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保:生态平衡与农业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6: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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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兴保 (进入专栏)  

  

   生态平衡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忽视了这个问题,干了许多违背生态规律的蠢事,经济效果低,常常得不偿失,直接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以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生态平衡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农业生产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即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通过人类活动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农业生态系统,它由生物和非生物两大部分组成,具有其他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其基本成分是无机环境(光、热、水、气、土、肥等无机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是生产者,它通过光合作用把光能变成化学能贮存于自身有机体中;动物是异养生物,靠植物为生,既是消费者,又是营养物质的再生产者或称次级生产者;微生物是分解者,它将动植物残体分解,使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变成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后供植物再利用,正常情况下,这些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之间构成完整的营养结构,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以及生物群落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平衡与协调的关系就是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需要不停地进行能量的转换与物质的循环,它也和生物种群、有机体一样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它所经受的外界影响或干预只要不超过阈限(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定界限,也称忍耐极限),便可自动调节而恢复正常功能,使生态系统出现新的平衡。所以生态平衡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农业生态系统与一般自然生态系统所不同的是:人类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人而加入生态系统消费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的人而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这里,输入的是环境资源,中间经过多种生物群体的转化、循环,输出农产品。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变化,环境资源往往不能充分、均衡地满足各生物体的转化需要,所以农业生产既受益于自然,又受制于自然,人类要想获得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对自然进行干预和改造。因此,“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所谓自然再生产,实质上就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途径。

   生态系统保持平衡(指动态平衡,下同),自然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恩格斯指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2]只有当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稳定时,生物才能获得不可缺少的物质和能量供应,正常地生长发育,完成其生命发展周期,所以农业生产活动必须以生态平衡作为行动和决策的基础。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栽培技术措施和投入新的能源(如培育早、迟熟品种)来缩短或延长自然再生产的时间,但不能违背生态平衡的规律,更不能取消这一过程。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的再生产是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古代刀耕火种和轮荒制的粗放经营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相对地说,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由于处于彼此相互隔绝状态的单个劳动者的独立活动而显得软弱无力,农业生态系统所受到的损伤大多是机械性的,而且这种损伤可以自行修复,所以人们很少感受到生态失调的情景,加上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把生态平衡条件下的自然再生产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客观基础。

   现代农业出现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使“绿色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兴起;生物固氮、遗传工程以及人工合成蛋白等生命科学的新成果,使农业生产的许多环节产生了近于完全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的农业生态系统原来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途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尽管如此,自然再生产的规律仍然是不可抗拒的,生态平衡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从长远来看,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食物生产系统。一方面,人体需要的各种碳水化合物、脂肪等,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目前都不能用工业的方法从无机物中合成;另一方面,动物饲养业可以把植物中的营养物转化为新的营养物质,这种转化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说都是不能替代的,即使将来能够从无机物中用工业的方法合成生命,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放弃农业生产这种用最方便、最经济的方法取得食物的主要途径。从世界上许多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来看,这个基础作用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农业的措施和方针与生态平衡的要求会有一定的矛盾。例如,为了得到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如果片面追求农业发展的高速度,就必须从农业生态系统以外引入大量能源,对农业自然资源也会掠夺性地利用,引起资源利用与更新的矛盾,导致资源匮乏,能源紧张。又如,用现代工业武装农业本来是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如果不按生态平衡的规律办事就会毒化环境。工业装备农业的动机会带来污染农业的后果。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本来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如果违背了生态平衡的规律,盲目地大面积栽种单一作物会使植物群落结构越来越简单,农田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而降低自动调节能力。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忽视了生态平衡的基础作用,就会使上述矛盾激化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美、苏、日等国就有过这方面的惨重教训。

   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较短,19世纪末、21世纪初,为了使农产品的增长适应国民经济称霸世界的需要,曾在中、西部大规模垦荒,其耕地面积在1880年不足1.4亿英亩,到1920年已增至4.8亿英亩。[3]大片森林草原被毁,水土严重流失,造成多次席卷全国的“黑风暴”灾难。1934年发生的一次最大的“黑风暴”,从美国西部干旱地区刮起,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40公里,形成升高3400米的黑色尘土带,越过美国2/3的大陆,刮走三亿多吨土壤,使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这场生态危机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苏联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是急功近利,犯了美国同样的错误。他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动员全国为在奶类、肉类和某些农作物产量方面赶上美国,1954—1960年内共开垦荒地6.28亿亩,从北方的森林区一直到东南一带的干燥大草原都垦荒种上了玉米、豌豆、甜菜,毁掉了牧草和燕麦,造成大面积长期的风沙灾害和水土流失。据1968年苏杂志透露,仅在其欧洲部分,遭受水蚀的耕地有近5000万公顷。现在苏联水蚀和风蚀面积约占农业用地的1/3。[5]生态平衡的破坏加剧了苏联因粮食欠收而经常在国际市场抢购粮食的局面。

