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建新:江南佛教文化的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18-04-03 13: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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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建新  

  

   佛教源于印度,东汉时期传入中原。三国东吴立国,支谦为避战乱入吴,广事译经,佛法始在江南传播。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在江南与玄学碰撞,江南佛教因此而蓬勃发展。钱大昕认为“晋南渡后,释氏始盛”,可见,江南佛教堪称中国佛学的发祥地。南朝和隋唐是江南佛教鼎盛时期,出现了天台宗、南禅、华严宗等重要的佛教宗派。唐代以后,中国佛教渐趋式微,江南佛教虽有局部兴盛,但总体走向衰落。晚清时期,佛教复兴,浙籍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影响波及全国,江南佛学成为影响新学家的思想伏流。从佛教的发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显赫。那么,江南佛教文化具有哪些特征呢?

   重义理多思辨

   佛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亦具有地域性。诚如汤用彤所言:“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关于南北佛教的不同之处,梁启超认为:“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宗教多带哲学的色彩。”此语切中肯綮。北方佛教重实践与仪式,不重视佛理,多神秘性,宗教感强。譬如,在北方传教的佛图澄堪称宗教实践家,他建立了庞大教团,虽弟子众多,却没有创立佛教宗派,其佛学的哲学思辨性不突出。江南佛教颇重义理。据晋朝释慧皎的《高僧传·义解》记载,在汉魏时期中国没有“义学僧”,至西晋,才有朱士行、竺叔兰、无罗叉比丘、支孝龙四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义学僧渐渐增多,但主要以南方僧侣为主。南北朝时期义学僧共58人,其中南朝占56人,北朝仅仅占2人。隋唐后,江左居士佛教盛行,宗派林立,佛理研讨蔚然成风。

   南北佛教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北方社会动荡不安,崇武抑文。据《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这种情况下,北方佛教僧侣缺乏重义理的热情。与之相较,南方社会相对太平,财富相对充裕,且帝室大多扶持佛教,翻译佛经、研习佛经风气盛行。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江南玄学的盛行,对江南佛教多哲思特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汤用彤认为:“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此其原因,亦在乎叠次玄风之南趋也。”可见,江南玄学是江南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佛教初入中国时,依附于神仙方术传播,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为了吸引知识分子,提高佛学品位,江南佛教吸收了魏晋玄学中的哲学思辨性,佛学遂与玄学交汇糅合。彼时,不少高僧精通老庄之学,他们多以玄学来解释佛理。这使得江南佛学步入高雅殿堂,为名士所青睐。在玄学化过程中,玄学的学理和思辨性深刻地影响着江南佛学思想。江南高僧竺道生倡导“顿悟”之说,即与“六家七宗”的玄佛争鸣的影响有关。创立于唐的江南第一禅宗牛头禅倡导“虚空为道本”“无心合道”“无情成佛”等理论,也与江南玄学学理颇有渊源。

   具有诗性审美特征

   相对于中原区域的文化,江南文化注重主体诗性情怀的宣泄,具有柔婉、超越世俗功利束缚的诗性审美特征。江南诗性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江南人的心理认知和审美追求具有深入影响。这在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晋书·谢安传》云: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佛教传入江南,为了更好地传播,不得不去慢慢适应江南文化。另外,江南僧侣的译经和传播更会带上江南文化的烙印。因此,受江南诗性文化的影响,江南佛教也有去伦理化的诗性审美特征,主要是崇尚自然,超越功利。

   魏晋时期,江南佛教玄学化,高僧和名士交往频繁,不少僧侣渐渐名士化。支遁在《八关斋诗三首序》中言:“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约之怀,遂便独往。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柳宗元也说过:“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支遁追求静谧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推崇佛教教义,以求达到心灵解脱之境界。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曾以玄理折服王羲之,所谓“理趣符《老》《庄》”。支道林等高僧的名士风范,呈现了江南佛教的诗性审美特质。

   具有人间化特征

   江南佛教自古以来信徒众多、流播广泛。许多江南佛教名寺建于闹市之中,与世俗生活联系紧密。笔者以为,江南佛教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人间化特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风尚,使宗教人间化成为可能。江南文化自古有“信巫鬼,重淫祠”的习俗,这无疑为江南佛教在民间流播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环境。其二,竺道生在江南第一个提出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他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有成佛的根因。这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精神契合,为江南佛教走向人间化提供了契机。其三,江南禅宗兴盛。中国最早的禅法经典《安般守意经》是在江南流行开的,汉魏期间,安世高等名僧也已经在江南进行禅学活动。此后,天台宗、牛头禅在江南建立,推动了江南禅宗的兴起。慧能开创的南禅多佛教人间化思想。他认为,“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又云:“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且其修行方式推崇顿悟,所谓“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地。”这种强调人人可成佛,而且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用顿悟自觉至佛地的修持方式,大大降低了修佛成佛的难度,使得江南佛教从彼岸走向此岸。其四,江南居士禅盛行。梁启超指出:“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居士禅使得江南佛学走出神秘,走进人间。

   “出世”与“入世”统一的特征更为突出

   佛教有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极乐世界和现实的大千世界之分,主张弃绝此岸、奔赴彼岸,充满出世倾向。然而,佛教“众生一体,慈悲普渡”的思想,使其和芸芸众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使得佛教徒具有救世思想。而且,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走上了与儒道二教融合的道路,中国儒学的入世精神和道学的出世精神也逐渐浸入其中。

   中国佛教兼具出世与入世精神,而江南佛教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江南佛教是大乘佛教,具有度众的特点。这种特点至近代更为明显。太虚倡导“人间佛教”,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主张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革。尤其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虚主张清除两千年来人们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建立重“人”重“生”的“人间佛教”。因此,江南佛教更显入世精神。另一方面,江南多自然胜景,诗意盎然。“在佛教僧众眼中,江南是诗意与禅机交汇之所。”江南的山丘溪壑、村居野炊,构成一种佛教人士的逃禅诱惑,使得江南佛禅具有出世思想。当然,江南禅宗也非一味否定现实避世逃禅,它认为“迷即凡夫,悟即佛”,因为倡导“悟”,江南禅宗亦多入世精神。

   综上,江南佛教思想既有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又有强调心性、注重现实生活的思想。简言之,江南佛教具有不重实践、重哲思、多诗性审美的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佛学与‘两浙’现代作家研究”(15BZW1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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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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