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论中国物权法的历史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15: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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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体物,财富的存在主要通过有体物表现。以前的地主,有钱就做三件事:买地、建房、娶小老婆,还剩下钱就换成金条银条,将它们埋在地下或藏在夹层里留给子孙。在现代社会,财富有两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实物形态,土地、房屋等。另一种是货币价值形态,比如,上海一个车牌值四万多,车牌并不是有体物,我们不能认为那个牌牌本身值四万多,否则没有人去印假钞,全去制作牌牌了。这个车牌体现的是对公交资源的占用,是一个公交资源的占用份额。上海的公交资源是稀缺资源,只能通过拍卖加以分配,因而每一份额成为一定货币价值表现的财产。这类财产物权法管不管?如果不管,车主这一财产就毫无保障,有些地方就发生过随便收回或作废有偿取得的牌照。物权法是财产的基本法,应该管,如果将物定义为有体物,物权法就不能管。再比如,游戏里面的虚拟财产,游戏装备都是可以用金钱交易的;电话卡里的钱属于我所有,电话卡过期,并不意味着我丧失了卡里的钱的所有权。一个无线电频道使用权可以卖一千多万。这类财产都不是有体物。还有存款,无数的民法学家说存款人将钱存在银行里面,对存款只有债权。如果这样,我决不存钱。无论从生活经验上还是道理上,存款人对存款享有的当然是所有权[19]。银行为储户保管存款,但同时约定保管期(存款期)内有权使用资金同时支付使用费(利息),所以,储蓄合同是保管合同和使用合同的结合。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股民在证券公司存的保证金属于股民所有,期货条例也明确期民在期货公司的保证金属于期民所有,刚刚颁布的委托理财办法更是明确特定的委托理财帐户内的资金所有权属于委托人。生活比一百个民法学家更有智慧。上述可见,在现代社会,物,已经不能理解为有体物了,否则,物权法就只能管一部分财产,就成不了财产的基本法。因为现代社会的财富形式越来越多,财产的形态更多的表现为货币价值。中国物权法去掉从二千多年前的罗马法传承下来的“有体物”这三个字,说明立法者充分了解和深刻理解现代社会物权客体的价值化。

   第三,用益物权的现代化。独立的财产利用关系怎么体现?中国物权法借用了传统的用益物权。可是,用益物权是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那里来的,他们的用益物权是有缺陷的。这就是用益物权只限于不动产,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上可以设定用益物权,动产上不能。如果将用益物权限于不动产,非所有人对他人财产的利用仍然只能限于农业社会就有的那些情况,即地主的土地由他人耕种或使用。而现代社会的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普遍分离,恰恰离不开各种动产。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虽然也说现代社会已从财产归属为中心转向了以财产利用为中心[20],但他们只是说说而已,他们的建议稿中的用益物权依然限于不动产,依然是古老的罗马法就有的那几个土地用益物权。我观察到现代社会非所有人对他人财产的利用很多是以动产为客体的,因而提出动产上应该可以设立用益物权。比如,在飞机,轮船,汽车这些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在他人的资金上设立用益物权,就可以将基金、信托、委托理财等纳入物权法的范围[21]。我的意见遭到了一些所谓的著名民法学家的嘲笑,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自命不凡的告诉我:为什么动产上不能设立用益物权?因为动产价值微小,没有必要。他们似乎不知道现代社会有很多动产不仅价值巨大,而且非常重要。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里仍然规定用益物权限于不动产,为此,我写了一篇言语比较刻薄的评论,寄给了立法机关[22]。令人高兴的是,物权法草案第四稿的用益物权开始出现了“动产”两个字,直到中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23]明确用益物权可以设定在不动产上也可以设定在动产上。不要小看这两个字,有这两个字意味着财产利用的范围扩大了,物权法对财产利用的影响力扩大了,物权法在财产利用的领域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在中国物权法还没有具体的用益物权种类的情况下,作为一般条款,中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为今后各种动产用益物权的出现预留了空间。

   上述三个方面都是物权法最基本或最根本的问题,正因为中国物权法的基本面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尽管中国物权法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有很深的近代物权法的印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国物权法是现代物权法,是最先进的物权法。对中国物权法基本面的把握是正确理解和适用物权法具体规定的前提。现在很多解说中国物权法的书,忽略中国物权法第二条第1款的“利用”两字,曲解中国物权法第二条第2款为有体物,回避中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用益物权定义,这是在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物权法,将现代化的中国物权法混同于农业社会的台湾地区物权法。

   三、中国物权法维护了宪法的尊严

   物权立法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认识分歧:物权法能不能绕开或突破宪法的相关规定。开始是争论物权法区不区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不少民法学者反对,理由是:这样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地位低于公有财产,不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梁慧星教授的建议稿就没有作这样的分类。我和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则坚持了这一分类。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样的分类体现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财产现实。分类本身并没有哪一类财产优先保护的含义,并不影响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平等。这个争论后来发展到物权法要不要、能不能突破宪法规定。2004年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开了一个有关民法典的国际研讨会,有人在大会发言时给主张民法和物权法不能突破宪法的人扣了一顶大帽子: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一顶比极左还重的帽子,是极左的N次方[24]。我当时是主持人,本不应发言,实在忍不住就利用职务之便阐述了我的观点:你也是有意识形态的,只不过你的意识形态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羊吃人”时代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接受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民法不能突破宪法的规定,因为在任何国家,违宪都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宪法如果不当,只能修改宪法,而不能鼓励部门法违反宪法,这是现代法制的最基本的原则。

