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历史紧要关头的中华民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9 次 更新时间:2018-03-26 22:18:33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   民族意识   民族自觉  

周平  

  

   摘要:党的十九大在大会的主题、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历史使命、国家发展目标等的确定上,都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从而使中华民族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这样的凸显,既是政治决策的产物,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深重危机、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深刻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问题就会被历史凸显出来,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社群形式的中华民族,既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又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其形成和发展都是必然的,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民族”是出现频率极高的重要概念。大会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的确定和界定,都不仅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甚至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加以论述。会议还做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战略性判断,并据此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这一系列明确的界定和论述,把中华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地,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成为了分析和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基本维度,从而在分析和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上惯常使用的政党、国家、人民三维结构基础上,增添了民族的维度,形成了政党、国家、人民、民族的四维结构。

   中华民族得到如此凸显,的确令人欢欣鼓舞。那么,中华民族的凸显仅仅是当下政治决策的产物吗?还是具有更加深刻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关心和关注中华民族的人们心头的问题。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便可看到,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问题都会被历史牵扯或凸显出来。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的凸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在鸦片战争后被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的古老王朝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抛入范围空前广大和内容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之中,并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和对抗中连连败北。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失败,而是以小农经济支撑的传统文明在与以机器工业支撑的现代文明对抗中的失败。不过,受到悠久文明滋养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甘沉沦,迅即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自救图强。这样的路径选择从本质上看,就是寻找通向现代文明之路。历史研究长时段理论的倡导者布罗代尔说过:“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还指出: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以半个世纪、一百年、二百年的时段为基本量度单位,是人类深层持久、恒在的结构;在这种时段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的变化。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后,中国便开始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漫长的演变过程。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旋律。

   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化文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进程的每个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问题都会被凸显出现。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自觉、中华民族意识的巩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实现的,并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民族国家构建引发了民族意识觉醒

   对于在自身历史上没有形成产生“民族”概念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没有形成和出现过“民族”概念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以及围绕中华民族而开展的讨论,都无法回避“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问题,都以“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开端,肇始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何谈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概念本身。“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历史上众多族类群体凝聚而成的新兴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称谓,即族称,也是新兴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符号,是牵引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具有奠基的意义。同时,“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它的社会化,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和标志。

   论及“中华民族”概念,研究的兴趣和讨论的焦点自然会集中于梁启超。诚然,梁启超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而且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这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为此奠定基础的“民族”概念从国外引入中国等,都不是学者纯粹自发的行为,而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牵引的结果。或者说,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确定的思想或学者性行动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由此牵引出的深层次的历史逻辑并深受其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最先觉醒的中国人便开始了对自救之路的探索。但是,在探索初期最先受到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导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方针的出现。但是,在不改变中国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下的自救之路注定是行不通的。于是,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国家制度的宪政改革出现了,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人们,力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制度而实现自救和图强。虽然宪政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样的探索和努力已经触及到了国家制度这样的根本问题,促使中国开启了通过国家制度改革而实现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走向并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央,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这是一种将西方社会重新组织从而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巩固提供基本框架的制度体系。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支撑。然而,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进程来看,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这样的制度机制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是本质的和内在的。中国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国家制度,就无法回避民族概念和民族问题,也就必然地将“民族”概念牵扯了出来。

   梁启超就是在接触西方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中,感受并认识到民族与之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的,并进而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最终,梁启超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得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使“中华民族”概念有了稳定的内涵。“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

   辛亥革命在终结王朝国家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建立了初具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从而使“中华民族”概念开始具有了国族的意涵。但是,随后的民族国家构建却一直蹉跎不前,以逼清帝退位的方式换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以及北洋政府,并未将民族国家的构建真正向前推进。相反,连年的军阀混战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了严重的阻碍。于是,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也随之迟滞不前。“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这一观念都还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反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激发了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导致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同。研究者也认为:“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那时,“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后成为青年党)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一文就提出:汉族应“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主张“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1922年的中共二大宣言也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中华民族”并非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政治概念。它的广泛使用和社会化,不仅表明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快速觉醒,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的构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后,中华民族的构建便稳定的推进,进而又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条件和奠定基础。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言》宣称:“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彰显了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的意志。北伐成功而实现全国统一,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而成为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以后,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民政府在推进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逐渐构建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华民族构建的政策。这一时期,“由于蒋介石对孙中山建立‘国族’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理论非常推崇,故他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符号认同,在国家层面积极地予以推动”,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构建,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构建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互促进。

  

   三、国家遭遇严重危机促成了民族的自觉

   在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稳定推进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的这场侵华战争以全面占领中国为目的,不仅使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面临中断的危险,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了沉重的危机。然而,也正是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严重的危机反过来激发了全体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的加速进行。

   日本侵华战争把严重的灾难带给了所有中国人,中国人在保种图存的过程中便自然地加强了团结和凝聚,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1935年发表的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便是集中的体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个整体,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为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出笼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得以进一步地流传和发酵,不仅把日本“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策略进一步地凸显,而且使得“如以支那之过去而论,民国成立虽唱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在王公之手”等否定中国对满蒙等的主权的主张公诸于众。这样的宣称和论述,又将日本政论家矢野仁一早在1922年发表的否认满、蒙、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一文,再次凸显在舆论的焦点之下。这样的观点和议论,引起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警惕和忧心。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根据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差异而强调中国民族的多元化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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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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