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水浒传》主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5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15: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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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三十多年来,关于《水浒传》的讨论,大体上在作者、版本以及主题三个方面进行。不过,关于作者与版本的研究,虽然也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与史料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而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讨论则大为不同。研究者面对的同是《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全部存在,之所以会导出种种分歧的意见,决定的因素乃在于研究者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为了实现《水浒传》研究的新的突破,对于建国以来的《水浒传》主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也许是有益的。

  

   关于《水浒传》主题的不同观点,曾陆续见到不同的概括,简要说来,以下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为市民写心”说之间的论争,基本上勾画出三十多年来《水浒传》主题研究史的概貌,《水浒传》研究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也基本上可以从这一论争中反映出来。

  

   一

  

   “农民起义”说是建国以来最先出现、而且始终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但应该提到的是,茅盾在建国以后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对《水浒》描写的对象,用的是“梁山泊好汉”这一概念,对这些好汉之“逼上梁山”,他也是沿用传统的“落草”的提法。如说:“他们三个(指林冲、杨志、鲁达)本来都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终于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颇不相同。”(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二卷二期(1950年))而没有用“起义”、“造反”一类字眼。当然,“落草”一词在这里,是不包含任何贬意的。

  

   1950年8月发表的杨绍萱的《论水浒传与水浒戏》, 大约是《水浒》“农民起义”主题说的第一篇论文。杨文第四节“《水浒传》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说:

  

   《水浒传》这部小说被称为历史上的杰作,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道,主要的便是由于它写阶级斗争写得很火炽。却是读《水浒传》的人很多,常常看不到原作者的真意所在。一般读者多悉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一段,特别是那四句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浅白之见,便因此说《水浒传》只是写了一个“官逼民反”,在这四句诗却显露着是  “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惟这还是姿态,真正流露出原作者之真意的,实在是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收尾的一段……这里所见“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自己说出的基本观点,质言之,他所写的林冲走向梁山泊,是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而不是写的别的什么。(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戏剧报》一卷五期)

  

   杨文的基本观点,实源于陈独秀1928年的《水浒新叙》。《新叙》开首引“赤日炎炎”一诗,指出:“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不过,陈独秀没有加以发挥,反而说:“《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特别的深远意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重排汪元放标点七十回本《水浒》卷首)。杨文则不仅明确指出这四句诗是显露了“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把《水浒》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这当然是一种发展。王利器在1953年5月27日发表的《〈水浒〉与农民革命》中,也举出“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和“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两诗,认为这是“经过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立感受的”对于“宋代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反映,“比之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是毫无愧色的,因此加重了作品的真实感。然而,《水浒》的要求、希望,并不局限于此;它还要指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具体方法,那就是本书第七回结尾二句:‘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1953年5月27日《光明日报》)这种由作品中几首诗来判断《水浒》农民起义主题的作法, 影响极大,直到今天,依然是坚持“农民起义”说的重要论据。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在组织学员学习《水浒》时,就提出“以历史观点去分析、研究”《水浒》的意见,肯定“《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文艺报》1954年第3期)。冯雪峰曾去作过重要讲话,他的意见集中在《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不过,冯文直到1954年才在《文艺报》上陆续发表,所以现在可见的最早反映讲习所的学习成果的,当推路工1953年2月1日发表的《〈水浒〉——英雄的史诗》一文。路文围绕在《水浒》中“农民革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的中心论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论证之一:《水浒》中一百零八位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欺压、逼害,结果走上共同的道路——逼上梁山”,“打击了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官僚地主”,“宋江的领袖形象,是集中了当时农民革命领袖的品质和面貌”。

  

   论证之二:《宋史》上有简单的侧面纪录,“《水浒》却无比热情地歌颂了这支农民革命的队伍,它比《宋史》上记载的更真实。它集中地、细致地、生动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战争”:以梁山泊作为“根据地”,打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帜,  心怀“忠义”,“劫富济贫”。

  

   论证之三:“《水浒》所以是一部不朽的作品,正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关系;歌颂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革命英雄;暴露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官僚、恶霸地主。”(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下同。)

  

   同年,宋云彬、张默生也都发表了文章,肯定《水浒传》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及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张默生:《谈〈水浒〉》,《西南文艺》1953年第3期。 下同),“《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山东一带一部分有组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以梁山泊作根据地,先后推定三十六个大头领,七十二个小头领,以宋江为首,屡次打败‘官军’,打垮地主武装,做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宋云彬:《谈水浒传》,《文艺月报》1953年第3期。下同)。他们的论述,较之简单地从几句诗中引伸出农民起义的结论,自然要充分得多。