   自从吴邦国同志代表中央阐述了物权立法的三个原则后,中国物权法充分体现了宪法的精神。中国物权法第一条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立法的宗旨之一,并以第三条重申了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如何评价第三条?如果没有物权立法的争议背景,从纯粹的法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物权法可以不写第三条,因为部门法即便不写这一条也必须以宪法规定作为立法依据,而且物权法只是民法的一个部分,宪法的规定如果都出现在民法的每一部分,有点浪费立法资源。但是在很多人想把物权法拉出宪法的轨道的条件下,在物权法中重申宪法的规定,就很有必要。作为一个特殊处理,这样既可以回击那些指责物权法违宪的言论,又防止有人对物权法作违背宪法的解释。物权法政治性很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物权法的态度都不一样。比如,有人反对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更有人将物权法定位为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25]。而中国物权法坚持了平等保护国有、集体和私人财产。现在许多人将平等保护解释为私有财产终于能和公有财产平起平坐,似乎物权法颁布以前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法律上不如公有财产,这是一种误导。从宪法规定看,虽然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但这只是一种政治宣示,并没有任何公有财产高于私有财产的具体含义或解释,就财产的具体保护而言,二十年前的民法通则就确立了平等原则,国家、法人和自然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的财产自然也是平等保护的。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哪一条确认过私有财产的地位低于公有财产?至于实践中存在种种歧视或侵害私有财产的现象,既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观念和习惯,也是因为侵害财产是社会的一种存在。如果以实际的财产侵害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年,公有财产的实际地位远不如私有财产,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大规模流失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平等保护所要解决的不是某一种财产保护问题,而是包括国家、集体和私有财产在内的财产保护问题。这样理解才不至于曲解中国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中国物权法没有停留在平等保护的口号上,而是努力将平等保护的宪法精神有针对性的落实到具体问题。这是中国物权法的一大亮点。许多人认为平等保护就是不加区别的保护,这是一种只追求形式平等而不顾实质平等的努力。现代社会,实质平等和公平重于形式平等和公平,所以法律规定公共场合应有身体有缺陷者的专用设施、怀孕妇女不被解雇、十四岁以下的不负刑事责任。中国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浸透着现代社会的平等保护理念。中国物权法关于国有资产保护的规定是一个具体体现。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国有财产的规定比较少,而且比较空。因为当时反对物权法规定国有财产保护的声音相当大,有人说国有财产的保护是国有资产法的事,不归物权法管。其实说这话的人很清楚国有资产法虽然立项十余年但连影儿都不见。我认为国有财产也是财产,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作为财产基本法的物权法之外。国有资产法的保护功能与物权法不同,而且在国有资产法没有出台之前,物权法应承担更多的国有资产保护责任,这样才能使国有财产有与私有财产同样的安全。因此,我的建议稿里设计了许多保护国有财产的针对性明确的条文。中国物权法最终强化了国有财产的保护[26],尤其是第五十七条,对国有资产流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国有资产流失,离不开玩忽职守、内外勾结这八个字。没有玩忽职守、国有资产流失不了,不内外勾结,也掏不走国有资产[27]。中国物权法第五十七条第1款治玩忽职守,第2款治内外勾结。现在,利用关联交易、擅自担保和低价转让等侵占国有资产很多,而且很公开,新华社2004年报道某国有企业居然将价值千万元的大楼评估为150元,后调查证实千万元国资流入了私人腰包[28]。中国物权法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29]又是一个具体体现。私有财产易受公权力的侵犯而且不易得到法律救济。因此,针对私有财产常在征地拆迁中受到的侵害,中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对征地拆迁作了特别规定;针对以往的法律的欠缺,中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中确认了私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针对私有财产受侵害的形态,中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私有财产。重庆最牛钉子户问题上,记者告诉我北京很多民法学者站在政府那边。我说我站在钉子户一边。首先,旧城改造建商业一条街不属于公共利益,如果这样也算是公共利益,试问,还能举出一个不是公共利益的例子吗?公共利益一定不能有商业目的。其次,还没有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开发商凭什么断水断电,把这个房子整得象一个鬼子的炮楼?警察为什么不管?这明明是中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所禁止的破坏行为。

   坚持了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物权法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出发点。比如,中国物权法没有出现许多人盼望的法人所有权的提法,确保了国有经营性资产最终归属于国家所有;中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确认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此建立起独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国物权法与宪法的对接总体而言相当成功。

   评价一个事物首先需要对事物的基本面作出判断,中国物权法的历史价值是从物权法的基本面反映出来的。如果从物权法的具体制度和条文入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物权法是有许多内在缺陷的。这些在物权法中随处可见的缺陷来自于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信仰与理念的矛盾、知识与经验的不足。但研究这些缺陷属于物权法如何完善的范畴,并不影响我们整体评价物权法。

  

   [1]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 孟勤国等著《中国物权法一百问》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3]我不赞成巩献田教授对物权法草案的根本性否定,但我尊重巩献田教授发表意见的权利。

   [4]卢梭指出:“确切说来,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5]托克维尔指出: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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