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何谓足球的人类学研究

——一个中德足球哲学实践的对比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7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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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孔韶  
他们层层选拔的标准不一定是针对最好的球艺,而是要选出那些在未来能够娴熟融入足球战车集体的,并且一定是对既定足球哲学与战术体系具有悟性、自律和执行力的球员。

  

二、中国体育与足球文化的换位思考


   根据以上对德国足球文化的观察,制度、哲学、组织是最重要的几个要素,这对中国的换位思考具有了对比意义。

   (一)文武之道与体育

   国学中最贴近现代哲学的人类学关注点是“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究竟和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有何种关联?文武之道的含义可见于“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礼记·祭法》)。这是用于治国的道理与谋略。文武原本是一个整体,儒家后世引申其为能文能武、文武并用的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的基础在于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周礼》提及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看出这六项既有文,又有武,或文武兼修,总体接近于现代教育意义上推崇的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多项才能。如其中“射”之弓道、剑道等武道至今仍为国际体育运动会的重要项目。

   那么,射只是武功和身体锻炼吗?“射者,仁之道也。”(《礼记·射义》)所以“古代的‘射’不仅仅是一个人以及团队狩猎杀敌护卫自身的武道技术‘射技’,修身养性的文化艺术‘射艺’,而且是一种统治者协调支配整个社会的宗教仪礼‘射礼’”。20现代体育竞技运动增加了新型球类、田径等多种竞技项目,扩充了体育精神的内涵与意义,但道德和体育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奥运精神就包括公平竞争、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在这一基础上的快速竞技,而现代足球运动的运作规则与裁判条例本身就包含上述道德精神。

   古代六艺思想中的弓射与礼乐一样受到重视,正如宋代陈亮《酌古论》中说“文武之道一也”。然而陈亮看到“宋朝立国之初就有尚文轻武的倾向,家法既立,代代因循,故兵备不饬,其渊源有自”(《酌古论》),今人梁漱溟也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和平文弱”和“重文轻武”。21历史上的民间谚语也奚落当兵的没文化,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以及形成对兵勇的社会歧视,如“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重文轻武的历史积习造成民间武功与身体技艺被轻视,延续到现代中小学里,百年来“体(育)音(乐)美(术)”被民间贬为“小三门”,大大低于语文和数理化的地位,体育课当然也不受重视,所谓“重文轻体”。为保证“考试战车”通行顺利,时有体育课被文理科挤占和“放羊式”上体育课的现象,加上体育教学监管松弛,以及锻炼身体意识淡漠,或许都和古今一脉相承的“重文轻武”的传统与民风相关。

   (二)举国体制重基层

   足球举国体制的技术性和群众性都很重要。此外我们还要有制度性和学术性设计,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韦晓康教授的体育人类学项目也有同样的诉求。上面提及德国足球运动的运转是举国体制的做法,反映在足协、青少年训练和学校制度的全面配合,以及文化与训练哲学的一致性。他们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找到了严格的、具有约束性(他律+自律+监管)的落实办法。

   中国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似乎首先在于中国的教育与体育的顶层专业设计,其重点在如何设计和监管基层体育课程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无疑,各种体育竞技项目的大面积人才储备,在于中国一代代人经历的体育课如何安排,以及如何做到参与锻炼的时间保证、场地保证和锻炼实质保证等,这更是中国人体育与体质保证的基础。

   中国学校教育史上,体育尤为“小三门”“体音美”之首,足见国人轻视体育教育的制度性与历史性缺陷(几乎形成学校内的“民谚”)。最简单的观察便是,中国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偏少,而且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连续性考试制度下,被牺牲的学校时间主要是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不少学生甚至教师都认为参加体育活动会浪费学习时间,22中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体育课课时从每周4课时、3课时减少到2课时,23已经极为可怜,何况有时还是在每周的某一天之内合并上课或任意被文化课占用;24而一些邻国中小学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每天课外还要有一小时锻炼时间(球类、田径等听便)。为此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还发表了调研文章,《北京晚报》特别作了报道。25仅从这一点对比而言,中国学生的体育课程和锻炼存在很大问题,症结在于积习性的他律不严和自律不足。前者归结到体育教育理念不明与制度松弛;后者自律的问题原因很多,但首先应归结于前者。如果中小学生普遍体能不足,只能文不能武,那如何从这样的学生中选拔高体能的足球运动员(或许还包括兵员)呢?

   学校运动场地狭小,这和国土面积极不相称,而许多欧洲发达小国,中小学都要保证有足球场或社区公共运动场(包括足球场)。即使社区、学校有足球场,还要看其开放与使用程度。例如在偌大的北京,历史悠久的景山少年宫足球场被关闭,如今荒草遍地;几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足球场,不是不许进入,就是收费管理,甚至还多见花费巨大、修整很好的足球场经常被苫布覆盖,或仅仅是为应付上级体育设施检查(轻易不许使用),难怪有的青少年足球队和大学足球队的国际比赛一场能输球二三十个,滑稽于天下,正是对当前轻视青少年体育课和学生在各种体育运动中大面积流失的严重讽刺与责问!