  

   然而,只有到冯雪峰出来从文艺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水浒》写农民起义的理论系统,才得以完成。冯雪峰最突出的贡献有两点:

  

   一、关于“真实性”。由于史籍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很少,这就提出了一个真实性问题。冯雪峰解释说,文艺作品不是真人真事的记录,所以允许有出入,甚至有极大的出入。《水浒》的人物,“连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宋江也包括在内,都是创造出来的人物……然而我们仍然说《水浒》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作品,那是因为从事件的表面上说它固然是有极大的不真实,然而从事件的根本精神上说,《水浒》的描写却是高度地真实的;其中的社会现象和斗争情况的描写也都是有高度真实性的”(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5、6、9、11期。以下凡引冯雪峰语而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文。)由于运用“真实性”的理论,冯雪峰就使《水浒》主题研究从史实细节的考订中摆脱出来,而进入了文学的领域,并对诸如“书中写的梁山泊,和朝廷是并不对立的”、“宋江和许多英雄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作者竟把梁山泊写成一座‘强盗山’了”以及受招安、平方腊等不利于“农民起义”说的问题也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解答,从而“保护”了“农民起义”说的核心论点。

  

   二、关于“典型性”。《水浒》中的许多英雄人物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这个问题单凭“真实性”还解释不了,冯雪峰于是又运用典型性的理论加以说明。他说:“文艺作品写人物,总要用‘典型化’的方法。不论写出来的是普通人物的典型,或英雄人物的典型,这种典型总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势力和属于这种社会势力的许多人的特点”,因此他强调:“这些英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从农民阶级出身,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

  

   冯雪峰总结说:《水浒》“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主干,全面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刻地、大胆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反映了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和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缺点,等等。”

  

   冯雪峰的论述,是“农民起义”说最完备的理论形态。经他论述之后,“农民起义”说长期居于正统的支配地位。但是尽管不曾公开受到任何异端的挑战,而在阐述这种学说的大小论著中,还是可以发现许多自我的保留和“防范”。如张默生在谈到《水浒》英雄出身时说:“这些英雄们的出身,有农民,有渔夫,有贫民,有无产流氓者,有商人,有行脚僧,有道士,有小知识分子,有衙门小职员,有捕头,有‘犯罪’的小军官,有分化出来的地主,也有没落的贵族等等,他们结合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来反抗当时对外屈膝对内屠杀的统治者”。由这么多种成份组合起来的人群,难免给人一种与“农民起义”不协调之感。宋云彬却想到了另一层:“梁山泊上的成千上万的所谓‘喽罗’是从哪儿来的,作者没有及时地、适当地交代一下。虽然读者也会想到那些喽罗们无非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但是不交代一下总是个漏洞。”应该成为主体的群众,反而隐藏在幕后——这对于“农民起义”说而言,无论如何是事与愿违的。

  

冯雪峰曾经对“旧的传统的看法”,即《水浒》的内容是“建立在‘忠臣义士’(而不是作为起义者或‘反叛者’)的宋江等人和蔡京、高俅等奸臣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表明了“忠奸斗争”说依然有着实际的市场。更多的“农民起义”说的论著,还为“市民”说留下了地盘。如路工说:“我们从《水浒》中可以看出: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正是当时人民(农民和市民)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冯雪峰更花了整整一章来谈“《水浒》和当时城市人民的正义斗争”,他承认:“《水浒》有不小篇幅,是描写当时城市人民的生活和正义斗争的,这些描写在《水浒》的丰富内容中也是极重要和极精彩的部分”。他也承认:“像《水浒》中所反映,在这样的封建社会中,在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之外,或者说在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城市(无论大中小城市)被压迫人民和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样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样是被压迫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他强调的是:“像《水浒》中所反映的这种城市贫民和一般平民的正义的、革命的斗争,从这斗争的性质和发生这斗争的社会关系上来说,是可以概括在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去的;而且,城市人民的这种正义的、革命的斗争,在事实上就常常是统一在农民的革命斗争之内的。”用“概括”论、“统一”论来处理城市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的革命斗争的关系,是“农民起义”说自身系统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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