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保:加入WTO新形势下关于金融改革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的对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7: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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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兴保 (进入专栏)  

  

   在中央党校一年的学习期间,我们几位学员(多数来自金融系统)运用所学的理论对金融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统一组织到上海、安徽和深圳等地就金融问题进行了调研。大家分专题各自写出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多次集中研讨,重点就加入WTO以后,金融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出了若干政策意见和建议。

  

   一、在改革和发展中控制、化解金融风险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控制、化解风险与合理承担风险的关系,同时重视两种风险。风险包含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往往与盈利机会相联系,对谋求市场机会的经济行为而言,要完全防范、杜绝风险,即将风险降为零,不可能也不合理。银行业务的基本职能,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情况下,经过认真、艰苦而谨慎地选择,在把握机会的同时,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银行面临的是两种风险,不良资产率高是一种风险,款放不出去,盈利水平低也是一种风险。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银行的总体风险堆有实质性下降,银行处置风险的动力和机制也是受到扭曲的。从这个角度看,近三年不少银行新增贷款不良率很低(1%以下),可否以为完全是好事,还有待观察。

  

   (二)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目前银行贷款出现了向大企业、大项目、政府背景项目集中的倾向,其中虽有促进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愈加突出。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和地方政府反映强烈乃至激烈,与银行方面的意见相当对立。有的商业银行方面认为,在自身不良资产率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对前景不明朗、发展时间短、信用度低的小企业贷款,不符合谨慎原则,企业提出的“好项目”,实际上往往变数很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则认为,由于过分强调防范风险,有些颇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得不到贷款支持,对有些扶一把就可能有转机的企业,银行也不愿去扶,使小企业的资金困境日趋严峻。小企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例如,风险和收益概率都较高、且处在创业期的高科技小企业,适合于由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服务;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客观上承担了较大的社会责任,应当得到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为大企业配套的小企业,可以在与大企业合作的信用关系中获得金融支持,等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了加快国有大银行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外,更多地将有赖于金融组织和服务的创新,建立起能够对不同类型企业提供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

  

   (三)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金融风险。银行的风险的累积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化解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必须是一个发展的、“蛋糕”不断长大、承担和化解风险能力逐步增强的过程。保持并促进稳定发展的环境,并积极利用由此带来的机遇,对控制和化解金融风险乃治本之策。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对银行化解风险至关重要,而培育、保持、促进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仅仅靠银行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二、深化金融改革,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要真正形成有效率的风险处置机制,有赖于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确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真正商业化的银行体制。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和思路,推动银行风险的控制和化解,而改革的基础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也难以真正到位。作为省级以下的分支机构,改革的自主程度有限,不能不等上面出政策。看来,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几大国有银行应有更大的魄力和紧迫感。交通银行在改制上已有一套较为系统的设想,包括引入两三家国际上有特色的外资银行作为投资者,以改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展开重组,并力争上市;逐步形成包含多种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等。这些设想若能实施,其体制架构和市场竞争力可望有长足进步。

  

   (二)着手研究银行混业经营问题。当前面临的一个矛盾是,固守分业经营将限制银行的发展空间,减弱其本来就不强的竞争力,混业经营则很可能加入原本就不小的金融风险。在我国现有的体制和发展条件下,混业还是分业经营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业务范围的选择问题,将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体制性矛盾的解决程度;二是监管的有效程度。在这两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混业经营的风险可能很难控制,将弊大于利。如果把着力点放在争取混业经营上,而忽视或回避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解决,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即使将混业经营作为可以争取的中长期目标,当前亟待研究的是混业经营需要银行、证券、保险业的何种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随着改革深入和监管加强,使混业经营逐步得以有序推进的途径和方法。

  

   从混业经营的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金融机构可以直接进入其他金融业务领域开展业务;第二种是金融机构可以设立子公司进入其他金融业务领域;第三种是允许跨行业金融机构共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实现相同业务的合并。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规模较小,业务整合模式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整体实力。因此,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比较符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这样一方面使经营具体业务的法人机构仍然保持分业的特征,有利于监管;另一方面,通过资产整合也有利于金融机构迅速提高资本规模和实力。光大集团的实践经验,也可为这种模式提供可操作的经验。

  

   (三)要按照股份公司的模式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近期目标上,应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商业银行制度”;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在四大银行中保持1—2家“国家控投股份商业银行”,其余则推行“一般股份商业银行”制度。

