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何谓足球的人类学研究

——一个中德足球哲学实践的对比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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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孔韶  

   【内容提要】 人类学何以做足球研究?本文介绍德国哲学的历史性影响及其足球“机器美学”实践的案例,指出发展中国足球运动的研讨需从单纯技术层面扩展到制度、哲学与组织特征的文化观察上面。文章建议中国学者有针对性地实现相关哲学条理化,并重视区域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寻求足球训练后备力量的设计与实践,引申到强化中国青少年体育课和体育运动的监管和效果检测。文章强调在比较研究中加强体育和人类学等专业之间的学术互动,从而找到中国人自己的足球哲学与体育文化实践特色。

   【关键词】 足球哲学,人类学,举国体制,机器美学,组织与惯习

  

   体育人类学和其他分支人类学相似,其研究的落点是人类学。那么体育人类学就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观察各种体育活动,其中涉及体育项目的起源,人类生物-文化的整体性的视角,运动哲学的制度与组织实践,体育的文化精神与生活方式惯习,以及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化多样性观察。

   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人类学考察体育找到了一个特定的观察点,因此意义重大。本文从对德国足球运动的哲学实践,转而讨论中国足球发展的内外借鉴之可能性,以期更多的人类学家参加中国足球运动研讨,并且和足球体育专家交流心得。

  

一、足球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几乎所有的民族、民间的健身活动都和文化相联系,几乎所有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都和区域或国别文化相关,因为我们不仅仅观察竞技项目本身,还包括和该活动相关的整个过程。因此,古今体育竞技的意图、行政、组织、哲学、战术、文化等均在观察与研究之列。然而,就现代体育竞技项目而言,对比个体项目(如跳高)和少人项目(如接力),那些多人球类比赛,如足球、橄榄球等,以其较为复杂的组织方式、哲学与战术、个人与群体关系、区域体质特征,以及该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总是引起各界关注与研究的兴趣。

   为了探讨如何赢球,在一般性的足球战术与经验的研究方面,体育界一直在进行着;与此同时,商业市场认为“砸钱”、高薪聘请教练和球员便可取胜的快捷功利思想普遍流行,而实际上则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在足球运动中,“砸钱”赢球的机会是有的,但如果仅仅是因空降而改变实力,而没有举国的或区域性的民风与训练积累,那么,短暂的狂喜与长久的沮丧会轮番出现。

   应该说,像足球这样的集体性大型项目风靡世界,除了体现人类体育精神以外,其背后总是与国别政治、商业运作、族群认同、文化多样性展示等相关。竞技体育早已处于全球的关注之中,它体现的国别与族群文化特性、竞赛哲学与组织特征展示等,刚好是人类学有兴趣的领域,促使我们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这一活动,为足球运动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这方面学院派教授、体育技术专家、教练与球员,甚至球迷群体等都需要提升素质,需要拧成一股绳从长计议,做跨学科与贯通性的研究与规划,其中人类学家也责无旁贷,要积极卷入其间,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与文化观察体验。

   体育运动的参与方式,应该说,越是个人项目,个人的精神、体魄、心理、技艺的影响就越凸显(当然亦融文化于其间);而越是集体性的项目,则不仅有上述影响因素,还增加了集体团队如何组织起来的技术因素与文化因素,后者的研究总是被国人忽略,然而文化的因素(哲学与组织)恰恰是一支足球队的灵魂与基础。

   我们以德国足球运动为例,观察这项运动的哲学与组织文化特征,因为相当多的国别与区域足球队早已展示了文化的惯习熏染。德国学者伍勒(von Karl Weule, 1864-1926)①致力于早期德国博物馆学、东非研究和体育人类学等,他在《体育民族学》(Ethnologie des Sports)的论题中陈述他的研究的两个要点:第一点是要追踪体育文化的起源,第二点是要把体育看作文化的成分。他是早期体育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积极倡导对体育事项的文化历史和进化的关注。他不仅仅关注文化传递,也包括有意识的文化转换。德国的足球是精英足球,大学教授研究足球和足球哲学,并和各层级球队的培育紧密相关联;它的足球训练也非常接近于“举国体制”,青少年的足球训练哲学和教法形成上下的一致性,这种“举国体制”不是凸显行政体制的一以贯之,而是展示哲学与文化的上下融通。

   谈到哲学、人性与文化的研究必须提到赫德(J. G. von Herder)。他认为人的哲理要身体、精神、心灵三合一,而且认同地理空间、环境与历史发生联系,并一直同现代文化精神发生联系。赫德的《对人类历史哲学的一些看法》②是“人性的历史的哲理”,尝试发现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他强调“人类与历史的思想方式之间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开创了先例”,为此,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现代的文化相对主义之父”③(在很大程度上同他的导师康德[I. Kant]更广泛意义的先验论不同,是一种特有的历史哲学观)。

   而作为上述思想的延续的现代哲学人类学“试图为一切同人发生关系的具体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提供统一的人类学基础”,④特别是力图把那些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分化的诸学科统合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设法给人与民族的研究以条理感。“因为没有条理感,研究人员的科学就会忽视人的本质,忽视人性。”⑤于是这门学问在教育(含体育)上的运用便强调教育对“人的和民族的精神的引导”,以及对多元学科贡献的统合把握。

   把个人引导到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意义上去,也一直是德国文化的认同、象征与隐喻。上述赫德的相对主义观察,热忱于文化的“精髓”和“情致”,强调来自乡民的“国民精神”和人类种群的“民族魂”特征,⑥因此他认为需要辨析和保存这种精神,于是刺激后人不断检索其客观化呈现,并影响到如何依靠系统的学术研究。⑦我们考察长时段的德国教育,就可以看出他们如何在中小学就教育培植乡土情怀(通过观察、旅行、绘图等)⑧,并扩大到族群与国家的认同意识;其他如强调尊严、坚韧(坚韧是意志的最好助手)⑨、纪律(他律是自律的基础)⑩、认真,以及思辨、理性和集体和谐等。这些精神与改变人性的信条从儿童、学校,一直延伸到职业道德、体育构成、制作工艺和军事理论之中。

