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的面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9 次 更新时间:2018-03-25 2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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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中国土地基本上都已承包到各家各户,土地私有化是以承包现状确认土地所有权还是重新分配?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将引起农民之间的利益争斗。中国的第一轮承包发生于1980年前后,是以每户的人口多少按集体人均标准承包的,人口多的户承包的土地比人口少的户要多。第二轮承包发生于1995年前后,基本上是维持第一轮承包的状态,至今如此。但30年间农户的人口是在变化的,因而出现了人口多的户所承包土地少于人口少的户的现象。 对第二轮承包时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人口多承包地少的农户相当不满,而人口少承包地多的农户则非常拥护[30]。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农户的不满是能克制的,因为以后还有调整承包地的可能。如果按承包现状进行土地私有化,这部分农户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以后不再有调整土地的机会。如果是重新分配土地。人口少承包地多的农户同样产生不可抑制的愤怒,因为物权法刚刚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的财产。不仅如此,有些村还留有一些未承包的土地,这些地私有化給谁?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瓜分土地上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是不可能有九亿农民都高高兴兴坐在圆桌边签字的土地分配方案的。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土地的再分配都伴随着血腥的暴力和王朝的更替。现在搞土地私有化也不会例外。土地只要一开始私有化,整个中国农村就会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决斗场。那时,各种有权有钱有势的利益群体可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31],而大多数农民终将成为刀俎之鱼肉。

   其次是怎么节制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土地规模经营,是土地私有化论者绘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路线图。土地自由买卖看上去是一个愿买愿卖、公平交易的过程,但实际上,卖地大多是因为农民生计所迫,处于绝对的劣势,往往是”自愿”低价交易[32]。由此,以市场名义大规模低价兼并土地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社会动乱的词根,历代王朝只有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因为土地兼并造就大量的社会破坏力很强的流民。而学者研究指出,宋朝这个当年GDP占世界50%的经济强国最终就毁在放任土地兼并[33]。中国能够承受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吗?李昌平非常简洁地描绘了一副触目惊心的画面[34],而三十亩的地主并不大,远远达不到土地私有化论者希望的土地集中规模。不节制土地兼并,中国社会的崩溃指日可待,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任何土地的流转都是有期限的,土地承包期满,土地恢复到流转前的状态,农民不会失去土地[35]。因此,土地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节制土地兼并的调控机制[36],而且是一个以私权(所有权)为基础和动力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控机制。 土地私有化一旦毁掉了这个调控机制。中国再无节制土地兼并的可能。封建王朝可以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打击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我们现在是共和国,不能对私有财产恣意妄为。在市场的名义下。我们能找出什么理由对已经私有的土地的买卖横加干涉?最后只能对土地兼并放任自流。这种结果当然符合土地私有化的预期和目的,却是中国民族的一场浩劫。

   再次是怎么对待失地农民?通过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方面集中土地搞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同时让失地农民进城加速所谓的城市化。土地私有化论者制定这样的战略方针时,从来不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显得非常冷血。失地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工作吗?这个朴素的问题背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相互关系问题。在土地私有化论者看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市化的进程就越快。这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的逻辑——这个运动不管失地农民死活因而被誉为羊吃人。事实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城市化,但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只有城市化达到了足够容纳相应农村劳动力并且能够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时,相应的农村劳动力才能自愿而且有尊严的转移到城市之中,从而又促使城市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如果城市不能提供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是无法转移到城市中来的,2008年,中国就有数百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乡村。进城或者不回乡当然可以,但这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只是扩大城市的无业游民人群。以制造大量的失地农民的方式推进所谓的城市化是极不人道的,正如温铁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那样,所谓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城市贫民窟化[37]。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无法在城市立足可以回乡种地,求得温饱,土地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土地私有化下,农民卖地进城,再无退路,只能在城市贫民窟中挣扎。杨小凯说失地农民可以买保险[38],盛大林说农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39],可钱从何来?一个多数劳动力失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财力吗?这不是幼稚,而是欺骗。

