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7 次 更新时间:2018-03-29 02: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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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 (进入专栏)  
使行为犯与结果犯可以共存。又由于环境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一个行为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

   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既是行为犯,也是一种准抽象危险犯;‘严重污染环境’既是对排放、倾倒、处置的对象——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毒害性程度的要求,也是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本身的限定……现实生活中,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排放、倾倒、处置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但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一般认为并没有超出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不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故而不值得以污染环境罪科处刑罚。”[39]然而,这种观点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其一,说污染环境罪既是行为犯也是准抽象危险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二者原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行为犯既可能是危险犯,也可能是侵害犯。所以,上述说法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其二,刑法第338条明文要求“严重污染环境”,这本身就是对结果的规定。但上述观点却认为,只要行为“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就成立犯罪,恐怕不合适。即使将其中的“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理解为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后果,也只是意味着这种观点采取了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但如前所述,这一法益论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

   (二)危险犯与实害犯

   如所周知,构成要件的实现以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为必要的犯罪,就是实害犯(侵害犯);构成要件的实现以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为必要的犯罪,就是危险犯。[40]或者说,构成要件的结果表现为对法益的现实侵害的犯罪,就是实害犯;构成要件的结果表现为侵害法益的危险的犯罪,就是危险犯。[41]显然,一个犯罪究竟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同样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内容。

   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严重污染,但没有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造成实害,却依然成立污染环境罪时,相对于生态学的环境这一法益而言,就是实害犯,但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法益来说,只能是危险犯。换言之,由于污染环境罪只需要严重污染环境就足以成立犯罪,而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造成的危险,是以环境污染为前提的,所以,当行为仅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时,它便既是实害犯也是危险犯。实害犯与危险犯之所以可以并存,就是由于相应的保护法益不同。如果污染环境的行为不仅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则对针生态学的法益与人类中心的法益来说,都是实害犯。

   问题是,当污染环境罪针对人类中心的法益成立危险犯时,是属于具体的危险犯还是抽象的危险犯?本文持后一种回答。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没有关于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所以,认定为具体的危险犯缺乏文理根据。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认定具体的危险犯,即使就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只要有抽象的危险就足以成立犯罪。因为污染环境行为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犯,不是对特定个人的侵犯,而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侵犯;不只是对现存人的法益的侵犯,而且包括了对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法益的侵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对环境侵害的不可逆性、非恢复性,同时意味着对人类中心法益威胁的严重性。如果要求发生具体的危险,反而不利于保护环境,也不利于保护人类中心的法益。至于对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则更不可能是具体的危险犯。既然污染环境罪对人类中心的法益只是抽象的危险犯,所以,不需要提出危险判断的具体标准。

   一种观点认为,危险犯与实害犯作为相对应的两种犯罪类型在逻辑上无法共存,也即同一刑法条款不可能既是危险犯,又是实害犯。[42]但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其一,一个犯罪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内容。如果一个犯罪保护两个以上的法益,那么,完全可能出现针对一个法益是危险犯,而针对另一个法益是实害犯的情形。例如,抢劫犯使用暴力致人轻伤,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取得财物时,针对人身的法益就是实害犯,但针对财产法益来说只是危险犯。同样,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包括生态学的环境与人类中心的法益,所以,完全可能出现对生态法的环境是实害犯,而对人类中心的法益只是危险犯的局面。污染环境行为导致多人中毒,有造成死亡的危险但没有造成死亡时,相对于人的身体健康而言是实害犯,但相对于生命法益而言则是危险犯。所以,危险犯与实害犯完全可以并存于一个犯罪中,更可能并存在一个刑法条款中。其二,危险犯与实害犯并不是就罪名而言,而是就犯罪的具体形态而言,一个故意犯罪会出现不同的形态,所以,一个罪名之下危险犯与实害犯完全也可能并存。例如,故意杀人既遂是实害犯,但故意杀人未遂则是危险犯。再如,污染环境行为导致他人中毒,造成1人死亡,10人有死亡的危险但因挽救及时没有死亡时,就对生命的侵犯而言,致1人死亡属于实害犯,10人未死亡属于危险犯。

   还有一种观点指出,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构成犯罪,而无需有严重结果的存在,相应的犯罪则由结果犯转化为危险犯……这种从结果犯向危险犯的转变,标志着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43]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同样存在疑问。

   首先,结果犯与危险犯是根据不同区分标准得出的子项,二者必然是一种交叉关系。结果犯既可能是侵害犯,也可能是危险犯,同样,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所以,认为污染环境罪由结果犯转化为危险犯的说法是存在疑问的。

