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如实评估用益物权

——兼论现代中国的财产利用权利(占有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7 1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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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紧紧扣住用益物权能否解决现代社会财产利用关系这一主题,对用益物权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作者指出用益物权的客体几乎只涉及土地,在权利内容上只以使用、收益为目的,根本不具有学者所称的“现代物权法核心”的事实与功能,学者建议的用益物权,其实在二千多年前的罗马法时代就已存在,是照搬近代物权法,与现代社会毫无干系;作者进而阐述了现代社会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普遍分离的事实在客观上要求物权法确立统一的普遍的财产利用物权制度,并简要介绍了作者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以占有、占有权表述财产利用权利,以所有、所有权表述财产归属权利的二元结构理论中的占有权,最后以占有权解释和囊括了大陆法系民法无法解释和安排的物权化债权、特许物权、占有保护、占有权保留、信托财产、融资租赁、公司财产权利和票据财产权利等现象,以尝试简化和理顺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与理论。

   关键词:用益物权    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    占有权

  

   现代社会的财产问题,集中表现于财产归属与财产利用的两大范畴[1]。这一事实为学者不同的表述所认可[2]。以所有、所有权表述财产归属,乃大陆法系民法千年之精华,至今光彩夺目。对财产利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习惯表述为他物权——非所有人在他人之物上的权利,后来发展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被解释为支配物的利用价值,担保物权被解释为支配物的交换价值[3]。由此,中国一些学者坚信,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足以解释和解决财产利用中的权利义务问题,“以占有、占有权表述财产利用”的理论[4]自然就属于无事生非。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真能摆平现代中国的财产利用关系吗?在此试对用益物权作一分析[5]。

  

   一

   用益物权这一称谓颇有迷惑性,一般人甚至是对物权法有所了解的人,可能想当然地以为用益物权是一种广泛的利用物权,可以包括一切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事实。但实际上,学者一致认为:用益物权的客体应限于不动产。动产也是物,却不在用益物权客体之内,这本身就与学者对用益物权所作的概念描述不符[6]。不仅如此,张三租了李四的房屋住,完全符合学者所下的用益物权定义的条件,但下定义的学者绝不承认张三享有用益物权,他们只给张三以债权了不起是物权化的债权。学者何以前后不一,说穿了,所谓的用益物权,不过是罩在罗马法时代就有的地上权、地役权等他物权上的漂亮外套,是为了给“二战”以前的物权制度与理论涂上一层现代化的油彩。

   这可作一简单的对照。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7](下简称梁稿)中,用益物权有: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邻地利用权和典权;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8](下简称王稿)中用益物权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典权、空间利用权和特许物权。王稿的空间利用权和部分特许物权如养殖权、捕捞权等被梁稿分别吸收于典权以外的用益物权,王稿的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梁稿中合并为基地使用权,王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为梁稿的农地使用权。概括言之,梁稿、王稿的用益物权共为四种。其中,基地使用权或土地使用权“是一个基本与传统民法中的地上权相对应的法律概念……可以作为‘地上权’一词通俗而恰当的替代语”[9]。农地使用权或土地承包经营权十分相似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永佃权,梁稿、王稿均以永佃权法例说明之[10]。邻地使用权和地役权是地道的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地役权:“物权法应当规定地役权制度”[11],“地役权是种古老的用益物权”[12]。“典权为中国固有制度”[13],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作了专章规定。由是观之,学者号称“现代物权法核心的用益物权”[14],在“二战”以前的大陆法系物权制度与理论中早已存在,与现代社会[15]并无干系。学者总以二千多年前已有的用益物权说明现代社会重视财产利用[16],或者以现代社会财产利用的重要性说明照搬二千多年前就有的用益物权的必要[17],未免有些滑稽。

   问题不在于逻辑本身,在于学者似乎从来不考虑“二战”以前的物权制度在现代社会是否够用。除了一些现代物权法由“所有”向“利用”倾斜的空泛之论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对物权法的要求,仿佛罗马时代的物权制度已成为永恒的真理。其实,只要走出书斋,一个生活事实显而易见。现代社会中,非所有人利用的他人财产并非只有土地房屋,其他各种财产包括大陆法系民法所说的动产,普遍出现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相分离的情形,而分离的结果是一方拥有所有权,另一方拥有占有、使用、收益乃至于处分的权利。后者的权利都需要也应该被确认为物权——利用物权。以融资租赁为例,租赁物是设备、机器、大型工具等动产,不在学者的用益物权之内,但出租人的所有权几乎只能表现为租金收益权,而承租人却能独立自主地占有、使用租赁物,取得相关的收益并可在付完租金后取得所有权,承租人如此强力的对物的支配权居然不是物权,简直是在扭曲生活。又如投资基金,标的物是资金,也不在学者的用益物权之内,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的权利大到几乎就是所有人,但投资基金法不会认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所有人,基金所有权仍然属于基金持有者,不然,基金的代人理财的性质和功能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一种普通的物品借用关系,借用人对物的占有和使用也是对物的现实支配,其权利同样具有排他性,凭什么只认其有债权?同样是占有和利用他人的财产,或者占有和利用他人同样的财产,有的被列为物权,有的归入债权,总得有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或标准。

