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如实评估用益物权

——兼论现代中国的财产利用权利(占有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7 1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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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方法较方便。我要说此规则同样适用于所有别的消费物。”[31]消费物的用益物权形式上以两次所有权移转的方式得以存续,其实质就是许可用益物权人处分消费品,条件是用益物权人届时归还同等数量或质量之物。

   用益物权可否具有处分权并不重要。这只涉及用益物权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但当学者以为用益物权就是现代社会的财产利用物权时,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权利不得有处分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处分权似乎成了所有权的专利,尹田教授就发出这样的质问:国有企业若无法人所有权。如何处分国有企业法人的财产?国有企业如果只有经营权,他人向国有企业购买产品又怎么取得所有权?[32]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误解。首先,所有权从来不是处分权的唯一源泉,其他权利甚至公法上的权力,都可能导致合法的处分权。行纪人出卖委托人的财产,是行纪合同关系确定了行纪人的处分权;抵押权人拍卖抵押物,是担保法赋予抵押权人以处分权;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是司法权力造就了法院的处分权。处分权的本质是有权“处分”,而这个“权”不一定是所有权,虽然常常是所有权。同时,所有权的取得也不一定是所有权转移的结果,可能出自于其他合法依据。行纪、拍卖和强制执行还可以视为所有权转移,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善意取得、时效取得和拾得物取得,就与所有权转移无关,是取得人依法取得所有权导致原所有人丧失所有权。因此,非所有人利用他人之物的权利未必不可以包括处分权,这只取决于立法。只要立法确认国有企业经营权是一种有处分权的利用物权,那么国有企业就可以合法处分国有财产,他人就可以合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立法应否给予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权利以处分的内容,说到底,是一个现实生活需不需要的问题。这种需要首先来自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所有人和利用人都只想确立自然状态的占有、使用或收益的关系,那么利用人自然无需处分权,承租人、保管人和借用人通常是这样的利用人;如果当事人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意愿,着眼于物的增值保值,不在乎物的具体状态,那么利用人不能不需要相应的处分权以便物的流转。而是否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就得看立法的意志,如果立法认为予以满足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有利,立法就可以确认利用人拥有处分权,现代社会的企业、信托、投资基金就属于有处分权的利用——经营的是投资者的财产。但立法不能一一辨识那一种利用关系应有处分权,只能对某些常见的或重要的利用关系作出准与不准的规定,对一般的利用关系,立法只须给当事人留出足够的空间,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利用人是否拥有处分权。立法规定一个大的框框,给当事人以一定的选择自由,这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所有权就是这样一个大的框框,所有历来有“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33]之说。大陆法系民法其实也是这样操作的,只不过是以行纪合同、拍卖合同认定行纪人、拍卖人有处分权罢了。

   或有人担心,允许利用人拥有处分权会造成或助长对所有权的实质性损害。这是多余的。首先,是所有人的同意才会有非所有人合法利用所有权人财产的事实,而所有人一旦将财产交给了利用人,就已不能确保其对财产的所有权万无一失。张三将一把锄头借给了李四使用,李四有可能不予或无法归还,张三在决定借出锄头时一定会考虑到这一风险。因为可以请求赔偿,张三可能不担心李四不还,但如果这把锄头具有某种特殊的价值不能失去,张三就可能拒绝借出。权利的保护首先是权利人的自我保护。给不给利用人以处分权,最终是所有权人权衡利益的结果。在现代社会,给不给利用人以处分权,对于所有权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不给,利用人也可能作无权处分,而且常常无法查明原物的下落,即便查明了,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也常常使所有人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的主张落空。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有效的组织形式制约利用人的处分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的典范。这是将股东所有的各种财产包括现金、实物、知识产权等集合为一个净资产值,以会计核算特定化的净资产值为“一物”,所有权由全体股东共有,经营权由公司享有,公司作为利用他人财产的权利主体享有独立运作包括处分净资产值内的各种财产的物权。股东不是通过控制公司如何处分净资产值的个别财产来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利益,而是通过监控净资产值的变化来决定由谁代表公司经营。净资产值内的各种财产可以经常变动,从一种实物到另一种实物,从实物到货币再到实物,不论财产呈何种形态,都为股东所共有,但不由股东处分。公司依据经营权所作的处分行为足以保证第三人取得物之所有权,正如行纪拍卖足以保证第三人取得所有权一样。

   现代物权法应该承认利用人可以有处分权。首先,在确保所有权利益或价值的前提下,允许利用人处分标的物,将使标的物的利用不再受制于物的原有状态,从而提升标的物的利用效率。出租一批物品只能获得有限的租金收入,而投资于公司,虽由公司处分这批物品,但分享的投资利益所得收入可能大于租金收入,能买回更多的同类物品。这就是所有人普遍愿冒风险将财产交给他人利用的理由。对于社会而言,物品进入生产经营领域,降低了闲置的机率,也是一种效益,符合学者所说的“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原则[34]。同时,利用人有权处分标的物,能减少许多无谓的无权处分,强化第三人参与交易的安全感,从而促进商品流转和商品交易。对不动产,第三人可以通过查阅登记薄判断对方是否为所有人;对动产,第三人很难作出同样的判断。虽然动产有以占有推定所有的原则,但一旦出现相反的证据,推定就不能成立,如果法律只需要第三人判断对方有无处分权,交易的可靠性将大大增强。