   其次,如果说上述观点所称的结果犯是指实害犯,也不能认为污染环境罪只是危险犯。如前所述,如若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那么,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本身仍然是实害犯,而不是危险犯;只是对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不以造成实害为前提,因而可能是危险犯。

   综上所述,只要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那么,污染环境罪相对于不同的法益而言,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既可能是危险犯也可能是实害犯。“2016年解释”第1条规定的各种情形(第6项除外)并无不当。

  

   三、责任形式

  

   故意包含了对结果的认识与容认内容,过失包含了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而结果就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所以,保护法益的确定也影响故意、过失的内容,因而影响责任形式的确定。在本文看来,刑法理论之所以对污染环境罪的责任形式存在激烈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本罪的保护法益与结果内容存在不同认识。下面对各种学说略作分析,并提出本文的观点。

   (一)过失犯说

   过失犯说提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44]过失说虽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存在明显的疑问。[45]

   第一,根据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将其中的“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有“过失”二字的规定,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本文看来,将“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法律有文理的规定”,即法律条文虽然没有“过失”、“疏忽”、“失火”之类的“明文规定”,但根据具体条文的文理,能够合理认为法律规定了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时,就属于“法律有规定”,因而处罚过失犯(“文理规定说”)。[46]刑法条文的文理是否表明某种犯罪为过失犯罪,需要通过分析其用语含义得出结论。[47]分则条文使用“过失”、“严重不负责任”、“发生……事故”、“玩忽职守”等用语的,可以认为法条处罚过失犯。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是具有文理根据。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后,从刑法第338条中找不出污染环境罪可以由过失构成的任何文理规定。

   有学者指出:“不能仅以所谓‘文理规定’为据确定具体罪名的罪过形式,而需更为实质的理由。”换言之,不能简单地以过失说缺乏“文理规定”为由,认为过失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从污染环境罪较低的法定刑、修法目的、与相关犯罪的关系、司法实践等方面提出了该罪可由过失构成的实质性理由,因而不能认为因缺乏所谓‘文理规定’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8]然而,其一,法定刑较低不可能成为过失说的理由。例如,替代考试罪的法定刑只是拘役与管制,但不可能认为本罪是过失犯。其二,修法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但如后所述,相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将污染环境罪限定为故意犯,依然扩大了处罚范围。其三,从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来看,也不能证明本罪可以过失构成。因为其他可以由过失构成的犯罪,都有关于过失的文理规定,而污染环境罪的刑法条文确实没有关于过失的文理规定。其四,过去的司法实践将污染环境的行为当作为过失犯处理,是以《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法条为根据的。另一方面,如后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后,也并非过去当作过失犯处理的行为,现在均不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发生的污染环境案件,也不能证明本罪可以由过失构成。

   诚然,仅有“文理规定”只是为责任形式提供了法律形式的根据,而需要更为实质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有实质理由就可以肯定过失犯的成立。要求有文理规定才成立过失犯,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49]换言之,“一个刑罚法规的目的,必须在它实际使用的语言中去寻找,根据它明显的和清晰的含义来解释。”[50]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刑法条文使用的文字及其文理,确定某种犯罪是否属于“法律有规定”的过失犯罪。处罚过失的污染环境行为的实质理由,不可能成为“法律有规定”的理由。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以实质理由取代“法律有规定”的判断,必然有损罪刑法定原则。

   还有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的规定已经表明,只要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均应当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这使得1997年《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已经失去意义。相应的,刑法是否明确规定某一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也显得无关紧要,只要实际上证明行为人对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持有故意或过失就足矣。”[51]但这一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事实上能证明行为人对某个客观不法事实有过失,某个罪就能够由过失构成。例如,如果能证明行为人过失破坏了交通工具,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按照刑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罚;如果能证明行为人误将熟睡的妇女当作为自己的妻子而与之性交时存在过失,也可以认定为过失强奸罪。这显然不可能被人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根据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推翻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因为相对于过失犯而言,只有“法律有规定”即分则法条规定了某罪可以由过失构成时,才符合第3条所称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的情形。如果不存在“法律有规定”的文理根据,就不能以行为符合第3条前段为由,直接处罚过失犯。如若认为刑法第15条第2款已经丧失意义,就意味着任何犯罪都可以由过失构成,这明显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第二,持过失说的学者一般会同时认为,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倾倒、排放或者处置有害物质这一行为本身,则是明知或者有意为之的。[52]然而,只要认为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本身就是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结果,那么,当行为人明知自己违反国家规定,倾倒、排放或者处置的是有害物质,却仍然有意为之时,就表明行为人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是故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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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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