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清源:通过整体论社会学来思考农民工子女就学现象的民族志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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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清源  

   【内容提要】 在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但公立小学在招收外地生源上仍存在种种限制条件的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困境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在上海某城乡接合部展开的民族志调查为基础描述了一所在教育体制缺席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并以三个不同的家庭个案为例分析学业在家庭生活里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涂尔干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出发,笔者试图从不同的面相呈现“就学现象”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本文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将整体论社会学的分析方式延伸至对“年龄”的分析,以期说明掌控这些儿童的特殊社会组织逻辑与其年龄位置和阶级位置息息相关。

   【关键词】 农民工子女,整体理论,年龄结构,民族志,儿童研究

  

一、绪言:从非教育视角出发探讨儿童的生活

  

   读者们也许会望题生义,但实际上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众所周知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不时与人谈及自己的研究。在中国有不少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国朋友们一听到我在研究农民工子女,便想当然地以为我也在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本文法语版本的绪言中,我先是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着重提及了农民工子女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就学所面临的困难。中国读者对此应该很熟悉,在此我不再赘述,直接切入正题。

   总的来说,笔者的研究路线是将人类学的一个学术传统路线应用到了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在此,姑且将其与一个更符合当今“社会学”定位,或者说更有改良社会之抱负的学术研究路线做一个简单对比。如今,社会学在全世界都扮演着这么一个角色:为公共政策出谋献策。诚然,谁也无法否认此类研究的重要性,但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不停地对各种生活方式指手画脚的基础上的,即是说,政策制定者必须判断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哪些生活方式值得发扬光大,哪些必须及时抑止。对此,我的意见是,某些人的生活也许看起来相当悲惨,但对那些如此过活的人而言,这毕竟还是他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舍此无他。对那些较为穷困潦倒的生活做出负面评价,并以此出发制订改良方案,这种想法虽然用心良苦,却极有可能把这些生活的价值一举抹杀掉。因此,以还原生活原态为志的社会人类学和以社会改造为己任的社会学之间的区别绝不是纸上谈兵。因为本文引用的主要也是社会学文献,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并不是学科分野,而是以下这一点:虽然同属社会学,不同的学术研究在旨趣和理念上可能大相径庭。

   个体的生活因为无可替代而有了与生俱来的价值,而社会科学有责任去还原、体现这些价值。具体到儿童身上,这个意见显得更有道理,其原因有二。其一,某些孩子或许不如他人幸运,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更糟糕。怀抱改良之心的成人对它的批判总结不了这种生活,因为生活没有高低之分。儿童有时候也会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生活条件,但跟成人相比,他们很少会思考这类问题,更不会纠结其中。其二,跟任何其他的人口类别相比,儿童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更可能受到外部眼光的审视和规范,而这种眼光总是片面的。成人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就看什么电视节日,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儿童却没有这种自由,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有可能以教育的名义受到控制和指正。正因为这种带着规范性、以教育为纲的视角如今显得无比正当,并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从人类学的视角不戴任何有色眼镜地还原儿童的生活及其意义变得尤为必要。

   本文写作的难点,亦是其价值也体现在这里。本文的观点是,就算最明显地带着教育体制烙印的事物,譬如学校、作业等,也可以从不带规范性、不以教育改革为目的的角度进行描述。在文章里,我抛弃评判和改良的视角,并试图以儿童自身经历的角度原貌呈现这些我统称为“就学现象”的生活面向。这并不是说研究就非得诉诸“儿童的视角”不可,也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可取,但“研究只需要呈现孩子们自己的想法,社会学家的分析可有可无”这类观点在英美文献中很流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天真了。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替代不了社会学家,因为他们跟自己的生活之间没有足够的距离,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它。因此,以儿童自身经历的角度原貌呈现“就学现象”的意思是使用一种客观中立的语言来描述该现象,即做到韦伯(M. Weber)眼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身体力行的“价值中立”。教育者的语言刚好与此相反,因为其总是带有规范性,他们的问题总是绕不开“这对孩子好还是不好”。毋庸置疑,民工子女学校不是“好”学校,但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点。

   (一)整合童年社会学与整体论视角

   这个研究视角的切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涂尔干(é. Durkheim)①在定义“社会现象” (fait social)②的时候写道:

   当我履行自己作为兄弟、丈夫或公民的责任,或者在履行与他人的契约时,我是在实践道德、风俗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独立存在于我的自身和个人行为之外。即使我打心里觉得这些义务真切存在,并且心甘情愿地将其执行,这些义务却不是我规定的,而是我通过教育习得的。③

   很明显,此段落里对社会作出的定义仅限于成人世界,而儿童则仅仅被当成了受“教育”的对象,所能做的就是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准备。但作者所谓“个人一出生便发现其古而有之”的信仰和行为方式,难道儿童就不需要面对了吗?儿童并非只是在为进入社会做准备,他们本来就是身处于完整的社会之中,尽管他们更多地通过学校和游戏来完成其社会角色的扮演,而非作为配偶或是公民的责任。