   用益物权的范围如此狭窄,势必导致大量的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关系得不到相应的调整。对此,学者问道于传统民法。普遍的做法是将许多因合同关系而产生的非所有人对物的支配权利视为合同权利,无论承租人、借用人、保管人事实上如何支配物,他们都只有债权。将支配权与支配权产生的基础关系合二为一,产生不少疑问。以农用土地为例,既然出租土地合同产生的占有和使用土地只能算是债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因合同产生,何以又能是物权?同为耕种土地,物权长到五十年,债权只有二十年[18],这二十年的标准从何而来?可否是十九年或二十一年?土地出租后,农户仍然有物权,承租人日日耕种却只有债权,又如何理解对物的支配力?承租人既然只有债权,又凭什么排除不特定第三人的不当干预?莫非债权也具有物权的排他性?类似的问题还可问很多。大陆法系民法中,债权、物权为两种截然有别的权利,前者为请求权,后者为支配权。一个合同关系产生物的支配事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合同事实而形成的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和基于对物的支配事实而形成占有人与一切不占有物的人的权利义务,后者是不折不扣的物权关系,所以,承租人是租赁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也是支配租赁物关系中的物权人。这是一个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的事实,也是一个略加思索就可以理解的大陆法系民法的内在逻辑。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颇不讲理的做法,一是以准物权或特许物权解决用益物权以外的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权利问题。采矿权、捕捞权、取水权,明明都按物权办了,就不给物权的名份,这有意义吗?准物权或特许物权是说这些权利都不是物权,是因为学者的恩赐才得以享受物权的待遇,这就彻底搞乱了物权的概念;二是以占有之诉给予利用人以保护,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占有”始终是个怪物,至今还未扯清楚其是权利还是事实,在体例上也很另类。“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三者共同构成物权制度的三大支柱”[19]。别忘了,后面还拖着谁都不要但谁都离不开的小尾巴——占有。从没有人论述过占有之诉是不是物权关系,就这样云里雾里过去了;三是将学者理不清道不明的财产关系一脚踢出物权法外。公司财产、信托财产、拟制财产这些现代社会中十分重要的财产,因其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的高度分离而为学者所不能理解,便被推给公司法、信托法和行政法管。这倒是一了百了,只是物权法被肢解得不象个物权法了。

   很少有学者论证中国非得将用益物权限于不动产不可。学者说:“在中外法制史上,用益物权的标的物的范围很广,可扩及一切法律上的物,至今如《法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上的用益权仍可在动产或不动产上设定,但大陆法系的东方各国,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则限于不动产”[20],这只是一个描述而不是理由。事实上,不仅是罗马法,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或是德国民法典,用益物权都可设定于动产,德国民法典中的用益权相当广泛,只是因其不能继承、不能转让[21]而缺乏商业价值,一向不引人注目。由于同属东方,学者受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物权制度和理论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连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抄德国民法典时没有抄全的地方,也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禁区,就太过分了一些。尹田教授在2003年12月中旬召开的“物权法学和两岸经贸环境研讨会”(福州)上傲然宣布动产不需要设定用益物权,既不象生活在现代中国,也不象生活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22]。现代社会中,动产不仅以其良好的流动性、变现性赢得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以稳定的价值形态扮演着实物形态财产同样的角色,王利明教授就注意到:“有价证券的出现,使动产较之于不动产具有更重要的价值”[23]。以企业财产为例,企业内的各种财产可能处于经常的变动当中,相对不变的是资产净值,企业卖掉一辆车或一台设备,具体的物品少了,但回笼了资金,净资产值没有变化,反之亦然。因此,以净资产值为一“物”交由董事会经营,与将一块土地交由农户耕种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为什么就不可以设定用益物权?学者也赞成以企业的全体财产作为一“物”设定企业担保物权[24],却不准以企业全体财产作为一“物”设定用益物权,何以厚此薄彼?

   上述可见,用益物权制度如要实现学者的期望,“是一个兼顾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两方面利益的用益物权制度”[25],“是现代物权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的主要载体”[26],就不能象梁稿、王稿那样设计,而必须解放思想,走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物权法,将用益物权的客体拓展到一切物权法中的物,使之成为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普遍物权。

   二

   用益物权是一个学理用语而非法典用语。学者以此通称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典权等具有使用和收益目的的物权。不太清楚用益物权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但就其定义的表述来看,可能是受罗马法的用益权的影响。在罗马法中,用益权“是以不损害物的本质的方式使用、收益他人之物的权利”[27],这与学者给用益物权所下的定义极其相似。用益权在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地位一向不高,主要是因为用益权在罗马法时代被定位为家长处分遗产的一种手段,从而限制了用益权的发展。无论是法国、瑞士还是德国的用益权[28],其所受的限制都相当严格,其中关键点是用益权没有处分权能,这可能是学者一致认为用益物权不具有处分标的物权利的源头。“用益物权在权能范围上没有对物之所有的处分权”[29],“在用益物权设定以后,物的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30]。

这就可以理解,学者为何将用益物权限于四种他物权。由于不能处分标的物,用益物权人只能就所有人所交付的物的现状加以支配,无法对他人之物作过多的事情,而占有、使用、收益他人之物又能基本维持他人之物现状的,也只有土地、房屋这样的财产。一般的财产,在占有和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到具体物品的处分问题,如此限定用益物权,无疑捆死了用益物权的手脚,连罗马法的用益权也得被剔除于用益物权,因为罗马法允许在消费品上设定用益物权。盖尤斯说:“《论行省告示》第7卷 如果葡萄酒、橄榄油及小麦的用益权被遗赠,所有权必须被移转给受遗赠人。然而,他应担保‘一旦他死亡或人格减等,便将归还同等数量和质量之物’,或者他应在上述物被估价后提供一笔特定数额的保证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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