   历史性的哲理及其文化传递是显而易见的。“德国战车”的球员在足球中找寻民族荣誉,“轻伤不下火线”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球员马特乌斯在一次比赛前手骨骨折,仍缠绷带坚持比赛,以及克林斯曼身带重伤上场等),也是“为尊严而战、勇敢和服从”思想的遗续。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在中国当足球教练的马加特(Felix Magath,前山东鲁能足球队主教练)的“铁血”实干作风。11他在教练生涯用过的“实心球训练法”,就崇尚力量和坚韧的作风。他一定熟悉从上至下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将军,这种训练法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二战的实心球负重训练,目的是强化意志,有利于行军疾走或增强体能。

   德国队的中场控制设计消解了传统的攻守二元论。德国球员的精准短传是一大特点,特别是集体性的中场精准短传(德国队场均达约700次,他国球队最多仅有一半)和中路复杂渗透。要知道快速精准传递(一脚准确率)可以节约时间,而且他们能在传递中频繁地突然换位,大大消耗了对方的体力。控制中场是德国队的重要看点,中场控制的本质是消解了足球“进攻型”与“防守型”踢法的二元论。他们在中场精准传递,提升了“人球合一”的水准,达到了“人、球、思维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12于是他们可以快速转换攻守,配合取胜。

   尤阿希姆·勒夫(Joachim Loew)2006年从克林斯曼手中接过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教席。他也认为,关于一场比赛的实际掌控,就是要采用夺取对手的时间与空间以发展自己的踢球策略。联想近年来德国队的比赛内容,包括具攻击性的压迫式防守、迅速的攻防转换、进攻后迅速回防、对方丢球来不及回防时的快速反击,从中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足球传统意义上的“进攻”与“防守”的概念性对立,而是在统一的哲学里相互融合,主动进攻与防守反击同样都是掌控比赛的一部分。所以勒夫说:“进攻和防守,我有时候会把这两个概念从我的词汇库中删除。我要的是一种平衡”,“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压制对手,让比赛按照自己的思路走”。13这就是关于一场比赛的实际掌控,就是德国球队集体“机器美学”展示的集体性积极律动。

   如康德所言,即使是美,也是人性与感情的一部分,对美的判断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就艺术来说,创造和欣赏没有整体的心灵活动和想象力是不行的。14机器美学达成了简洁与快速成功(受竞技运动时间的限定),而个体的技艺之美如果缺少整体性心灵,则容易失去稳健与时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学院葛思曼教授就认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中提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使我们自己富足。结合在一起能比独自一人得到的更多”。15这里涉及对参与足球运动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组织关系与心灵关系的整体性把握,这也许就是机器美学近年来战胜南美个体球艺文化的本质性不同。

   理性、新式科学与足球人事实现快速统合。德国足球积极利用最新数码分析与统计技术,在每一次比赛后的会议上,立即展示每一个球员的实况,焦点是对个人融入集体比赛的每一次接触的分析。这样,德国大学教授的足球研究成果,就和教练、球员的训练、比赛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在想办法落实足球哲学之时,他们的数字媒体记录团队的作用非常强,已经不是简单的数字视频展示。可以说,图像与数码统计直接配合刚刚经历的直观的实战解读,每一个人的表现状态都不会遗漏并难以回避。数字技术和共同的绿茵体验方便了理解与改善,而学院派的深度研究,紧密结合现代媒体技术,教练、球员和足球技术专家共同分享科技与人文成果。人事与新媒体科技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整体球队机器美学的简洁、秩序、力量、精准与和谐,从而获得对人的研究的有意义分析和条理,使每个球员都如同一枚动态的齿轮或游丝融于精准的德国腕表16之中。

   德国足球运动系统崇尚举国体制,那是和德国单一民族与统一国度相联系的。他们在199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失利后,稳固落实十年青年训练计划,为近年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根据《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1999年至今,德国足协投入数亿欧元,在全德范围内建立了366个训练基地。在那里,专业教练对小球员进行悉心指导。根据足协要求,足球联赛和青少年训练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其贯彻的力度表现在,自2002年开始,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德甲)和乙级联赛(德乙)的36支球队必须设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否则将被取消参加联赛资格。同时,青训中心必须配备全职教练、寄宿制学校和充足的场地等基础设施。17这样,德国各级联赛和青训必须挂钩,显然,它们也必然和德国青少年所在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具有清晰而实在的“举国体制”特征。

不仅如此,德国足球青训计划得到认真落实还包括理念层面,要求各级球队的训练哲学与方法必须一致,不能各行其是。足协的任务之一就是监督各级别国家队(从C级少年队到A级国家队)贯彻统一的足球哲学。例如2008年11月,德国U21国家青年队主教练迪特尔·艾尔茨突然被宣布下课,德国足协体育主管萨默尔给出的解释是“艾尔茨没有贯彻德国足协的打法理念,没有采取足协要求的最现代化的训练方法”。18这样的教练员不能培养出今后可以融入统一哲学指引下的“德国战车”。可见德国足球体制与训练哲学及其实践是举国一元设计而非多元选择的。“要让这一哲学从高层到基层由上至下一路贯穿下去”。19德国足球体制包含的哲学、训练、方法、奖惩都是为了使每一个“自由人”成长为具有举国大局观的人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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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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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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