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物权法如何保护私有财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15: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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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这不同于物权人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寻求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公力救济。学者普遍不谈自力救济,无法知道学者是如何看待自力救济的。但物权法草案没有承认自力救济,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也许无所谓,对私有财产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安全隐患。

   公力救济无疑是私有财产保护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但是,公力救济并不能随时随地保护私有财产,而且成本较高。私有财产大大小小,无处不在,不可能一一通过公力救济进行保护。侵犯私有财产有很多是些鸡零狗碎的事儿,争执的利益经常远不如打官司的费用。张家将猪圈砌在了李家门口,可以诉讼,但未必解决问题,法院强制执行拆掉了猪圈,过一段时间,张家又围个牛栏。在这种情况下,最切实可行的恐怕是你砌我拆,自力救济。物权是支配权,对任何旨在破坏私人对私有财产的支配状态的行为予以制止和防范,本质上是正义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自力救济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本能反应,除非情况特殊,没有人会眼睁睁地看着小偷拿走家中的财物。承认自力救济,不违背正义,又符合人性。从功能上看,自力救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预防作用,赋予私人以自力救济权本身就是一种威慑,想侵权的人不能不考虑对方实施自力救济的力度和后果,可能就放弃侵权的念头;二是控制危害,自力救济的实施使许多侵权行为得到及时的制止,从而减少和避免损失;三是降低成本,自力救济动用社会资源不多,耗费个人资财较少,与公力救济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应该承认,我国社会的公力救济的效率还不够高,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僻的地区,依靠公力救济并不容易,许多民事纠纷,是在民间解决的。因此,自力救济在我国是有较大需求的。

   或有人说,自力救济有私斗的性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律精神。这是对自力救济的误解。私斗是法律之外的暴力,当然不容于现代社会,而自力救济一旦得到立法的承认,就是法律之内的强制力,其实施按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正如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承认自力救济正是为了禁止私斗。不管立法承不承认,自力救济总是会发生的----在自已的财产受到侵害时大多会有反抗而不只是报警,不承认自力救济,就得阻止和追究自力救济,但这样的阻止和追究不仅存在着法难责众的困难,而且似乎是在放纵侵犯私有财产。既不承认也不阻止和追究自力救济,自力救济还真会成为游离于法律的暴力,问题更大。而承认自力救济,就可以规范自力救济,使大多数的自力救济行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公力救济形成合力,达到充分有效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

   由于自力救济是依靠私人的力量保护私有财产,因而,必须对自力救济作出严格的限制,防止私人的力量成为不受法律控制的反社会的暴力。物权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定自力救济:(1)自力救济范围限于公力救济不能时时到达或一时不能到达的场合。自力救济是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或不便而不是代替或并行公力救济。公力救济有一套程序,在时间上、空间上不能时时或及时控制侵权行为,因而需要自力救济。如果能及时而且有条件依靠公力救济,不得进行自力救济。(2)自力救济只能适用侵害较轻的侵权行为。自力救济的力量有限,对侵害较轻的侵权行为能起作用,对侵害手段和后果严重的侵权行为常常无用。因此,在侵权行为剧烈已非自力救济所可制止时,不得进行自力救济,以免事态扩大,使自力救济超出财产保护的范围和意义。(3)自力救济的手段须相对平和。自力救济应采用与制止侵害较轻的侵权行为相适应的方法,以保护财产为限度。如果自力救济招致财产侵权行为升级或人身侵害,就不得再进行自力救济,应寻求其他的法律救济。(4)自力救济应针对侵害行为和工具。自力救济在制止侵害行为时应尽可能避免与侵害人发生肢体冲突,发生肢体冲突应控制在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或及时停止自力救济,但对准备逃逸的陌生的侵害人,可以扣留并立即报告公安机关。自力救济可以扣押侵害人携带的证件、物品和侵害工具并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保全措施。(5)自力救济的主体是物权人及与物权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自力救济人不能限于受侵害的物权人,许多时候,物权人自力救济能力低下,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但自力救济的主体也不能太宽泛,不相干的人都来帮物权人自力救济,易扩大事态。以与物权人有利害关系作为自力救济主体的依据,较为合理可行,物权人的家人、合伙人或者保安、保姆都可以被认为是利害关系人。(6)不法的自力救济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武汉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 一说特殊保护,总有人把特殊保护等同于前苏联民法的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

   [3] 如国有资产易受国有财产管理者、经营者内外勾结的侵犯,若不针对这一弱点采取保护措施,国有财产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孟勤国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八十四条——八十七条规定了国有财产转让必须有公平的对价,原则上不得以国有财产为自然人和非国有的法人提供担保、捐助或赠予,评估机构与人员应对国有财产的评估结果承担责任,国有财产受到不法侵害的诉讼时效为五年等。这些规定都是针对长期以来国有资产非法流失的实际情况设计的。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269——27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

   [4] 经常有人说公有财产侵犯私有财产,这是不正确的。财产是客体,不可能相互侵犯,能侵犯财产的一定是主体。

   [5] 有人总想以“私权至上”来解决公权力滥用的问题,这是缘木求鱼。公权力的状态是一国民主政治状态的一个具体表现,不是私权强弱所决定的。就公权和私权的关系而言,私权永远不可能至上,因为私权最终是靠公权得到保障的。公权力撒起野来,什么私权都顶不住,远的如上世纪60年代的私有房屋改造,近的江苏某市的城管一脚踢死摆摊的妇女。

   [6] 孟勤国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七条规定:征收不得具有商业目的或其他非公共事务的动机,并须按时价补偿。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262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

   [7] 这是物权二元理论的基本理由之一。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第61——7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2版。

   [8] 以采矿权为例,如果只是一种行政许可权,政府部门就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收回,如果是一项私有财产,政府部门就不能随便收回,要收回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给予公平的补偿。对于权利人而言,两者的法律救济方式和结果完全不同。

   [9] 物权法草案第二条规定“本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传统物权法理论历来认为“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财产利用的地位根本不能与财产归属相提并论。物权法草案将归属和利用并列,体现了立法机关对现代社会财产关系的深刻理解。立法机关能在物权法的根本问题上不受主流物权理论的束缚,表现了立法机关的智慧和勇气。尽管物权法草案在物权法体例和一些问题上持保守态度,但有了第二条,就为中国的物权法开拓了现代化的空间。

  

   原载《法学》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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