   最后是怎么维持社会稳定?稳定才能建设,建设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裕,中国改革开放前100多年动乱的历史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土地所有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中国2亿多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6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社是千百年来一个或数个祖先繁衍的后代共同生活形成的区域共同体,其基础和纽带就是特定区域的土地[40]。了解中国农村的都知道,即便在解放前,土地通常也是不卖給外村人的,地主和佃农通常都是本村的人。土地集体所有比解放前的土地制度的优越之处在于防止了土地为本村的少数地主所有,而在不让土地流入外村人手中这一点上,中国农民的观念和习惯没有改变[41]。将土地集体所有定性为公有并給予各种解释是学者和政府的事情,在农民的眼中,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是村里所有的人都有份的[42]。土地集体所有并不是外来或人为的制度,而是从中国的村社内部生长起来的。村社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土地集体所有保持了村社的稳定,中国的农民不管走到哪儿,走多久,都可以回到村社,从而避免四处流浪。中国已经转移的一亿多农村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如此巨大的人口流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即便是春运期间也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民的流向是有目的地的。当土地可以自由地、普遍地卖给陌生的外村人时,向外流动的卖地农民不再有非回来不可的动力,新来的地主和雇工无须体会村社固有的气息。土地对村社的凝聚力将随之减弱直至消失。因此 土地私有化要摧毁的不仅仅是土地集体所有,同时也摧毁村社区域共同体。村社区域共同体聚集着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其稳定性基本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人为瓦解村社区域共同体是彻底改变几亿农民的生存环境,在没有谁包括土地私有化论者拿出善后措施的条件下。摧毁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的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土地私有化论者可以不在意中国是否稳定,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必须要求中国稳定,因为一旦中国陷入动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法买张出国的机票一走了之。

   尽管中国土地私有化甚嚣尘上,但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仍坚定地反对中国土地私有化,其中有严谨剖析中国土地私有化谬误的学者,更有大量激情痛斥中国土地私有化祸国殃民的网友。温铁军呼吁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他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将使资本以市场名义残酷地圈走农民的土地,看到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搞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农村凋敝、暴力冲突和城市贫民窟化,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农村没有任何土地私有化的社会基础和自然基础[43]。李昌平揭示土地私有是知识分子有意编的故事,因为他知道中国农民大多数没有土地私有化的愿望,他知道中国是不可以无条件搞规模经营的,他知道土地私有化将形成数量极其庞大的无地游民。温铁军号称温三农,长期奔走在乡间小路,地头田间。李昌平曾在乡镇工作了17年,2000年向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们了解中国的农村,所以他们能够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能一针见血的揭露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和祸害。

   难能可贵的是:当中国土地私有化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呐喊时,中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看穿了中国土地私有化的真正用心和危害,坚定维护了现行土地制度。现行土地制度问题确实很多,确实需要改革,但改革应当具有完善的目的性,不计后果或者暗渡陈仓的摧毁不是改革。因此,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伪改革。不管土地私有化论者如何丑化现行的土地制度,有一个事实不可否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居然破天荒地过上了小康生活,都是在现行土地制度[44]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中国土地私有化,不管是现在和今后,中国人民有权利大声责问:你们凭什么要求废除已经证明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效的土地制度而另搞土地私有?你们凭什么肯定土地私有是一个比现行土地制度更优而且优到非取而代之不可?你们凭什么认为土地私有是人类不可违背的选择尤其是中国九亿农民的心声?

  

   [1]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2]陈锡文:中国不会实行土地私有化。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1&id=118582

   [3]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有:杨小凯(2001)、陈志武(2005)、文贯中(2006)、李再杨(1999)、蔡继明(2005)等,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主张维持并完善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王小映(1999)、党国英(2002,2003)、张红宇(2004)、马晓河(2003)、赵峰(2003)、李竹转(2003)、李昌平(2008)、韩俊(2003)等。参见蔡继明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313

   [4] 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说“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转引自云淡水暖:《把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官员与小岗村农民强制置换身份》。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7/44648.html

   [5]“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见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更糟》。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5459

   [6] 在中国,以人品不好、能力太差这样的抽象评介贬低他人远比具体的指责有效。笔者注。

   [7]“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见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不会比现在更糟》。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5459

   [8] “对于很多打工农民来说,这份‘责任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似一份财富,却有无法变现,实际上成了城乡之间一道无形的壁垒,也成了限制农民个人自由的枷锁。‘责任田’还像是贴在农民身上的一张标签,使他们在‘身份’上与城里人迥然有别”。见盛大林:《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http://tieba.baidu.com/f?kz=153210055

[9]“为什么城市居民宁愿少生而农民却愿意多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里人多生孩子所产生的负担都要自己来扛,而农民多生孩子却可以把一部分负担转嫁给集体及同村村民。因为孩子出生后,村集体组织就必须匀出一份土地给他。所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客观上助长了‘超生’”。见盛大林:《农村土地到底该不该私有化》。http://finance.sin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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