《宪法》中,已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还要突出了国家的功能。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当前必须十分强调各级政府的作用。中国的各级政府,担负着国家治理的重大责任和作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决不能把政府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忽视甚至贬低政府的作用。

   概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根本区别,聚焦于“现代化”和“中国化”。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④]。他所说的“党的领导”“国家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都是“现代化”和“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形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显著特色,即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坚持了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达到德治、法治、共治、自治的协同治理。

  

   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

   国家治理,离不开一定的民主形式。中国国家治理,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但在西方国家看来,民主就只有一种形式,就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西方国家自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民主的优越感,占据着民主的高地,这就陷入了民主认识的误区,造成了对民主认识的固化和僵化。习近平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⑤]这一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形式只能是一种“西式”的冠名,为国家治理的民主形式的多样性确立了科学前提。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采取了自己的新型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协商民主形式。习近平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⑥]。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把人民涵盖起来、包容进来。民主不是用来高谈阔论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 [⑦]当然,中国提倡协商民主,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主张的选举民主形式要被中国完全排斥,选举民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但二者比较起来,协商民主远比选举民主重要。这诚如习近平所说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它的优势就在于,无论是人民在选举行使投票权利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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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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