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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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  

  

   “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个题目,现在是一个热点,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涉及财税和货币问题。

  

   一、美国税改以及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分析美国近期税改,对研究中国税制改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国内部分专家对美国的税改是有误判的。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就对他一直是负面评价。他当总统后提出税改法案,有人认为这个法案通不过;减税法案通过后,又有人认为减税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认为税改主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而中产阶级没怎么受益,认为这个改革不会成功。

   里根在上世纪就实行过减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

   (一)里根税改效应及对世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德国等国人均GDP都超过美国,特别是日本已经超过美国40%左右,而且那时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差异一直在加速拉大。

   但是进入1990年代,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全开始落后,2014年已经下滑到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70%上下。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开始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实施以后产生了长期效果。

   原中国驻联合国的科技参赞冀复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彩电、电冰箱对美国出口,对美国本土市场形成强大冲击,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很强,日元升值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话题。冀复生认为,1990年代初期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扭转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信息技术突破造成了美国甩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状态,而产生信息技术突破的原因,与里根总统减税是完全对应得上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做到财政赤字为0,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激发了美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从而激发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力,导致美国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政府财政盈余、人均GDP领先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技及其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国综合国力持续领先。

   美国跟很多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美国的模式是一个技术就由一个公司来做。比如因特尔就做芯片,IBM就做计算机,微软就做操作系统。但是就美国经济体整体而言,美国与其它经济体竞争是整体的领先,而非是某项技术领先。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无论是从经济历史数据分析,还是从科技进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里根时期减税确实推动了美国信息技术的突破——这不是一般的改进,而是有实质性的结构性地提升。这就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的长期影响。

   (二)各国制造业纷纷流向美国本土

   当前特朗普政府又开始推行减税,但一些专家学者的分析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一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减税无助于改善赤字和债务问题,减税会使实体行业的资金流向金融行业,等等,总之评价都是负面的。远有里根减税带动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持续领先的基本事实,近有特朗普减税迫在眉睫的现实,我们必须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将会使美国形成一个税制的政策洼地,因为企业税负低,政策吸引力就更大。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已有部分民营企业和央企去美国投资建厂。社会上曾经热议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赴美投资建厂的事情,当前比亚迪也准备去美国投资,民企玖龙纸业也要去美国投资建厂。福耀玻璃是做汽车玻璃的,在美国有市场,而玖龙纸业原是面向我们国内市场的。

   除了民营企业,一些央企现在也在考虑去美国投资了,例如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即“中建材”)到美国投资做建筑玻璃;再如大型央企中车集团在美国投资两个地铁车辆生产项目,用于更新美国地铁车辆,以抢占美国市场。德国的宝马、韩国的三星等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开始准备到美国投资建厂。这一趋势甚至冲击到了劳动力成本洼地墨西哥。

   就其本质,外国投资这一趋势只是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解决美国的技术进步问题。这些企业去美国投资生产主要会增加美国本土就业,降低失业人口,减少失业金的发放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同时增加税收,从而改善美国财政经济状况。

   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要将美国的GDP增长率翻一番,美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3.3%了,特朗普又喊出要美国经济增长重回4%甚至5%的目标。其依据就是将国外的企业吸引到美国去,增加就业,推动GDP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促进财政平衡。

   (三)减税使美高科技企业海外资本回流

   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影响最大的还不仅是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制造业,而是要吸引美国高技术企业的海外资本回流。按照美国当前的税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赚了钱、将这笔利润拿回美国,要向美国政府上缴35%的税收。此次特朗普税改将海外利润汇回的税率降低为最低甚至是8%,减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税,将吸引许多美国公司在海外留存的利润和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

   这个动向是非常最值得关注的。首先,这类资本回到美国,既不会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去生产鞋袜等日用品,也不会投向普通资本密集型企业——比方汽车玻璃、建筑玻璃、轻轨车厢之类。美国的海外资本回归本土之后,会大幅度增加对高科技研发的投资。因为美国在海外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除了一些金融机构之外,主要是科技领先的企业。比如微软,已经开始准备把海外的利润拿回美国去投资科技研发。当前,美国很多高科技技术都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而回流的资本会大大助力其发展。这个动向是最应该高度关注的。

   比如,英特尔和IBM正在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技术。该技术可能成为新的一个科技突破台阶,如果美国的量子计算机技术登上了这个台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会发生深刻影响。这里有一份材料,比如破解一个密码,对现在的计算机技术而言是100年的工作量,对量子计算机技术而言只是以秒计的工作量。一旦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进入实际应用,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统(金融账户系统、军队武器系统、个人身份社保系统,等等)都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技术进步的冲击影响绝不是企业多挣多少钱,政府多收多少税的问题。

   IBM公司已经宣布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因特尔公司预测5到7年内量子计算机就可以达到商业工程规模。尽管我们经济研究者无法对量子计算机技术做特别精准的评估,但毕竟这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这才是美国资金回流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的钱、韩国的钱、德国的钱流往美国起不到上述作用。对此,我们要有应对的考虑。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财税、就业等经济领域,应该看到减税政策对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的重大潜在影响。

   (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能力高于预期

   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对当前美国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估计得很严重。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我们既要看到它对美国本土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其对美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存在潜在的正面影响。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也遇到一些困难,天下没有一项政策的推行没有困难和问题的,哪个国家都一样。美国减税有助于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核心问题是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他那些根据竞选口号提出的法案在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以后,都在一个一个通过。包括穆斯林移民政策,一个地方法院把它封杀了,后来修改了两条,现在已经在全美推行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一开始说工程浩大,后来有人提出来做成一个光伏墙,变成投资,还能发电,现在也开始建了。减税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施政方案之一,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所提出的东西,在政治上经过一番讨论,折中、让步以后,大的框架都是按照他的主张在推行。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应该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中国宏观税负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决策层提出很多经济战略上的政策,这里集中讨论财税方面的问题。

   (一)降低宏观税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稳定宏观税负”。大体看,有关专家对宏观税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看法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较低,国家应该提高宏观税负,理由是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政府可以多集中点资源来办大事。第二类看法是应该维持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第三类看法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比较高了。

   很多人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坚决反对认为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主张,用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宏观税负不高。我是主张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我认为当年提出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更多的是决策层出于需要有个观察和判断期的考虑,而不是认为当时宏观税负水平合适的判断。宏观税负的问题太大,上涉及国家的开支、收入,下涉及到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储蓄等决策,所以要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做出一个全面性的判断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判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开始逐步部署经济战略的调整,以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供给侧改革执行半年后,2016年7月,政治局开会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决策层再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偏高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2017年5月份,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税负问题的调研是俞主席提出来的。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2017年底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长肖捷提出继续减税降费,国务院在最近几次的常务会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强调应该继续减税降费。

   最近,一些不赞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专家又出现另外一类声音:继续减税的前提是先减支出,如果减支出的方案不完备,减税的政策就需要慎重。

   (二)关于宏观税负的两个政治判断

   我认为,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仅是经济判断,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判断。

   第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断。这种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要支撑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观税负取决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点扶持、花钱多,有的要从企业多拿或少拿钱,这都是有政府目标的,是一个政治判断。所以,将视野局限在同美国、英国、北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以此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而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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