   涂尔干以降,社会学观察儿童的眼光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变化的幅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可以将本研究跟当代两个学术流派——童年社会学(Sociologie de l’enfance)④和童年研究(Childhood Studies)做个比较。童年社会学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某些国家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原则上,这个流派跟我有同样的追求,即抵制以教育改革为纲的研究,其潜台词为:教育视角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儿童的唯一范式,学者对成人的研究就很少如此居高临下。但实际上,童年社会学如今经常跟一个发源于英语圈、被称为童年研究的学术流派混搅在一起,在法国亦不例外。童年社会学在法国不但发展得很慢,并且对英美范式亦步亦趋。简单地说,童年研究的灵感来自于女权主义和个体主义,此流派的学者把儿童作为一个受压迫的群体来研究,重点在于发掘他们的“能动性”(agency)⑤。我认为这个出发点非常有问题,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民族中心主义,因为它反映了英美理论流派及英美社会的关注点,某些人类学学者对此也颇有意见。⑥而本文的理论视角是与其背道而驰的。

   从我对涂尔干的引用可以看出,本文与另一个学术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论社会学。这个学术传统在法国的地位更显赫,其代表人物在当下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可以说布迪厄将整体论社会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学校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学校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是在学校“上游”,即外部世界,由社会资本分配不均而造成的。⑦但是,正如涂尔干把社会一分为二——“社会现象”只适用于成人世界,而儿童则在准备进入社会,布迪厄的分析也是把儿童和成人的世界生生割裂,因为他只把学校看成是社会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却看不到童年本身就是整合社会、制造社会差异的一个重要场所。在我的分析中,就学现象是社会差异化的源点之一:无论是儿童和成人间的纵向差异,还是儿童之间的横向差异的建构都体现了这一点。因此,本文研究就学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有两个意图:一是以此提倡研究童年的一种不以教育改革为纲的社会学方法论,这点与童年研究一样;二是从另外一个学术传统,即整体论出发,在童年研究这一如今大行其道的英美研究范式之外开拓新的学术空间。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者的定位

   本文是基于我的一份调查写就的,当时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理解上海都市边缘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在上海近郊的城乡接合部对一个正在拆迁的街区展开了实地考察。该街区的环境深刻体现了儿童就学——这个已成为全球化标准的现象,和极不稳定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冲突。文章里描述的外来务工人员及他们的孩子就住在街区里,学校也在此。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定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区域,并以民族志方法论观察儿童以及他们身边的成人的生活。我并没有限制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是尽可能发散和开放地去观察孩子以及他们周遭的事物,也跟其中几个孩子做了半开放式访谈。田野的方方面面,包括观察孩子的过程中遇见的人、发生的事,都记录在田野笔记里。

   “就学现象”并非我当时的主要考察对象,但与调研过程息息相关,因为笔者正是利用教师的身份才得以进入田野。我在2006年—2008年间前前后后做了三次调研,每次待六个月。一开始我是作为英语老师受聘于街区的农民工子女小学,但在第三次调研初期,学校被拆掉了,于是我便开始给其中几个孩子做义务家教。我便是如此认识了街区的孩子们,并与其中几个慢慢熟络起来,这才得以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对他们展开观察。这些场景包括学校、家庭,还有其他公共空间等,后者在此略去不表。

   在调研过程中,有些时候我的调研方式刚好可以和儿童的管理方式重合,这时我可以以教师或者成人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观察。但有些时候,我的在场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当孩子们自己玩、成人一般不掺和的时候;或者当我被邀请到学生家里,作为一个外国人,明显给家人造成不便的时候;还有,就是当我见证了一些因为我这个第三者在场才会发生的对话和事件时。可以说,作为观察者,我的在场使得日常生活中一些稀松平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其背后的一套社会机制也因此变得可见,或者说突然成了问题。然而,研究者的在场既有可能使社会机制得到暴露,亦有可能给调研制造障碍。就反思性的学术实践而言,学者必须把自己的在场对其观察的社会场景带来的影响一并纳入考量。

  

二、对学校机构的民族志考察

  

有必要指出的是,如今学校大致已是一个被标准化、国际化了的机构(institution),无论何处,它都成了童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于学校如何运作多多少少都有点概念。对于学校作为社会机构如何划分人群、制造差异,我们理解起来也毫不费力。可以明显注意到的是成人与儿童之别,还有儿童群体内部被按照年龄和班级、学习成绩的优劣、社会性别等分出的三六九等——这其中的性别之分虽然不是学校体制所建构出来的,其影响在学校生活中却也十分明显。但因为学校哪里都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能反而会一叶障目,让我们忽略了每个学校环境的特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志观察和在地情境描述对我的研究显得尤其必要,它可以帮助我完成以下两项任务:其一,提炼这个集合了中国、农民工、破落的城乡接合部等特点的学校乃至童年生活的特殊性;其二,通过对实践的分析来理解学校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其个体成员的生活。为此,我们亦需要将学校的规范性运作与其赖以为生的物质环境、教师的工作条件等联系起来综合考量,还要问与日常生活中其他时段对比,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究竟给孩子带来了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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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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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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