   日本地少人多,他们主要侧重于生物技术的现代化。虽然他们没有像美、苏那样滥垦植被招来自然灾害,但是,由于许多生物技术手段违反了生态规律而带来了严重恶果。许多地方过多地投放化肥、农药,使地力下降,有毒物质通过生物的富集作用而使农畜、水产品质量低劣,人体本身也受到威胁,多次发生过水稻中含有毒素过多而引起食物中毒、人身死亡的事件。在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同时不重视农家肥的利用和处理,1974年和1976年,仅因家畜粪尿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就分别有10776起和8421起之多。[6]

   生态平衡长期遭受破坏是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美、日、苏等国严重破坏过生态平衡,但是为什么他们又能很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呢?这是由他们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首先,他们都有雄厚的资本和现代化的工业来武装农业,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时抗逆能力;其次,美、苏耕地面积多,人口少,可以通过休耕、弃耕、轮作等办法较快地恢复地力、稳定地貌,修复生态平衡;再次,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大量进口能源、农副产品,出口成套设备和其他成品的办法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这些措施和方针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多年来我们没有考虑到本国国情的特点,在农业建设中,50年代照搬苏联的经验,最近几年又曾一度照搬美、日的办法,把高速度作为农业宏观决策的基点。因而跟着别人犯了类似的错误,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却不具备发达国家很快修复生态平衡的国力,造成平衡长期失调,农业发展缓慢。

   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过去我们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片面认为人多好办事,农业生产中热衷于人海战术,想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超英”“赶美”,实现农业现代化。因而不但不适当地控制人口增长,反而在农村推行了一条鼓励人口出生的政策(如按人头分配),促使人口爆炸性地增长。目前农村人口有八亿多,约相当于解放初全国人口的二倍。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既使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急增,也使社会经济系统的生产者增加。但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也有限,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只好缩短食物链,从而引起农业栽培和养殖的单一化,淀粉粮食作物比重相对增加,最后导致人们食物构成的恶化。据科学家分析:食品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食用单一淀粉粮食其蛋白质含量不能满足人体需要,长期下去就会影响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人的质最下降。所以人的数量增加不等于生产能力的增加。据前两年统计,我国许多地方不仅农闲季节大量劳力无活可干,而且在正常生产时间中,以劳力“轮流出勤”的形式掩盖着的过剩劳动力人数达30%—50%。1978年比1952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1.3亿亩,而农业劳动力净增1.2亿人,说明农村存在大量的过剩人口。他们对自然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从生态系统中获得了物质和能量而不能相应地进行补偿,使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天平”倾斜了。

   农村人口急剧增长以后,本应充分发挥人多的优势,精耕细作,大地绣花,发展多种经营,把着眼点放在144亿亩国土上,以发展生物技术为基础,因地制宜,有步骤有选择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可是,我们又一次严重违反了生态规律,只着眼于15亿亩耕地,把农业的根本出路局限于机械化上,而且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高要求,许多地方片面地、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一些不适合大中型拖拉机耕种的地区、丘陵区为了机械化而在山区大造平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恶化了生态环境。

   农村人口的急增、机械化孤军深入再加上国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引起粮食紧张,不得不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否正确,下文将分析),具体执行这个方针的时候往往丢掉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一些本来适宜于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渔生产的地方,都单打一地抓粮食,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恶性循环现象。

图示说明:农民为了完成国家粮食征购,满足自己生活上的起码需要,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必须扩大耕地而积、提高复种指数,同时要解决烧柴问题,导致森林、草原破坏,引起水土流失,烧柴更紧;风水侵蚀加重干旱又加速土壤有机质的分解,肥力下降进一步影响单产,森林破坏进一步影响烧柴。这种恶性循环反映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不全,种植业跣足前进,生态系统严重失去平衡。据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上述恶性循环使南至海南岛、西双版纳,北至大兴安岭,水土流失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现在长江中上游的含沙量比1958年以前增加了近一倍,西至新疆、北到黑龙江、南至黄淮海平原的17个省、市、自治区有近一亿亩耕地不同程度地遭受盐渍化威胁。从1978年末统计的15个林业省情况看,国营采伐林地8828万亩,只有57%得到人工更新和自然更新,没有更新或被垦作耕地的有3838万亩,其中1200万亩成为荒山秃岭。自然植被遭受破坏以后,生物圈下垫面的性质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森林—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高大的植物群落,它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只是提供木材,而主要是调节整个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例如,它可以增大空气湿度,在一定幅度内增加降水量,增加水分的输入;它又可以减少地表迁流和风水侵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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