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何路社: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兼与吴敬琏、韩东屏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15:11:35

进入专题: 公有制   私有制   生产资料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以法律的形式强行实现企业股份的社会化和分散化,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无法形成,并使劳动者也同时是有产者。尽管这样还是会存在大小股东的差异,但已将对剩余劳动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占有也分散化了。第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内统一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足以让劳动者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维持生存,以限制和降低企业大股东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程度。第三,鼓励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的劳动者组织工会与企业大股东及高管层进行工资谈判,用协议的方式形成企业内部的工资体系,形成公平或近乎公平交易的劳动力价格,国家则用法律的形式对之加以维护。第四,建立待遇可观的失业保障制度,使在岗劳动者和重新寻找工作的失业者在与企业谈判工资待遇时,还有讨价还价的底气和不受制于对方的退路,而不至于完全被动,只能选择就范于企业。第五,通过使用个人收入超额累进税率和开征高额遗产税等方法获得更多政府税收,将其用于社会二次分配和实行高福利政策以“劫富济贫”,即截取企业主或企业大股东等富人的部分资本(资产)收益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生活水准,使劳动者最终的实际收益,只可能高出其劳动力价值或他的公平的劳动力价格而不可能比它低,从而使在采取前面四种举措之后,企业中仍有可能残存的对剩余劳动的程度已经不大的不公正占有,彻底消失甚至发生些许逆转。[19]遗憾的是,这剂“药方”在理论逻辑上明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只顾及公平,没考虑效率。但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公平必须服从效率。若效率服从公平,这里所谈论的所有问题还不简单吗?

   其实,这剂“药方”基本上就是在为北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背书”。如瑞典议会早于1983年12月12日就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转变为工人所有的企业股份。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通过强化再分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更是世界闻名。然而,实际上这一模式并不那么一帆风顺,“高税收、高福利”确实拖累了“高效率”。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政治家约翰·奥古斯特·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在1856年至1866年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期间推出了旨在保护自由经营、保护自由贸易和保护产权的改革。大约从1870年到1936年的这些年里,瑞典奉行以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得到了年均增速2%的巨大回报,这比同时期内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要高,是英国这种经济大国的两倍。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多数党,得以成立政府。一直到1970年为止,社会民主党把持着瑞典政坛,慢慢提高税收,扩大福利政策,同时总体上保留了前任领导人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些年里,瑞典的经济增长曾达到2.9%。虽然在绝对值上达到了史上最高点(这还得益于技术发展和战后普遍繁荣),但这大约只是西欧各国的平均值(比如,同一时期奥地利的年均增速为3.5%。)。之后的1970年至1991年间,与其他北欧国家不同,瑞典第三次探索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雇主基金制”(即“雇员投资基金”法案)。通过此体制,私企的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工会管理的基金名下。这一时期,瑞典的平均增长率下降至1.4%,在西欧排倒数第二,许多成功的企业和个人纷纷离开了瑞典。经过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之后,瑞典开始重新着眼于市场改革,削减福利项目,大规模降低税收。这次改革颇见成效:1991年至2014年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上升至1.8%,仅略低于创下同期西欧最高增长率的英国。[20]所以,北欧国家在自由市场时期的经济发展都快于民主社会主义时期。