   利用人处分权的另一层含义和价值是利用人处分自己在财产利用中的权益。学者也认为用益物权人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典权等,但将之归结为“对于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35]。这一说法的实质是将用益物权当成了处分权的客体,不知不觉走上了学者自己批评过的“地上权之所有权”的歧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本质是土地使用权人转让其基于土地利用而产生的凝结在土地中的财产利益,这些财产利益可能包括其在土地上的投入、付给土地所有人或前手土地使用权人的各种费用和土地在周边开发中的升值等。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土地利益的依据,土地中的财产利益是其交易或处分的对象或客体,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交易或处分的结果。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除了最初的土地出让以外,土地的流转或交易是由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完成的,因此,现代社会的商品交易并非都以让渡所有权为目的。理清这些,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社会财产利用物权的认识。

   上述可见,用益物权的毛病不仅仅在客体狭窄上,其权利内容设计不当才是其致命伤。不承认用益物权也可有处分权,就不可能将用益物权的客体拓展到一切物权法中的物,更不可能成为学者所说的现代物权法的核心。但倘若承认用益物权可有处分权,用益物权的提法似乎又不那么恰当了,这真难为了学者。

   三

   用益物权以其屈指可数的品种和使用、收益的有限目的将自己划入了“二战”以前的物权法,这对于一向畅谈物权现代化的学者,不蒂是个黑色的幽默。几乎没有学者不认为现代物权法应重视财产利用,有的学者为此还走上了极端[36],但药方依然是祖宗的。重视物的利用显然是相对于近代物权法重视物的所有而言,自然应有新的内容和特点。在我看来,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物权法必须确立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利用物权制度。或有学者不以为然,那就请学者仔细考虑一下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1.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形成三重关系。张三利用自己的财产,依然是张三与李四、王五等不特定非所有人的关系,而张三将财产交给李四利用,则形成(A)张三与王五等不特定非所有人的关系;(B)张三与李四的关系;(C)李四与王五等不特定非所有人的关系。图示如下:

   甲:张三利用自己的财产时:

   张三(所有人)←→李四、王五等不特定义务人(非所有人)

   乙:张三将财产交给李四利用时:

   张三(所有人)

   ↗                 ↖

   B                       A

   ↙                             ↘

   李四←—— C ——→王五等不特定的义务人

   (利用人兼特定的非所有人←)          (非所有人)

   甲图所示,所有权规则足以调整张三与李四、王五等一切非所有人的关系,尽管张三利用自己的财产也具有财产利用的意义,但未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没有必要单独评估张三利用财产的价值。乙图所示,除了A类关系外,还产生了B、C类关系,所有权规则依然调整A类关系,却无法说明和处理B、C关系。因为,B类关系中,需要解决和规范张三为何愿意将财产交给李四,李四为何愿意接过张三财产;C类关系中,需要解释和规范李四何以能对抗王五等不特定所有人,王五等不特定所有人何以要尊重李四的权利。这两类关系都是因为李四利用他人财产而引起的,超出了所有权规则的范围,因而需要独立评估李四利用财产的价值。

   2.现代社会普遍实现了财产所有和财产利用的分离。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三重关系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罗马法的地上权等,就是为了处理自物权即所有权无法处理的这三重关系:“地上权产生于另一不同的目的:弥补罗马法所有权概念违反经济原则的后果”[37],但直到“二战”以前,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还不是普遍的事实。在风车、水磨和马车的时代,财产利用主要是所有人用以满足简单的生产和消费,有时也许会让邻居使用自己的财产,但马车应该不会将财产带到过于遥远的地方。“二战”以后,以计算机、航天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速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走进了地球村、互联网、虚拟世界和知识经济。财产利用由以往主要是财产固有价值的释放转向了新的财富的创造,由以往主要依靠所有人个人的知识与能力转向了依靠科学管理系统和专业人士的技能。所有人当然仍可以自己利用财产,但在交给他人利用更能获取利益而且省心的条件下,选择后者自然而然。财产所有和财产利用分离的事实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现代社会大生产造就的丰富无比的商品、各种支付方式和公司、基金这样的组织形式,为财产所有和财产利用的分离提供了便捷、可靠和高效的保障。公有财产在财产所有与财产利用上呈现的天然分离,则加剧和深化了现代中国财产所有与财产利用的分离。

上述两个事实决定了现代社会应有什么样的财产利用物权。当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还只是社会上个别行为时,物权法可以忽略这些事实或只作小的调整,正如“二战”以前的用益物权那样。但当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已成为社会的群体行为时,物权法必须关注和重视其中的关系与矛盾,以免大量的B类或C类的关系因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而陷入无序状态。中国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B类、C类的关系处理不当。现代社会中,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已无客体范围的限制,实物与货币;动产与不动产;消费品与非消费品,所有人能有的财产,都可以交由非所有人利用,着眼于增值保值,所有人也习惯于不关心其交付的现金或实物的下落或命运,反正股票或其他权利凭证足以保障所有人利益不受侵犯且能有效变现。因此,非所有人利用他人财产的权利有充分的条件成为所有权那样的一般性物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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