  

   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比过高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金融风险所在。这也是“入世”后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背负的最沉重历史包袱。开拓思路、深化改革、加大力度、综合治理,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金融业的当务之急。

  

   (一)按五类清分办法对各银行家底状况进行全面清理,科学、真实、规范地反映存在问题,实现五类清分办法与一逾两呆办法的口径并轨。只有情况明,对策才可能有力、准确、有效。

  

   除商业银行内审作用要充分发挥外,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应对清理结果认真检查和审核,发现弄虚作假、数字不实的要严肃处理。对风险形成原因要追查,凡主观原因导致贷款损失的要进行责任追究,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压缩不良贷款占比,要防止搞数字游戏。

  

   (二)将现有金融资产公司在体制上并入有关银行,在管理上做到职能、政策、账务、人员考核“五分开”,机构上另起炉灶负面效应很大,不仅成本高,而且其他弊端很多。一是在清理盘活不良资产中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支持配合,公司对逃废债行为制止无力。二是商业银行往往一剥了之,不仅推卸了自身责任,而且对不良贷款形成过程中存在的许多违规违法问题不去追究,资产公司无权无力追究。“穷庙富方丈”,国家白掏了学费。三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了一半、留了一半。包袱仍然很大。如果机构合并后,则商业银行其余不良贷款可以清理甄别,实行内部剥离,专户核算处理。

  

   (三)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办法,全面加大处置力度。对确已绝收损失的呆账贷款,要加大商业银行的剥离能力,尽快加以核销。对真正呆滞的贷款,应拿出具体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办投资银行的一些业务品种,并建立审批制度,批准减免利息,据实缩水,包装重组,国内外竞标拍售。对短贷长占形成的逾期贷款(含因此转入呆滞的贷款),应批准商业银行建立铺底基金贷款专户,根据企业补充流动资金能力,建立补资制度,重新核定中长期贷款期限,逐笔收回贷款。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要拿出一块来补充自有流动资金的不足,不能一味上新项目。

  

   四、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迎接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

  

   (一)尽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应对“入世”对我银行的冲击。要运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不对称原则”,在市场准入上,根据金融业的区域发展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同时在准入中附加合法的限制条件,为中资金融机构适度延长缓冲时间。运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度控制金融市场。有选择地引进经营稳健、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既减少金融风险因素,又可就近学习国际先进管理技术。同时坚持对等原则,均衡外资金融机构的来源分布、数量,合理掌握合资银行的控股比例,防范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此外,还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障条款”,合理合法地保护我银行业。

  

   (二)加大对外资银行开放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按照目前的政策,外资银行不会大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可以考虑进一步向外资银行放宽办理人民币业务的限制条件。把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纳入外汇管制范围,开放其对境内客户的外正服务。逐步放宽对外资银行办理中间业务及收费业务的限制。创造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开办投资银行业务。鼓励外资银行提供金融信息和技术服务。要以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来促进对中资银行的改革,以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来保障开放安全,以外资银行的有效服务和投入来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要彻底摒弃那些限制准入、消极保护、放松监管、税收优惠的过时策略。

  

   (三)正确处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关系。应当看到,随着外商企业实力的增强和中资企业走向国际,中国银行业必须提高自身国际化服务的能力。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必有一争,但竞争出效率,对全局有利,对客户有利。从竞争条件上看,中资银行有网络、客户、关系优势,外资银行有管理、技术、产品优势,各有所长,宜于合作。从服务对象上看,中资银行由中资企业向外商企业发展。外资银行则由外商企业沿着供应链和销售链向中资企业发展。从经常机制上看,外资银行比中资银行更灵活、更高效,加快中资银行的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由此可见,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的战略关系应当是业务上有合作、服务上有竞争、体制上有融合。

  

   (四)加快境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外资银行在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并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市场体系的形成。银行是鱼,金融市场就是水,有鱼没水,不堪设想。要加快境内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逐步放开对利率、汇率、费率的管制;加快金融结构调整和混业经营步伐;打破金融地区封锁,打破金融业中的各种垄断;创造条件建立境内国际金融中心,在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开放离岸业务;大力整顿信用秩序,增强企业和银行的透明度,建立同业自律性组织,最终构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统一金融市场。

  

   五、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强监管,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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