   体育场地的问题反映了制度性设计和形式主义的缺陷。其实还不仅如此,有人从照片上回顾了不同年代的中国学生上体育课的场景(包括新老照片),看到了极为松弛和随意性的体育课。20世纪中叶的冬季体育课,学生是穿黑蓝色棉袄棉裤上课;到了21世纪初,是穿着鲜艳的羽绒服上体育课,形式主义、凑合和不认真(干什么不像什么和有名无实)的体育课状态延续至今,却监管不力。中国青少年的学校体育乃至足球运动开展状况当然不好并且极为令人担心。

   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进入“高考战车”,原本中小学早已普及的体育课和课余锻炼的时间被挤占,在场地和锻炼实质均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青少年的体质与体能就会下降;而且因参与群体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人员散漫而稀少,于是如同德国那样的层级球员选拔也难于进行,一切为了文理科高考,当然足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颓势便难以阻止。看起来中小学体育课和体育运动,均需要如德国那样采纳“他律是自律的基础”的规定并严格实施,使无端占用体育课、“放羊式”的和“穿羽绒服”的体育课受到谴责和追责,真正提升学生主动和群体性地参与体育活动的热忱。

   学习德国体育与足球的举国体制三个重要环节紧密结合的具体经验和做法,需要做到环环相扣,他律和自律相结合,责任和追责并行。在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基础在于中小学的体育课与课外锻炼的时间保证、场地保证和锻炼实质保证,让更多的“宅男”“宅女”们走出来,到操场上去运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含足球)的层层选拔和实现充足的梯队式人员储备。

   (三)足球哲学条理化与实践

   哲学(形而上学)构成一个民族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面对的是世界观、整体观、意义和价值。伽达默尔引证黑格尔的名言“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26正确点出了哲学、人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关联性。

   我们上面提到过德国这个哲学的国度,如何使极简的哲学原理贯穿在足球运动的实践中。例如体育教育中的“人的引导”的精神力量,联系着体育运动中的尊严与国家民族认同;足球中场控制里攻守二元对立的消解;个人技艺与集体韵律的“正反合”;现代数字视频与统计技术、理性与科学如何融化在人的机器美学之中;所谓足球“自由人”的集体悟性选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哲学与文化的长久积淀,显示出其对古老的与新生的生活方式(包括传统的与新式的体育运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适应性浸润。

   2016年12月中国足协在欧洲足球专家(中国足协技术顾问斯蒂芬)的协助下,在教练员大会上展示了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足球理念和足球哲学,涉及比赛、训练、选拔等多个方面。这被认为是中国足球史上首次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中国足球哲学,成为指导中国足球发展提高的纲领性理念。27看上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足协已经注意到区域性哲学与文化对足球运动影响的重要意义。然而,中国足球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哲学文化是在长久积累与实践后形成的。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这位欧洲足球技术专家影响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影响了这位技术专家。我们在其理念中几乎找不到中国哲学及其转换的影子,而只是看到了基于中国足球训练与比赛中的弱点提出的某些改进措施而已。

   既然都肯定足球哲学对于足球运动的意义,它显然不是只具有弥补缺失的作用,而其原生的意义何在呢?哲学将引发每个人对知与志的思考,“是要把这两者再导向一个感悟的统一思考活动。因此,哲学成为我生命的展开,也足以影响了我的生命(人生)”。28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主题是道德哲学,随后才会探讨和足球技艺、球队组合相关的哲学与策略原理。传统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说知识、德行和志向需要修养和体验,人人明志而以身载道,遵守哲学信念,履行天人合一与仁爱的道德修养过程。其治国的文武之道也是国体与人体各求全面发展的谋略与实践。每一个地理区域的哲学与精英文化也无例外地探讨生活方式中的高尚情操。足球运动的道德、哲学的影响首先在于人的精神世界,试问你的何种精神呈现在足球运动中了?是尊严和德性的运动体验,还仅仅是物质的追求与职业的选择?不同职业与身份的人们,包括运动员、教练、专家、行政官员和球迷都应在足球精神与伦理上认真思考。

   现代社会存在的拜金主义,曲解了足球运动的真谛,为此,竞技道德缺失,足球暴力不绝于耳,运动员职业操守不佳,裁判员难以执法,此其一。按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不惜一切代价从国外引进知名教练和球星,实则为商业下注或为补齐球员短板救急,此其二。其好处也许是可以有机会学习有经验的外籍教练的足球哲学并获得其技术指导。一些教练教导有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在短短十一年间国足的外籍主教练频繁更换达八人之多,其他球队也有类同现象。笔者认为以往的中国足球发展颇有点急于求成和有病乱投医之状,其结局不言自明,可以归纳为:不时的短暂胜利的狂喜和不间断的沮丧。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地理区域的哲学自有其文化土壤,一些德国教练的严格训练政策对应“温良恭俭让”,总会遇到巨大的文化挑战;“德国战车”的集体领导(多球员引领的“集体领导”和如拉姆、施魏因斯泰格、克洛泽和默特萨克等集体领军的“扁平结构”29取代唯一领袖,令球队更加平衡稳定),似乎和中国家族主义的文化惯习格格不入。应该说,一位有责任的德式教练,在数年间的哲学与技艺指导下,有可能获得或长或短时间段的胜利。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不会长久。原因在于外来足球哲学实践仅仅是仿效性的,不断接替而来的新球员群体因缺少外来文化的体验而发生重复的“文化中断”现象,所以即使是有经验有责任的德国教练,他们在中国的执教经历也会非常艰难。再加上有的外籍教练“不服水土”和球员“食洋不化”,于是文化隔膜最终酿成团队矛盾与不适应而导致球队节节失利,这正是频繁更换外籍教练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每次在商界“砸钱”之前,一些主事的行政官员、教练和球员或许都缺少人类学的跨文化知识,既不能深入了解自己(己文化),也不了解(教练)他人(他文化)。在遴选教练之初,已经注定酿下“文化震荡”和“文化中断”30而不知其解或难以为继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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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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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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