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植根时代沃土——持续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现代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8-03-26 1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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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  

  

   2500多年前,菩提的种子散播四方、生根发芽、抽枝散叶,渐渐生长为人间的绿洲。250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曾经的绿洲已经变换了颜色,却越发衬托出那些千年菩提古树的苍翠遒劲、勃然生机。中国佛教,便是流淌着千年血液而又闪耀着时代新绿的菩提大树,古老而年轻,深邃而常青——这强大生命力的背后,书写着佛教中国化的不凡与精彩。

   凭借着缘起性空、随方毗尼的智慧善巧,佛教的种子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努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一步步跨越时代年轮,终于卓然成长为中华大地上的菩提之树。这棵菩提大树的枝叶散发着中国的气质,彰显着中国的精神;累累花果流溢着中国的智慧,凝聚着中国的创造。曾经异域他乡的种子,已然成为中华大地的绿荫。两千年中国佛教的生命,源自于中华大地,又回馈于中国人民。

   如今,置身于历史新方位的中国佛教,需要将古老的根系伸向崭新的时代沃土,让民族精神的枝干广揽全球文化的风云,在新时代持续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现代进程,使千年菩提树绽放出时代新绿,结出滋养民族、幸福人类的丰美果实。

   新时代必须持续推进佛教中国化

   自从佛教落地中华土壤以来,中国佛教的形态便取决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潮流。因此,当时代因缘和文化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佛教必然要进行自我更新,以新的姿态融入社会文化,进而服务、化导社会。这实际上是大乘佛教对缘起法的观待和通达,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公元7世纪,佛教完成了第一轮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完全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与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以及对礼制宗法社会的适应。19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佛教深深植根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转向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佛教也随之展开了现代转型的不懈探索。

   经过100多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和自我超越,中华民族终于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茫然走向自信,从学习走向引领。如今,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切近,中华传统文化也迎来了全面复兴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机遇。新时代的中国佛教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儒道文化、礼乐制度、宗法社会,也不是太虚大师面临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袭,而是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后工业时代、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文明也开始向东方文明寻求智慧启迪。佛教怎样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怎样回应世界文明重构的人类诉求?这些重大时代命题要求中国佛教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展开新一轮的中国化进程,让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同步,助力中华民族早日圆成中国梦、启迪人类文明走向新格局。

   佛教高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充分发挥其圆融中道、契理契机的大乘精神,随着时空因缘变化而不断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主动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主流文化,最终使佛教与中华文化高度融合,并使中国获得了“佛教第二故乡”的美名。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中国化持续推进,有必要回顾历史上佛教高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汲取古老佛教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让今天的佛教扎根时代沃土,生长出佛教中国化的新枝叶、结出新花果。

   政教关系的良性互动

   回顾佛教在中国走过的两千年,会发现佛教命运与国家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国运兴,佛教兴。国基稳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是佛教得以生存发展乃至兴盛弘扬的最大外缘。而佛教的健康发展也净化提升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因此,良好的政教关系一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主题。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源于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在洛阳建立白马寺,迎来了最早的高僧,译出第一部佛经。此后,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如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唐代的玄奘大师、宋代的契嵩禅师、元代的八思巴大师等,皆以其高德硕学、爱国情怀而深受帝王尊敬与信任,不少高僧还被皇帝封为“国师”“帝师”,为国运民生积极建言献策;而对佛教有着深入了解和好感、乃至虔诚信奉佛教的帝王也代代皆有。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正是这种相互扶持、同心同德的政教关系,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根基,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佛教在政教关系方面的稳妥积极态度,源自大乘佛教的缘起智慧和慈悲情怀。中国自秦代以来便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与此相应的主流文化模式,这与中国本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多民族共处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因此,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就是对国家缘起的智慧观照和对民族命运的慈悲关切,也是对大乘教义的真正落实。在新时代,佛教应将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佛教的智慧资源和慈悲情怀继续成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心祥和的积极助力与正能量,以更加深广的爱国爱教情怀书写护国安邦、复兴中华的新篇章。

   思想文化的融合创新

   佛教中国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而佛教中国化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思想文化层面的高度融合和创新性发展。

   思想融合的第一关是经典翻译。早期的高僧大德们智慧把握中国本土文化的脉搏,巧妙地通过“格义”之法,以道家玄学词汇诠释佛法,比如“有为”“无为”等,将精深的佛学思想融入中国已有的哲学体系,解决了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乘佛教经典的传译,缘起性空、平等圆融、慈悲喜舍、无常无我等核心思想,以及佛性论、涅槃论、唯识论、如来藏说等大乘学说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