   如此说来,低税收、低福利,经济发展可能更好。那么,为什么这种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始终不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好比一些资本家乐于从事慈善公益事业——这种个人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现象,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这并不仅是资本家发善心,纯粹利他主义,而是其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认识。因为他们充分意识到了,社会两极越来越分化之下,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当大多数穷人无钱消费时,只靠少数富人的购买力是撑不起整个市场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失去了发展与发财的机会。因而它直接威胁到富人的利益,乃至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解决社会两极越来越分化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公益慈善在相当程度上曾拯救了美国。当年美国在经历了经济“野蛮生长”后陷入空前尖锐的社会危机,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公益事业异军突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资本家开始大量捐赠财富做慈善,完成了渐进性的改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既得利益者资本家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其一定不首先是从道德的角度,而只是他们把利益眼光看得更远而已。此外,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21]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追逐利润时是“利己”的,但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支配自己的财富时却有可能“利他”。因为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多,其“利己”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转向“利他”行为,通过慈善公益行为获得一种“助人为乐”的心理满足。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则是另一种国家从事的更广泛完善的慈善公益事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的渐进完善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其二,随着十九世纪以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强大力量的推动——其中争取政治上的普选权是一项重要内容,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普选权。即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他的财产、性别、年龄、种族、信仰等社会状况如何,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30年代,美国除少数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亚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英国迟约一个世纪后,在1918年也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金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候选人主动竞选的信息包装和传播影响过程中,最后到关键的实质性选民投票阶段,更还要看施政纲领是否能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劳动者选民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要想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都必然重视劳动者选民的利益,努力使自己的施政纲领迎合他们的要求,执政时因此也不太会受资本集团利益的制约所顾虑。对劳动者有利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自然就因运而生。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各种福利增加,并非资产阶级主动恩赐的,而是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让步。但逐利是资本的天性,资本投资和创新的冲动与利润呈正相关,随着公平上升,效率必然下降。如法国近年来深受经济衰退之苦,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劳动法和相关制度给予员工过高的福利,和近乎终身制的合同以及工会权力过大,这导致企业设厂、雇用和解雇劳工成本巨大,造成企业活力不强。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法国新上台的马克龙政府公布了劳动法改革法令,强力推动劳动法改革,以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法国企业家普遍对此次改革措施感到满意。相反,同时却也遭到不少工会和工人的抗议。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架内,无论怎么变,问题的实质都只不过是剥削得多一点或少一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逃不脱的宿命。

   “高税收、高福利”确实拖累了“高效率”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影响了劳动者的勤劳、责任、诚实等优秀个人品质。近年来,一些北欧经济学家将北欧福利制度与职场文化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丹麦经济学家卡斯珀·亨鲁普·达尔认为丹麦福利政策和其民众工作热情的降低有着紧密联系。瑞典经济学家马丁·伦格发现瑞典慷慨的病假保险制度让瑞典人更想呆在家而不去工作。其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年轻一代请病假的几率比老一辈人高出了20%。伦格称“年轻一代更希望获得带薪病假,这反映了福利制度在快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态度”。[22]北欧目前正在调整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逐渐向西欧靠齐。相信“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将作为一段历史最终会画上句号。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之根源和对策上,与前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公有制的老路走不通,私有化的邪路走不得,主张在否定公有制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眼下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范围内应“公有制、市场经济为体,私有制、计划经济为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对应,社会福利制度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制——非全部消费资料而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公有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并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功的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即在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上实行公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生活消费资料公有制,只不过是财产公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而政治公共权力与公有制有着天然的渊源和联系。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是追求财产公有制,但一定不能忘了其必须建立在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是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即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追求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基本生活消费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用资本主义来指称西方国家是恰当的,因为那时西方国家的选举权都是有财产资格限制的,只有极少数人有选举权,广大工人和农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因此,当时的西方国家的政权确实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财产资格限制逐渐被放宽,在已经实现了普选权的现代西方国家,其政权已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尽管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局限。何况现今的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实行了高额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等,这些说明目前的西方国家已很难称之谓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学者已把这种现代资本主义命名为社会资本主义。如刘福垣先生就提出“社会资本主义”,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私人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是时间上继起、空间上不并存的两个历史阶段”。[23]罗尔斯晚年曾得出结论,能够满足其正义二原则的理想型政治经济制度只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者“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以为,其实二者或许会殊途同归合二为一,最终都通向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能一直保持路径的正确,中国今后的改革实践将证成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韩东屏:《不消灭私有制也能消灭一切剥削——兼及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构成理论的修正》,《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2、曹思源:《国有制要逐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爱思想网》2008年6月16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213.html.

   3、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0页

   4、张思平:《布局调整仍是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任务》,爱思想网2017年10月1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370.html#.

   5、《理查德·尔沃夫:21世纪新社会主义正在形成》,晓舟编译,《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0日

   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9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虞崇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有制   私有制   生产资料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16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7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