   同时,这些新思想又与儒道玄学等中国本土思想激荡融合,最终创造了唐代八宗并弘的盛况。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的成立,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教义理论体系和修证实践法门。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天台观法,“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华严教义,“持名念佛”的净土修法,以及禅宗“默照禅”“参话头”等修行方式。此外,中国佛教还梳理整合全部佛教思想与经典,创建了“五时八教”“华严五教”“三教三宗”“渐证二门”等判教理论,总结出“五重玄义”等经典阐释方法。特别是《六祖坛经》和“即心即佛”顿悟之说的出现,更使禅宗心法广为流传,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在理论上的彻底完成。

   祖师大德们高超圆融的智慧和不拘一格的创新能力,不仅使佛教彻底实现了中国化,而且使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新源泉。比如禅宗思想直接启发了宋明理学“心性论”及道家内丹学,直到今日对中国乃至西方社会依然有着不朽的价值。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思想革新者,无不从中国大乘佛法中汲取救世的灵感和热情,并将之转化为中国近代历史变革和文化革新的精神动力。

   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不平凡历程,也产生了丰富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成果,犹如漫天繁星般照亮着中华文明史。比如中国历代共编纂了20多个版本的大藏经,每版多达数千卷,其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堪称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遍布名山胜地的寺院、佛塔、石窟、造像、壁画、书法等,美轮美奂、超凡脱俗,如帝释之珠点缀着神州大地。其中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等,更是闻名中外。在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佛教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重塑着中国的文学艺术。

   曾经在佛教中国化历史中散发智慧光芒和美丽光彩的佛教思想文化珍宝,需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彩。因此,如何将佛教思想文化与时代文化思潮相融相契,并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教思想文化新高度,将是中国佛教持续推进中国化的重要课题。

   社会生活的参与重塑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不仅是与国家政治的同兴共荣,更是对社会生活的主动适应、广泛参与、积极服务。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发扬圆融普被、广利群生的大乘菩提心、菩萨行,随缘施教、应机接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泛参与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移风易俗、提升信仰、增进道德、和谐人际、净化人心的重要社会作用。自古以来,文人士子到寺庙谈玄论道、修心养性、阅藏读书者络绎不绝;很多寺庙经常举办法会、庙会,并开展施粥、义诊、恤孤、养老等公益慈善活动,使寺庙成为地方文化教育中心和慈善中心;佛教的盂兰盆节(中元节)、腊八节等佛教节日,也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土生土长”的民间节日。因此,无论是不识字的匹夫村妇,还是士大夫阶层,都能在佛教中找到心心相印的部分;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庶民百姓,都能从佛教中找到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家园。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使佛教真正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同时,为了与中国社会制度接轨,禅宗祖师们开创了丛林制度,“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创举,保证了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融合。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佛教来说,也需要积极探讨佛教的自身形态和弘法方式应该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这既是佛教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必须,也是佛教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当代中国佛教如何持续推进中国化

   历史上佛教中国化能够取得如此灿烂的成果,并延续了两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一方面固然因为大乘佛教与中华文化拥有内在相通的文化亲和性,比如大乘佛教的缘起观、心性观与中华文化的包容变通、重视内省,具有交流融合的契合点。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历代祖师大德对佛教的创造性体证和创新性弘扬——也就是中国佛教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创造性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中国人的自觉和自信。正是有了这种自觉自信,中国佛教才是中国人体悟出来的佛教,是中国人实践出来的佛教,是中国社会塑造出来的佛教,也是中国历史打磨出来的佛教。这样的佛教,才是真正“中国化”的佛教。

   因此,当代佛教持续推进新一轮的中国化,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建构与探索:第一,从佛教中国化的内在主体而言,中国佛教界人士应当继承古圣先贤的优良传统,提升文化自觉和自信,建构中国佛教的主体性意识和创造性精神,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时代文化为土壤,以世界文化为借鉴,创造当代中国佛教的教义阐释体系和实践修证体系;第二,从佛教中国化的外部缘起来说,中国佛教界应当传承历史上佛教与社会文化高度融合的经验,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精准判断社会走向,深切回应人心诉求,以中国的历史新方位作为自身建设的定位,以时代社会的需求作为自身发展的方向,以全球文明的大势作为未来前景的视域,在拥抱时代、融入社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打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新高度。

   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6个关系中深入思考、勇于创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佛教基本教义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关系,戒律清规与现代管理制度的关系,出家僧众与在家信众以及佛教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建设寺院与服务社会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国际传播的关系。

   爱国与爱教的关系

从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正确积极地对待、建构政教关系,是中国佛教长远发展的根本外部保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安定、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新时代语境中来说,也就是要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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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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